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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超级时事分析大国游戏(完)

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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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楼

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

--自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就业机会，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造成经济生产四要素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那些比较稀缺，那些比较过剩。当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飘洋过海，穿山越岭的过来创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使这些外来投资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外地民工？这从整体上可以在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但就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让市场机制处理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半年的内地工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在经营条件好，世界经济活跃的前些年不成为问题）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来自商家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开始建立自己乡下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就必须有新劳动法这样的法规出台。

这个新法规立即就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的外来代工，至少换代成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须靠联想，华为之类的品牌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

中国政府在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人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而更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为其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砖窑事件，以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就受到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往往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劳工。

与珠江三角洲的理想发展不同的是，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剥削，只能承受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盘子的机会。而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当他们维护商家利益，也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而牺牲广大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当官员们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话，由于他们不能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城里人”和“乡下人”之类，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来。

靠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合理的价格，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在他们获利得到保证的同时，对他们的利润率进行限制，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是有点油水可舔。在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民主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则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的民怨对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准备结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之后，被警察50几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后对付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而对法院的不满，又变成了探讨为啥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的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 Hall 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例子。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区，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且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和江苏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并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够达到富比江南，只不过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的趋势都不是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其自身来建构，而是如何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试图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和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是一个完全的对这种趋势的反动，即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即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现代化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东莞的深圳化，和韶关的东莞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法尼亚州的先例，加上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的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1930-40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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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0: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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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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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楼

中国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和竞选承诺，作出一定的妥协，而保证这些集团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够将公众利益对私人受益者进行合法的输送（不然，干嘛当初出钱给你）。而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行政机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个大头，就是对外关系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技术精英则由石油大亨，军火大亨和国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过由退役的将军们和政府官员，在这些企业出任高位，又由这些企业资助的各种思想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基金会，外交关系研究会等等智囊组织，提出方案，然后大家就瓜分美国政府最大财政份额的国防预算。

当然美国在世界次序上，还是要采取内王外霸的方法区别对待。对自己一类，如号称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当然还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以王道来分赃，但是对非我族类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阴谋，随便牺牲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民风淳朴的普通士兵，在为上帝和为美国梦想而战的名义下，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那血来换取这些私人企业的高额利润。

而美国内部的无聊纠纷，就通过繁杂和低效的法院体系，让普通人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毫无现实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可不可以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之类），在这些法院的各种一审，二审，上诉，反上诉之间的冗长的程序中，浪费时间，耗来耗去。国会则是作为美国民主的门面，让各种声音在那里炒得不亦乐乎，除了为地方分猪肉而不顾及美国整体利益，忙于通过肉桶议案外，美国国会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在美国对世界各国国家和他们半打子都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发表议案，进行抗议。比如说，中国的西藏算不算独立国家，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动武算不算种族屠杀，法国炸薯条该不该改名成自由薯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国家的问题，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发觉，不可能在爆料过程中，可以打击对方，而让自己上位的话，两党操纵的媒体就会只字不提，当没事发生过。

当大寡头拿走了国家的大头利益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扔下些骨头给其他没有这些特权的人群享受。因此国会和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各种非重要的团体，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动自己的游说公司，开始收买各地的国会议员。当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政府，已经拿了大头，就不会再参与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之争。就会留下空间，比如说工会来游说他们的贸易保护法案，印第安人来游说他们的赌场，黑人来游说他们的公平发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就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赃。比如说邮局，税务局，车辆管理局，社会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统，就交给比如说黑人中产阶级等等，来垄断其利益。至于造成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就无关紧要，反正有钱人的子弟会在学费昂贵但教育质量高的私人学校毕业，而保证他们的竞争能力和特权。这些穷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还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实的毕业证书，去那些他们爸妈退休空出来的政府低层职位就职。而美国的法院则是用着一个慢慢运作的绞肉机，让人们在公平和正义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只要美国人民可以每天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读到他们的幸福美满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两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好莱坞大戏上演时，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个民主选举游戏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

中国是不是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很多理论家会告诉你，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其好处和长处，甚至会说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是问题最少的一个制度。他们的说法也许没有错。中国拥有这样一个制度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换取这个制度？我们的改革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吹嘘这个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无知，食洋不化，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是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民呢？

美国的PEW公司刚刚推出他们的全球民意调查，发现中国的民意中82%的人民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86%的人民觉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些都是全球23个调查国家里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个百分点。

