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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铁矿石的定价，中国咋就只能“任人宰割”呢

铁矿石的定价，中国咋就只能“任人宰割”呢　　

——一种市场运作结构层面上的分析思考与对策建议　　

胡显达

　7月27日　，中国的钢铁产业协会副会长，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罗冰生先生，以这次刚刚结束不久的“国际铁矿石的定价之争”为题，在央视第二频道的新闻会客厅向参与对话的业内人士坦率地解读了自己在这次谈判中的一些做法和苦衷。

一、令人遗憾的谈判结果　　

这次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结果是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其铁矿石的价格增幅分别达到了71%，乃至97%这样的天价。对于罗冰生先生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很多的对话参与者都表达出了自己的抱怨和不解。

按理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也已占到了整个世界贸易总量的70%以上。作为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主，这样大的权重和比率足以让中国在这次铁矿石的价格谈判中占据强势之位，而分享到更多的定价权，为何中方的谈判代表没能谈出好的结果呢？

不管罗冰生先生怎么辩解，都无法改变中方谈判毫无消价之力，而只能“任人宰割”的事实。实际上谈判对手开出的价格增幅自己只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这不是“任人宰割”，还能是什么呢！

当然，没能谈出好的结果，责难的矛头也不能都指向罗冰生一人。作为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罗冰生先生已经尽了力。对于自己谈出来的这个结果，他也只能对此表示出自己的无奈与遗憾。

二、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高达70%以上这样的权重和比率，也没能让中国分享到更多的定价权，这里的症结到底又是什么呢？

根据笔者的多年观察与研究，这个问题的症结仍然要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中去寻找。作这样的寻找，并不是说我们的这种改革错了。中国的这种市场化改革本身并没有错，但它的自我摸索性质也必然会让一些大的改革失误伴随其中。而这种改革的失误正是中国目前经济困境和对外贸易谈判弱势之位的导源、发端之地。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也进行了将近30多年，但它的市场发育水平却依然刚刚达到十九世纪英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发展水平。企业的运营规模小，产业的集中度低，生产的宏观协调少，整个市场的运作因同一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而恶性相残。无休止的价格战让整个行业的经营利润白白地让渡出去。中国家电业一再爆发的价格大战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要指望这样的企业运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垄断竞争中存活下去，实则无异于从蜀道登天。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执意把这种市场发育的初始水平维持下去，中国的这些小而离心、只知窝里斗的企业，必将继续在这种国际垄断竞争之中吃尽苦头。单个企业的微利运营，乃至整个行业的大面积亏损，就是中国的企业以自己内部的过度竞争去参与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垄断竞争所自酿出来的一粒苦果。

三、市场运作结构的历史演进　　

由小企业的自由竞争演进到大企业联盟的垄断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运作惯性和企业运营的内在倾向所自我孕育出来的一个产儿。不论是张伯伦的《垄断竞争》说，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在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接纳这个市场自由竞争所自我孕育出来的新生之物。列宁更是用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了这个生产集中必然导致垄断产生的问题。虽然列宁从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只是较多的论及了它的负面作用——寡头的垄断操纵市场价格、牟取超额垄断利润，阻滞科技进步，慈生寄生资本等。但它作为市场自由竞争的逻辑对立物，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不仅遏制了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和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同时也还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规模经营和生产上的宏观协调，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性。

西方的资本主义对亚·斯密自由竞争市场的膜拜态度，并没有让它们对这种垄断的产生抱有一种极端的仇视心理，而是采用了一种近似中国中庸之道的办法，让两者相辅相成起来，以更好的应对更大范围的市场竞争。

四、中国的改革失误与补救的对策办法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没能到这种产业的大规模集中与大企业联盟展开垄断竞争的合理面与必然性，而依旧沿袭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发展思维和管理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垄断竞争。

也许会有人出来反驳说，中国的这么多智囊们又怎么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呢！假如中国的智囊们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又何不尽快跨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在大生产、大经营、大协作的理念之上积极推动中国企业的兼并重组与产业集中度的快速提升呢！

