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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版主 xiaobuyu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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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的孩子被盗了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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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被盗了
丢了孩子的家长们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8月4日,家住深圳市白石洲的孙海洋跟以往一样,在凌晨1点左右起身做包子。打开屋门,他习惯性地四下张望,想着自己的儿子会不会突然出现在门口。2007年10月9日,年仅三岁的孙卓被人贩子拐走后,孙海洋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这一次,他又失望了。

孙海洋的包子铺自2007年11月起,就改头换面成了寻子店。门口招牌上黄底红字,写着“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旁边的木板上、树上,贴满了孙卓的照片和寻人启事。

近一年来,卖包子只是这家人的副业。

继孙海洋的寻子店后,深圳的彭高峰、广西藤县的黄佩云、陕西西安的余辉也用同样方式找起了孩子。此前,民间自发的救助方式还包括寻子扑克、宝贝回家网站及广东东莞、河南郑州等地的寻子联盟。

掉了的孩子

孙海洋把孙卓的被偷和自己2007年10月8日的一个梦联系在一起。

梦里,一家人围坐着吃年夜饭,可发现少了孙卓。孩子的奶奶问了句,孙卓呢?旁人告诉她,被人贩子偷走了。全家人听了似乎没什么反应,继续吃饭……

次日晚7点20分,噩梦成真。

“那天吃过晚饭,我躺在床上想睡会儿,孙卓说要到外面去玩。我没同意,但他还是出去了。”孙海洋迷迷糊糊睡了50分钟后,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告诉我说,孩子掉了(丢了),被人贩子带走了。”

惊恐的孙海洋疯了一样在白石洲的大街小巷里飞奔,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在做什么。

此后发现的监控录像里,本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身着白衬衣的中年男子,把一辆玩具车摆在花坛上,穿黄色校服的小男孩没有理睬。男人很老到地将玩具车往前挪了挪,摆在离孩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男孩迟疑了一下。来回了七八次后,男人带着孩子消失了。时间定格在8点22分。此时,男孩手里多了一个新鲜芒果。

孙海洋告诉《望东方周刊》,孙卓不怕人,碰上老外都敢上前说话。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是这位父亲极力培养的。“我当年到了七八岁了还不会出去买东西,见到生人不敢说话,跟傻瓜一样,我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老路。”如今,孙海洋认为这恰恰害了孩子。

出生在湖北监利的孙海洋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为改变命运,他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生意,最终选定在深圳开包子铺。把家安在白石洲,也是看准了隔壁的沙河中心幼儿园,想着孙卓上幼儿园方便。

但这种“方便”,孙卓只享受了两天。

丢了孩子,整个家都垮了。孩子母亲一提儿子就掉眼泪,人瘦了十几斤。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到派出所给警察下跪,时不时跑到潮汕一带的幼儿园挨家找孩子。

“我妈这一年老了好多,一有工夫就举着牌子到闹市区,跪在地上,让人家帮着找。”孙海洋说。

家里到处都留着孙卓的影子。常骑的自行车摆在门口;小盒子里放着一缕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子,那是孙卓的头发;柜子顶上放着一大包孙卓用过的东西、玩过的玩具……孙海洋说,别人劝他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但他坚持留着,“要是哪天孙卓找回来了,这些东西他还得用呢。”

最让孙海洋难以接受的,是隔壁沙河中心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声音让这个34岁的男人难以承受,但他不敢搬家,他怕万一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

寻子的艰难

孙家发了霉的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广东地图。角落里摆着几箱子寻人启事和孩子的照片。孙海洋说到激动的地方,会站在地图前不停地比划。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

几乎与所有丢孩子的家长一样,孙海洋在孩子丢失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0民警把孙带到派出所,说让他去报案。孙海洋到现在都有些困惑:“110民警为什么当时不赶紧去追?”