同样的调查在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民认为国家走的路子是正确的。为啥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人民可以参与政治民主，改变社会的美国人民对未来的看法，要比没有这样大参与力的中国人民要灰心？这难道不值得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专家们思考吗？

并不是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见和没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伙儿对通货膨胀，环境恶化（宁肯经济速度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也希望改善环保），贫富加剧，地方政府腐败等等，都是意见很大，但大家对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满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基层民众对施政的参与度，做到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素质，增强对官员行为的党内和党外的监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员对媒体的干扰，在全国性民意论坛上，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放开，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级政府对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无聊说教，无赖诬陷，无知指责，和无耻抹黑，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废口舌和人辩论。

中国人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因为国情，因为落后，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人满意，西方的现在的情况有多少西方人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中国不需要选举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亚工学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开赌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统，不需要关塔纳摩的人权，也不需要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意淫，认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过那些都是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仅此而已。

如果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的话，告诉他们十年后大家在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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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0:13:43

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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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楼

中国人应该感觉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能够无大碍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国投入的军费仍然超过世界总军费的70%的局面下，在中国常规军力仍然落后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况下，在以美国领军的北约指东打西，走南闯北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中国居然没有被人教训，自然和后院里那几根粗壮有力的狼牙大棒—战略核武器有关，但是也和中国让人馋得流口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们心有盼望戚戚相关。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些脑袋比石头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几分血性，敢于向西方叫板的小国枭雄们，不断地将西方敏锐的鹰眼，从中国这个大块头身上吸引出去。这个反西方的阵营是中国在西方独断的丛林里谋生存，求发展的天然盟友，虽然在西方长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变阴谋，和舆论中伤下，这些小国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态，为中国在争取善意的国际空间下和平发展，提供宝贵的同盟军作用。

中国人应该庆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挨了几颗炸弹之外，中国基本上躲过了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力改善国防的落后水平，使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越来越高，不符合战争的利润原则。虽然这段时间里，中国已经变成了北约的第一号敌人和打击目标，但是由于北约仍然忙着“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不投入精力解决南斯拉夫这个异类，忙着蚕食俄罗斯，并打通被俄罗斯控制的中亚能源走廊的出口，并由于西方的东进战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线受阻而无法兼顾。而西方的前线基地土耳其，则极有可能被开发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绞杀的新战场。

在中国的俗话里，有一句话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明白，来自西方之人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只是当你的猎枪口径够大，而且火力够猛时，他们就会不得不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中国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猎枪大了有朋友，猎枪没有见豺狼。”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来源于东方的匈奴是导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起因，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胆寒。同样来自于东方的突厥，消灭了西方文明的最后领地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进入了没有文明的落后蛮荒时代。又是来自东方的鞑靼和蒙古，对西方民族进行又一轮的杀戮。可以说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人妖魔化，都是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不是中国人大声说自己热爱和平，把凶恶的龙的形象藏起来，而是把憨厚可爱，没有威胁的大熊猫抬出来，就可以让西方人睡个安稳觉。

其实西方人并不那么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猫，表面上是一个安稳温顺，不和人撩事斗非的中餐馆端盘子的侍应，其实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龙一样，虽然在端盘子，却是个真正的龙战士，血管里其实流动的还是凶猛的到处喷火的龙的血液。这只功夫熊猫，由于他的可爱笑容，就比凶猛的龙更要可怕。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西方公众的形象仍然会被继续抹黑。不过中国人也许需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西方的媒体其实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更关心的是物价是不是上涨了，工资是不是调高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费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学校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区里的治安是不是恶化了，诸如此类不被媒体精英们看得上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体精英们和专家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一个全民皆兵和同仇敌忾的假象，区区数人，比如说几个专职抗议人士，就号称一百万大军，摇旗呐喊，摆出一副声势浩大的场面。

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对国际局势判断不清，自以为在这三十年的开放和发展后，可以在世界上开一个盛会，乘机露个脸，可以烧包一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庆自己的好日子，当然没什么错。只不过以奥运会作为契机，打开大门欢迎各方客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来助兴同乐的，哪些人又是来砸场子了。其实中国人应该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除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还包括了许多老朋友，穷亲戚的护持，在西方惹来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红眼，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贪婪的热眼，都是极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外界交往，继续平和的面对外界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真正话事的大亨们，仍然有利可图，任何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这样的日子多一天，中国的实力就会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过早的同西方在军事上的摊牌。