只要不再抱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政治上刻意打压的心态，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因为中国经济中的产业集中度及其统计上的铁的数据早已对此作出了充分的证实。就拿中国的钢铁产业来说吧，单单市场上的生产企业就有700多家，而排名靠前的十大钢企的生产规模总和也仅占全行业的20%左右。这样的产业集中度说明中国的这一行业仍旧处于众多小企业过度的自由竞争之中。而同一产业的美、日等国，其产业的集中度则早就达到了这样的层次，其两三个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总和就达到了整个市场的七八成之多。从产业地集中度上看，中国钢铁产业的市场结构依旧是众多小企业自由竞争的初始形态，而同一产业的美日等国的市场结构则已演进到了大企业联盟寡头竞争这种最新的形态。我们的谈判对手——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这三个铁矿石生产巨头的市场占有率总和也已达整个世界市场的70%以上，其市场结构也是这种大企业联盟寡头竞争的最新形态。在这种落后与先进形态之间进行市场竞争上的生死博奕，作为落后一方的我们又岂有不吃亏之理。正是这种市场运作结构演进上的巨大反差，决定了中国在这次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弱势之位与只能“任人宰割”的运命。罗冰生谈不出好结果的真正根源正在与此。

从对外谈判层面上看，中国的钢企因自身产业集中度的不足和同一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而在对外谈判中实处于一盘散沙之态。事实上，因利益纷争而窝里斗的离心团队，又怎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和声音呢！它们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垄断竞争中不吃亏、不落败才怪呢！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作者认为，一个存有利益纷争的团队，其内部团结的维系程度和一致对外的力量大小，与其参与内部利益博奕者的数量多少是成一种反比的关系。参与内部利益博奕者的数量越少，这样的团队就越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和声音。专而一的团队比多而杂、内部纷争不断的乌合团队，更容易于在谈判中占据强势之位。

因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已从初始的一国范围内的无政府组织协调的自由竞争形态，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介过渡，而演进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垄断竞争这一最新形态之时，中国的改革者的市场经济思维与管理模式也要与时俱进起来，不能老抱着自由竞争的完美信条不放，而应尽快掌握国际垄断竞争时代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新规律。

在国际垄断竞争成为市场运作的基本形态之后，跨国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它的基本载体。资源的配置、产业的协作、经济的宏观协调都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七国集团也好，八国峰会也好，其实质上都不过是从政治经济层面对大企业联盟的国际垄断竞争产生的利益冲突和尖锐矛盾所进行的一种集体协调行动而已。中国虽也参与了这种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之间的政治协调，但却没能从产业的集中和企业的购并方面作好参与这种国际垄断竞争的准备。最致命的一点就是没能运用自己的产业政策引导各种产业集中度的快速提升和企业的规模经营，，以让自己这里的市场经济运作尽快走出同一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状态。家电行业的价格战和窝里斗，就是这种过度竞争、手足相残，而让国际家电巨头置身事外、从中渔利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改革者在市场经济的管理上要切记这一惨痛的教训。国务院的发改委也要尽快把提升各种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作为新的改革重点，运用优惠的产业政策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形成大企业联盟垄断竞争的新格局。产业的集中度可参照美国、日本的经验和做法，让两三个大企业集团的市场占有率尽快达到整个行业的七八成之上。如果中国经济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结构完成了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么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才能最终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声音，而在资源配置的市场运作中争取到更多的定价权。减少自己内部市场的竞争者，形成大企业集团垄断竞争的新格局，这应该成为发改委推进企业规模经营，积极参与国际垄断竞争的一个新指南

五、一个实例的佐证　　

中国在稀土资源的占有量上与国际铁矿石三巨头比，有着极相近的地位，为何人家能掌握住铁矿石的更多定价权，而我们却不能呢？从根本上说都是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竞争和对外分散经营所造成的。应对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尽快把这种对外的分散经营集中起来，以一个大的市场寡头参与到对外的国际垄断竞争之中。

六、对马克思、列宁断言的沉思　　

列宁说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已没有任何中间的阶梯。列宁的这个断言错了，列宁没能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从一国范围向国际层面的延伸和扩展。实际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发展演进的下一阶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推进到了极限之位，它就要走向自己的逻辑对立面——马恩的社会占有制或我们已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丧钟迟迟没能敲响的时候，有不少人开始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岂不知马克思预言的这个资本丧钟，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之中，已自发地孕育了自己的对立物——社会主义，它的敲响已不再是那么遥远了。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终究都会合乎规律地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未来一定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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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22 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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