到了沙河派出所后,对方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再说上面有孩子丢失不到24小时不立案的规定。孙海洋认为这种事根本不能照规矩,“24小时后,人早就带跑了,上哪追去?”但公安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可能是走失的,如果两小时后自己回来了,岂不是会浪费大量警力和财力。

后来的监控录像显示,孩子是在8点22分离开的,这让孙海洋更加气愤,“我8点40报的警,报警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没离开白石洲。”

10月10日一大早,孙海洋和家人又来到了派出所,对方说没到24小时,不能立案。于是孙海洋去电台广播,在报纸上贴广告。

24小时后,案子立了,但没警察来现场。

那几天,孙海洋每天都会在距家门口30米远的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琢磨人贩子会把孩子带去哪个方向。坐到第六天,他想到会不会有监控录像,于是赶紧请人调了出来,拿去派出所。家人跟着一起过去,又是一通下跪。

终于,案子得到了沙河派出所领导的重视,要求“立刻办理”。但没多久,警方又以“案子很棘手”“太忙”为由,搁置了下来。孙很难理解,监控录像都有了,怎么就破不了呢?

孙海洋只得自己再找线索,寻人启事就写了十几个版本,寻子店也在2007年11月开张,悬赏金额一再加大。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个人给他打过电话,但“多半都是骗人的”。电话中,有模仿孙卓声音的,让大些的孩子掐着鼻子,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快来救我,他们打我!”也有模仿人贩子的,压低了嗓子说:“你把我的照片到处贴,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干脆拿30万来,人你带走。”

孙海洋现在做的除了上访,就是守着寻子店。过去不迷信的他,如今找白石洲一带十几个算命的帮着算过,“人家都说能找到,听着我心里也舒服点儿。”

民间在行动

30岁的湖北潜江人彭高峰是通过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认识孙海洋的,他的儿子彭文乐在2008年3月25日被人抢走,时间同样是7点半左右。

相同的命运让两家迅速建立了联系。作为“过来人”,孙海洋给彭高峰支了两招,一是去派出所下跪,二是找监控录像。

第一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报案13天后,警察才到现场。”彭高峰告诉《望东方周刊》。

第二招倒很有效,街上六个监视器拍下的镜头,让乐乐的家长撕心裂肺。这名人贩子显然对地形并不熟悉,他扛着孩子跑过了不少街区。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不停地挣扎,哭喊。最终,乐乐挣脱了人贩子,却摔倒在地。此时,一辆大巴刚好开过,人贩子夹起孩子,跳上了车……

“警察来了之后,找到了大巴司机和乘客,挨个问。可都过去13天了,谁还记得?”乐乐的妈妈熊依妮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警方倒是比最初重视多了,但再想查已经很难了,“如果及时出警,应该还能找到不少线索。”

学着孙海洋,彭家经营的电话亭也挂上了“寻子店”的招牌。彭高峰的工作是跟着警察出门找线索,电话亭则由家人看着。7月中旬,彭高峰因肾结石住进了医院。出院没两天,到了7月28日,他又跟着民警到潮汕找线索去了。

彭高峰此前身体一直很好,背着乐乐上六楼,一点儿都不累。可如今,他一个人上六楼都有些困难。

熊依妮说,她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丈夫身上,“他只要出去了,我就觉得能找到孩子。他会直接把乐乐带到我面前,给我一个惊喜。”

但显然,“惊喜”不会那么容易降临。7月30日,本刊记者接到彭高峰从潮汕打来的电话。他表示,难度很大,一家一家查户口,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他到镇上去转,希望能碰到乐乐,但发现根本不可能。

彭高峰家里藏在柜子里的一本相册上,记录着乐乐三年来的成长过程。孩子刚出生时还很胖,以后越长越秀气,眼睛大大的。“我们就是为孩子,才买了相机,没想到只照了三年……”瘦到只有70多斤的熊依妮一说眼泪就下来。

这位母亲告诉本刊记者,她常梦到儿子,“其实只要知道儿子现在过得好,哪怕不能回家,我也能踏实了。但可能的后果太多了,想都不敢想。”

孙海洋和彭高峰更愿意通过网络寻求帮助,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亲网是他们常上的。丢了孩子的家长们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莫金昌就是通过自发的寻亲渠道解救出来的。2007年12月10日,他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抢走时,才一岁半。

同样在求助警方无果后,莫金昌的父亲莫善敏向媒体发出了求助。2008年初,宝贝回家网的负责人称,在河南南阳发现了一个孩子,很像莫金昌,并说人贩子抓到了,是个叫陈杰的潮汕人,他也招了,说孩子确实是在深圳抢的。由于没得到深圳警方确认,孩子被送到了当地福利院,取名为党虎。