只有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时候，当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梦想落空，西方本性里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才可能重新抬头。正如当年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对曼彻斯特商会的保证是，一个中国的省份的市场，就可以令这些商家做不完订单。只有在中国政府实行像清政府那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才会成为西方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有限度的开放，能够在保障本国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不断的扔些甜头出来，中国应该还是可以争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环境，可以任由美国和北约在中国周边国家，开设军事基地，建立无效而耗费巨大的防守链，就像中国古代的长城，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不起实际的功能。

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还是要以寻求和谐，避免对抗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强烈冲突的能源争夺上，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国际反西方势力，借力打力，不参与西方垄断的国际商品定价体系，而是以中国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实力不逮的地区，抢占资源，支持非西方的势力抬头，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业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利用当地人民的势力来应付西方的夺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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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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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楼

青丝一束莫笑短，直下长洲缚蛟龙。

----自题

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锋，而由当地的国家扮演对抗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在西方对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有意掺沙子，使西方的行为不能如愿。例如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中国依赖于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运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势力对非洲的强力介入。中国更应该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韦政府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和解，让南非总统姆贝基好好露一脸，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处理非洲事务。

在经济上，中国应该利用自己在农业科研上的优势，帮助津巴布韦的黑人发展农业经济，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摆脱被欧洲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通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使西方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再有实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欧盟各国企图通过这些白人势力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争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共同开发，使中国和西方双方对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过度的恶性竞争。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实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政府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域里，一定要区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把重点和先发点，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改革。人们通常把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混淆，而混为一谈。机构改革，也称行政制度改革，其着重点在于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对其效率和权责等方面，进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调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个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其产生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洁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选举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能和其他如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比较。

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政府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政府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门主管向民选（包括功能组别推举）的立法会进行政策说明和解释，并接受议员的公开咨询。公开咨询的内容，不光有专门部门的即时计划，还包括未来的计划，和过去工作的总结，使官员问责制可以落到实处。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国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机制里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把这些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开和透明度，使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空间被压缩，这样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弥补不足。

在具体领域上，监督应该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如互联网的快速和广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逼迫民众只能靠把事闹大，才可以得到高层的关注。地方政府的机能改革，即政府精简繁琐的规章，将经济活动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可以使政府利用决策权为私人从中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而这又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和商业犯罪，应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这些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代价。要知道，在人类的任何社会中，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无耻和血腥的。无商不奸，无富不恶，无官不贪，基本就是人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不排除许多有钱人是靠黑起家，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的灰色地带而暴发。对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社会巨大损失的蛀虫，当然要深纠到底，但是要避免社会中的普遍仇富心态，和把运动扩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对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带暴发的富人，立即就会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国家，直接把中国人的财富“捐给”外国人。即使象赖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挽留他，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拒绝对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赖某人以高昂的律师费，将他带到加拿大的赃款（中国人的钱），全部变成加拿大人的钱（法律费用），这个拔河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的财富，用小鬼搬运法的伎俩，移花接木。

中国人不能落入这种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中国人必须做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动乱。然后以私人物权法的立法，认可和保障这些来自于灰色地带的财产，并鼓励这些财富在中国本地进行投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另外通过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过慈善事业，福利捐款等等，来补偿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鼓励这些私人资金办学，开图书馆，建养老院等等，正如历史上很多祸害人类的家族，如诺贝尔，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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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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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楼

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就是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这个体系，是中国人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自从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耻辱的100年，饱受列强侵略，传统沦丧，国破家亡，不得不学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这个向西方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忍辱负重，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和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学习，都有个目的，就像你上大学，不过是学一门本事，拿一个毕业证书作文凭。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学了西方150年后，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被西方军事讹诈。而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超强的地位。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向西方继续学习？难道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意图？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拿回家里来当宝贝供着？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声，这个是普世价值，我们就连脑袋都不挠一下，就照单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们就要问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个破章程，有几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签？

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不要动不动就号称，要向世界看齐，要和国际接轨。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铺一条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会当你是国际标准，要和你接轨。中国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和目光短浅，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诚惶诚恐。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充满自豪和骄傲，为这三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欢欣喜悦，当然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以一个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锐目光，认真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随时对其进行手术和修补。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国这个年纪人才的断层，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轻人被赶上山，踢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而被剥夺了真正的教育机会有关。因此对他们，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并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们为主，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们金融界“高手们“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资上，可以被称为土包子交学费。比如我们上海政府的官员们，在美国文化势力衰退，需要依赖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如功夫熊猫）来混饭吃的今天，仍然热衷于花大钱，去修建迪斯尼乐园。他们的希望是，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的土地，和中国人的顾客，来向美国人交专利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热爱外国人的媚态，你这个美国大乐园可以去骗谁的钱。

在这一代目光短浅的庸才操控下，中国还是越少变更越好，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安稳稳的忽悠过这几年。如果中国能够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压住通胀，保住增长，发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业，完成沿海经济的转型，忘掉奥运会这些虚名，切实地保持繁荣，就可以满意的给自己盖棺定论，把大规模的变革留给下一代去做。

与许多我的同代人不同，笔者对中国的1970和1980出生后代，非常看好。这一代人和中国当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的那一代人很相似，他们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包括许多在西方留学）和对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像能说流利英文和法文的周恩来们一样，这一代的年轻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但就不像1950和1960年出生之人，言必称欧美，物必叹洋货，盖个破房子也要欧陆风情，搞得你不知道还以为生活在法兰西城堡里。

对这些同胞对西方文明那种一看见，一听说，就开始两眼发亮，面带红光，呼吸急促，嘴角流涎的姿态，笔者只有摇头苦笑。通常一个黑人想叫自己的儿子学音乐，马上就会拿一把萨克斯风，开始吹黑人的蓝调。一个拉美人马上就会拿一把西班牙吉他，开始弹古典弗拉明戈。而我们的中国同胞，就会拿起个小提琴，开始拉莫扎特。记得一个黑人曾为此感到困惑，问笔者是不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音乐和乐器，因为他记得走过唐人街的时候，还看到有人拉两根弦的中国小提琴。笔者答道，不是，中国的乐器比西方的还要多，中国的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的学校里学多了，觉得中国的东西是垃圾而已。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社会由这帮人设计，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变成19世界的欧州？反正现在整容手术和磨皮技术都很高超，完全从房屋，街道，衣物，用品，语言（反正我们都会英文，那怕多么洋泾浜），文字（记不记得汉语拼音化）和相貌（整容没问题，但是身材需要多点功夫，不过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光顾美国快餐店，恶补荷尔蒙鸡）等等，都完全可以创造出沃茨沃斯笔下的英国完美乡村社会。

所幸的是，中国的社会已经呈现多元化，在民间无需论资排辈，由于这个年龄层英才奇少，对中国的影响（或说是危害）没有那么大。

而且这个年龄层中大多滞留在海外，多数经过多年的奋斗，不论是学高八斗的博士，还是一个英文都不识的草民，都混到有车有房，有地有产。这些人吃苦耐劳的韧性，倒是可以和今年初雪灾时的民工相较，毫不逊色，大有我中华民族勤劳奋发的底蕴。而他们对工作也有一种平和的态度，不论是各行各业，高低贵贱，都可以坦然的面对而不会怨天尤人，而且还可以在这些不尽人意的职业中，靠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也算事业小成。再加上他们差不多上有老人，拖家带口，基本上能够尽孝道。由于对自己的能力通常有某种过低的评价，加上对出头的谨慎，因此有多大的头就带多大（更多是较小）的帽，不需矮子强出头，害人又害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最美好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不偷懒和不掺假。他们的处世哲学，则带有强烈的大动乱时代的烙印，不轻易出头，因为怕枪打出头鸟，而且还有中国传统的内涵中，那种隐忍不发的沉静。

这些可爱的品格，用在对的地方，就给他们如虎添翼，而用在错的地方，就使他们自废武功。可以说他们在美国这种国家的成就相对于欧洲和日本，要大的多，但仍然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

当然在美国乐观和夸张的文化的氛围下，他们这种深藏不露的品格，往往就成为一个包袱。当他们和美国人竞争时，人家是三分墨水上大红，一点颜料就要开全球连锁的印染超级市场，而谦逊自卑的中国人，就生怕自己显露得太多，就做不到价廉物美，不被人接受。

这种姿态非常明显的表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上。色香味俱全，丰富文化内涵的中餐，就便宜得可以和麦当劳的汉堡包争宠。而各方面都要比中餐低几个档次的日本寿司，就居然敢以高过两倍价格叫板，而且还是门庭若市，甚至出人意料的包括这些只肯吃便宜餐的中国人。档次稍低于中餐的法国餐和意大利餐，则就敢叫天价，让你觉得花不了大钱，反而想死。试想一下一个连你自己都当垃圾对待而不珍惜的文化，又如果叫外人敬仰？当然笔者也见过这代人的豪杰，靠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居然就是硬打出了一片天。尤其是以美国高科技界里那些中国人的创业者，没有他们，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无地自容，连个遮羞布都不配有。可惜的是，这些栋梁之材不一定对在中国从政有兴趣，不然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助力。