莫善敏也在之后看到了孩子的照片,确认是小金昌。

国家力量缺失

孙海洋说,每找到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但民间力量终究薄弱,它只是寻子家长们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规划,甚至可能酿出更多悲剧。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正式实施。该计划提出,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反拐工作的指导文件,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领域。

深圳市公安局打击拐卖儿童专案组应运而生。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专案组共解救出来八名被拐卖儿童。

但在家长们看来,公安机关的力度还是太小。有些案子报了几个月,一直没立案。“再等等”“给催催”这样的字眼,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南都周刊》2006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历年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失踪儿童中,经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被找回。

7月30日,本刊记者以寻子家长的名义进行暗访时,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刁广东介绍说,现在他们已经出动了大量的警力,“我们专案组固定有20个人,原则上是不出差的,可现在八九个人都在外面跑着帮你们找孩子。我们现在在潮州找一些可疑团伙挨个调查,工作量很大,这些你们都看不见。只要你们的孩子找不出来,我们干什么也都没用。”

刁广东透露,在2004年,震惊深圳的“9·09”草埔特大拐卖儿童案后,深圳市的被拐卖儿童数量呈下降趋势,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私下告诉《望东方周刊》,这种案子10个有1个能破就很不错了。

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宽容”,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人口买卖行径。

现行法律中,只要拐卖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就可免于刑事责任。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尺度放得有些宽,“实际上,有些买主是主观恶意的。他明知道孩子是卖的,还要去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构成了拐卖行为。如果不从买方市场控制,就不可能完全控制。”

广东潮汕地区就是个庞大的买方市场。全国人大代表、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主任科员杨剑昌曾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被盗抢的孩子90%都是男孩,买去为了传宗接代。在当地,如果一家没有一个男孩,会被别人看不起。有的即便有了儿子,也会再买一两个,他们相信“多子多福”。

孙海洋说,他曾到过一个广西人的家里,一家四个小孩,三个是买来的。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很多孩子亦被转手多次。杨剑昌透露,一个马仔花两万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孩子,几次转手后,很可能卖到七八万。暴利让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人趋之若鹜,“女孩则便宜得多,基本上几千块钱就会出手。有些人贩子把女孩当男孩抱走后,发现抱错了,可能半路就会把孩子扔掉。”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验货”。

此外,对人贩子的惩处也显得有些“宽”。全国妇联和公安部联合起草的《关于沪、苏、鲁三省市除“六害”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山东高唐县一治保主任一年抓获人贩子150人,但检察机关一审查,这些人贩子或只具备拐的情节,或只有卖的情节,故认为构不成拐卖罪,全都释放了。”

建立救助体系

王大伟对《望东方周刊》表示,理想化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应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的救助体系,“失踪儿童的根源在于社会,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并且以此力量为主。丢了孩子去报警,对不对?对,但收效甚微。所以要辩证地看,一是要找公安机关,二要靠社会救援,三要调动人民群众自救。”

这种说法在社会学家看来则有推诿之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对《望东方周刊》表示,拐卖儿童属于犯罪,公安机关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向本刊记者指出,社会这个层面太过庞大,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可以归因到社会,“但社会总得有人来出面吧,所以应由政府出面,由公安机关出面。”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制度化的救助体系。

一个多月前,杨剑昌上书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基金会,通过专设的互联网DNA数据库统计失踪儿童和寻儿父母的DNA,对其进行比对来寻找失踪儿童。

深圳市龙岗区义工联常务副秘书长郭流昌则表示,作为志愿者组织,他们很愿意加入到寻找被拐卖儿童的队伍中来。“公安部门完全可以和NGO组织合作,单深圳就有54万名义工,一旦行动起来很了不得。”郭流昌对《望东方周刊》说,如果把失踪儿童的救助用“希望工程”的模式做出来,会起到很好效果。

“看好孩子”是王大伟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比如教孩子不和陌生人说话,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从英国传过来的,很多拐卖行为都是由说话开始的。再比如给孩子做身份识别卡,这是澳大利亚的方法,卡片上留有孩子指纹、血型、生育特征,这样即便丢了,也好找一些。再一个,就是家长要提高警惕,人防不如心防,别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孙海洋就是“总觉得这种事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的人。事情发生后,他设想出不少如果,“如果我没来深圳,如果我那天没睡觉,如果我当时找对了方向,如果……”

但如今,他只能留在深圳,在绝望中继续等待他的儿子回家。尽管,他恨透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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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9-6 1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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