而海外那些对从政有兴趣的少数的政治精英，如果有机会执政，就会是中国之祸。那些人既不了解西方，又不了解中国，还以为自己在将来的中国政坛上仍然有希望，对他们同辈在中国政坛开始接班，颇为不服，大有舍我其谁的自负心态。平心而论，这里面不乏一些人有点才气，但就是自视过高，眼高手低，和志大才疏。虽说现在上台的那些同辈不一定比他们有才华，但就一定比这些人要务实。如果这些人没有流落海外，估计又是批搅排泄物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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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12: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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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楼

不要以为笔者对他们有偏见，其实这些人除了到处寻找经济老板，基本上无一技之长可以在西方谋生。他们写篇文章倒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普世价值等等，通篇都是高屋建瓴的大鎯头，对你那个可怜的肉脑袋一顿乱砸。但是字里行间，挑灯细看，却是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水准，尽泼妇骂街的能事。最可笑的是，号称对中国文化精通，却连一篇打油诗都凑不出来，号称对西方社会了解，连美国历史都没有读过。

而中国的新一代看到的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历的是划时代的变化。在他们看惯了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街景，很难可以想象他们会在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会惊奇得跌掉下巴。在看到中国不足的地方，他们也会有改变的自信，而不至于当场找个洞钻进去。对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坚持，更是让笔者肃然起敬，看到他们在xx事件后，在互联网上对西方媒体的反击，更是令人由衷钦服。本来唯一的担忧是，他们由于多是独生子女，也许太个人中心主义，对他人的处境缺乏恻隐之心，但是这种担心在他们汶川大地震的表现中，一扫而空，令人为中国的未来信心倍增。

如果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挑刺的话，那就是勇猛有余，冷静不足。当然以他们的黄口白牙，青春年少，要做到心不浮，气不燥，老成持重是不现实的。他们对社会的了解还是太肤浅，对中国传统的认识，虽然有心愿但是缺功力。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够平和，多情感上的抵触，和情绪上的反感，但却缺乏细微的观察，和理性的直面。

对这一代的年轻人，可爱之处就是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发自心底，没有那些前辈“百年耻辱”的自卑情节。虽然他们的知识和见识极端欠缺，但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见解，却比自1840年后每一代前辈，都要正确和高明。不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这一代人可能是唯一真正可以令中华文化复兴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民族之英。

当然要做到这样天地间罕见的大成就，首先要做到心要热，头要冷。在应对西方恶势力的挑衅之下，要有理，有利，有节，和有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控，收放自如的操作。在思想上要坚定但不过激，在行为上要谋定方可后动，在配合上要上通同时下达，在情绪上要愤怒却无失控。对西方牛鬼蛇神要争锋相对，但不要格杀勿论。在向前辈学习上，除了笔者提到的1950和1960年代一代的优点之外，还要学习他们对其他文化的热情和虚心，但就不要学他们对其他文化的盲目崇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代人在1989年前看到的世界和人生的体会，和这一代人在1990年后经验和感官后的中国，当然是大相径庭，自然会对西方文化有天堂地狱般，天上人间两重天的滋味。这两种体验和态度都是错的，因为真正的现实是在我们地球的人间，而这两代人都应该将其态度向相反方向上的转变，才会印合我们祖宗的家传之宝中庸之道，才会令我们真正做到阴阳协调，使我们的新文化营养平衡。

古语说，宁静而致远，集百川归大海，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色。回望神州五千年，我们这个以千百万不同基因组成，数万不同部落来源形成的民族，应该体验到我们血液里那遗传的凝聚动力。我们的血来自于祁连（古拉丁语Caelum，天）的吐火罗，天山的突厥，庭州的沙陀，阴山的敕勒，河套的匈奴，大湖的回纥，罗布泊的楼兰，伊犁的赛德，敦煌的月氏，昭武的羯胡，吐谷浑的氐羌，海东的党项，须弥的土蕃，大理的摆夷，三峡的巴濮，汉中的蜀彝，湖广的三苗，岭南的百畲，江淮的百越，滨海的东夷，燕赵的东胡，嫩江的室韦，漠北的达怛，塞北的鲜卑，辽东的乌恒，安岭的柔然，云中的拓跋，木伦的契丹，长白的靺鞨，纥升骨的高句骊，还有那无数未能记载的祖先，都是黄帝，炎帝和蚩尤等等先祖的儿女。今天我们以世界第一大族的浩浩风姿，集56汉满蒙回维藏壮苗等等，比欧洲的文化和传统更多样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能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恐怕是死后入天堂，九天，西天，还是黄泉，都无脸见我们的列祖列宗。

我们的上一辈用他们的血与火的自我祭祀，化云为剑，抹雨成犁，呕心沥血，如履薄冰，为我们民族打造了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的创世纪的经济奇观，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拍着胸脯，接过这柄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火炬（不知为啥突然对那个破奥运火炬有点恶心），大声说，让我们在这下个三十年创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奇迹，让我们民族的每一员都可以衣食温饱，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少有所养，平等互助，让我们的所有先贤，都可以因为我们而自豪。这才是我们民族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处世态度。

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不能只是在于经济上，基本建设上，城市发展上，甚至是军事实力上，成为世界超强。而且必须在文化上，创新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象我们的令全世界敬仰的先辈一样，为世界文明添加异彩。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缺乏成为世界的文化领头羊，因此可以明白一种开放和谦虚的心态，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正如古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的“汗血宝马”，唐太宗的“夷汉一家”，中国文化的辉煌都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虚心学习，互通有无。今天的年轻人，需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对西方的行为抗议之后，都要问自己一声，西方文化中有那些东西，是好的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问题越来越难回答，那一天中国文化的崛起，就完成了。

中国在今后，不光要争取在国际经济上，国际政治上，和国际外交上的话事权利，还要争取在国际文化上的权利，不能时时成为西方对中国政治打压的目标。而如何在文化上，抢夺今天在经济上的话事权利，是中国这一代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可以做到的是，拒绝承认西方国家强迫中国接受的普世价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因为任何人提出的价值，必须被全世界的人接受和认可，才可以被宣称为普世价值。如果在人类大家庭中，只有部分人认可的价值，就不能称为普世。以中国的13亿人而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任何世界上的价值，没有中国人民的认可，就没有资格自我标榜。

中国政府在西方操纵的章程上签字，对西方的文化价值垄断，无条件的投降，是个愚蠢的行为。而陷入西方国家的议题圈套，同西方国家进行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让西方人打耳光。因为无论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政府和对自己的社会，如何满意，都不会令西方国家满意。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更本不是西方人关注的目标。无论你对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他们都会找到更多的议题来指责中国，再加上有些被思想控制或者经济控制的中国异类人士，随时按照西方的指挥棒跳舞，没有议题，就会制造议题，没有新闻，就会编造新闻，总之只有一天中国变成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当西方心甘情愿的奴隶，他们才会得到满足。正如一个简单的奥运会，如果不能像1964年的东京和1988年的汉城那样，向西方卑躬屈膝，就会被中伤为1936年柏林，似乎中国人刚刚杀掉6百万犹太人。

中国应对的方法，下下之策就是同这些西方国家进行双方都没有诚意的对话和谈判，希望用太极推手，虚与委蛇。中下之策就是低声下气地解释中国的难处，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教育水平低，需要更多的时间，比如西方用了三百年，诸如此类。中上之策，就是对人权概念，进行补充，加入生存权之类。但这些策略全部是用被动的应付的方法，还是在西方国家圈定的废话里绕来绕去。

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应该采取的上上之策，就必须明白我们处在的大时代，是一个西方强权日薄西山，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灭绝和摧残数百年之后，自己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的困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方已经在经济上受到亚洲的中国（以及中国文明区）和印度文明的挑战。在政治上被视为美国和欧洲后院的南美和非洲，要求摆脱西方控制的呼声越来越强。在国际能源命脉的中东，虽然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多次用兵，仍然不能压制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在这个西方维持自己统治地位能力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将西方的一己私利，包装成普世价值，要求任何非西方的国家，为西方利益服务，简直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再跪下去。可笑的是有些脑残的中国学人，还在要求中国拥抱西方的普世价值，利用奥运会全盘西化，象日本一样用我们的血汗换来的经济财富，为西方利益做欲求欲取的提款机。而且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向西方国家提交降表，西方就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就不会得到世界（好像世界只是他们几个人而已）的尊重，中国人就没有了面子，马上就会不想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更可笑的是，西方媒体常常宣称，西方国家当初应该不允许在北京开奥运会，好像国际奥委会也是其政府的一个部门。

西方之所以很在乎中国人可不可以就范，主要在于没有中国的投降，他们不可能实施普世价值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新帝国主义。总所周知，非法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在这个新标签下的行为，但实际目标是伊拉克的石油。如果这个道德帝国主义的新干涉原则，能够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西方国家的目标就是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缅甸，苏丹，索马里和利比亚，正如当年大英帝国的鸦片战争，是为了保护在中国从事毒品走私活动的英国商家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当年的普世价值。但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抢得走的都在大英博物馆，抢不走的就给你一个火烧圆明园。即使在2008年，西方国家更在乎的是在拉萨街头杀人放火的那些暴徒的人权，而不是那些被烧杀的无辜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

中国要做的是不需要和西方进行官方的正式交流渠道，运用民间的力量，以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应该和印度，埃及等等国家发起国际文化关注会，将西方列强当年非法抢夺的各国的文物财富，奇珍异宝列出来，要求西方国家无偿退回。另外和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受害者和难民关注委员会，要求西方国家补偿。总之，在这些方面，中国不能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必须开始利用自己的力量，团结其他成日被西方欺压的国家，共同进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全球经济的驱动力正从西方衰退，而转移到新兴的经济体。在未来的数年中，美国和西欧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同时陷入经济衰退，中国和印度会很容易的成为西方政界和媒体的替罪羔羊。而西方民粹政客将以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归罪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而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会一方面施加压力让中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就会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方法，关闭部分内部市场。比如在美国可以通过媒体夸大中国制造产品的问题来增加成本，或者是通过国会的国家安全听证会，来限制中国的投资机会，迫使中国只能投资有利于美国，但对自己无益的地方。欧洲则会用各种复杂的欧盟标准，限制中国产品和品牌的进入，迫使中国厂家永远只能做欧洲品牌的代工，让欧洲商家拿高附加值利润。

国际贸易组织WTO估计在今后数年，将会变成一个只能接受各方争吵的论坛，而不会对世界贸易的促进起到真正的作用。在过去，WTO的局势和划分很清晰，就是发达富强国家和发展中贫穷国家利益争执，界限分明和逻辑清晰。但是现在情况却大不相同，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经济体，成了第三种状况，就是经济总量大，国富，但仍是发展中国家，民穷。发达国家当然不会那么轻易让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让他们的弱势经济向你强势经济输血，而要求这些发展中的大国让步，也不容易，为什么这些仍然贫穷的人民，要向富有的发达国家人民让利。

其结果就是，国际贸易体系将会破裂，虽然保住个名不符实的虚名，就会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世界经济就会日益趋于地区化和双边化，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新地位，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

中国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会开始占领世界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如何在制造业上形成的生产优势，延伸到文化上的优势，就需要产生一大批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竞争的专业人才。对世界的时尚趋势和流派不了解，就不能知彼，而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就不能知己。光靠跟世界风，不能拿出自己的家底来，最后只能是二流货色。我们的新一代人，必须学习中国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文化产品，从夏商周的玉器和青铜器，一直到明清的家具，都不是任何世界一个文化可以相比的。而这只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比如说云南，贵州和广西丰富多彩，领世界风骚的服饰，都可以在世界上杀出一片天地。

在军事上发展强大的国防更重要，但就不要玩航空母舰这样的面子花活。西方的新十字军东征已经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如果要啃下伊朗这个硬骨头，可能就会力竭而亡。因此西方战略家们下一步，一定是以世界和平的假口号，挂羊头卖狗肉，企图制止非西方国家在核武器上的渴求，和希望利用有限的核武器，可以抵消西方在常规武器上的强大优势。而当美国的全球防御系统因为太过昂贵，而无法发展的话，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西方在军事上的乏力，在经济上的萧条，使其只能在文化上虚张声势。其实中国人对他们这种垂死挣扎，没有必要反应过度，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强烈抗议。中国人只需要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污蔑，笑破肚皮就行了。西方人今天那种看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不屑的说，还是我老祖宗的民主好，简直令笔者对阿Q老兄的重新转世，大叹惊奇。只要中国可以在文化上崛起，西方世界日薄西山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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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13:47:15

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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