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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日落共青城—风起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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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日落共青城—风起青萍之末

2007年的某个时候，美军驻日军队集群总司令布鲁斯·赖特空军中将在美军驻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伊拉克战争正在减少美军应付其它突发事件的装备供应。伊拉克战争也正在消耗战机更新或升级的费用，从而使美军的行动受到限制。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却在利用俄制苏一27和苏30飞机，还有自制的歼一10飞机来加强空中力量。赖特说中国军队还改善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包括击落一颗废弃的气象卫星，其轨道高度几乎与美国军事卫星相同，则证明了它已具备打一场太空战争的能力。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加强外交和政治接触的努力是“积极的”，但中国军力的增长的确令人不安。美国的空军机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老化，中国防空力量的改善，已使美军在日本部署的F～15和F—16飞机很难穿越中国的防空力量，必须要F-22或F一35这种具备隐形能力的新型飞机，才能穿透中国的空防。有分析人士指出，赖特的这次讲话，与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温早前关于中国军力的讲话“异曲同工”。这可能与美国空军部长正向国会讨要巨额军费发展美国航空航天力量有关。迈克尔·温此前多次表示，美国的空军与卫星都逐渐老化，需要更多的经费来进行维护与更新。他甚至在针对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最近建议的，应大幅削减F一35采购计划时露骨地表示，现在美国空军拥有的21架B 2隐形战略轰炸机根本无法完成对中国的轰炸任务。

1992年6月27日凌晨6时30分，俄罗斯联邦；后贝加尔军区“镰刀锤子一马尔基”机场，第23前线航空兵集团军；第120歼击航空兵团驻地。

“看来，老爷子也是个胆小鬼!换作是我，我宁愿选择自己了结。”

塔台空勤餐厅里一秒钟以前还是喧闹欢乐的军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就好像接到了谁的命令。空军中校飞行员尼古拉·马林诺夫斯基用胜利者的眼光得意地扫了一下被他的豪言壮语搞懵了的同事们，神气活现地将盘子里最后的那一小撮腌制野生红醋栗送入口中。

“饶了我们吧，就不能安静一会?”

桌子另一头的飞行参谋米哈依尔·科米萨尔少校连头都没抬一下，继续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中国产的水果菠萝罐头：“谁都知道他身经百战，见过大场面。你也不得不承认人家表现得够男子汉!知道吗?老爷子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被克格勃九局逮捕时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倒是去宣读逮捕令的斯捷潘科夫(总检察长)被整了个大红脸。”

喜欢标新立异、向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著称的一级飞行员马林诺夫斯基在“8．19”事件的当天，当着军长和军政委的面示威性地撕毁了党证，并故意大声地给同事讲他的祖父曾是白卫军成员。这位加加林飞行学院列宁主义研究小组的积极分子，过去的优秀共青团员在当时不但是120团里的头一份，也是整个23航空集团军的重大新闻，甚至还震动了整个军区。但是没过多久，马林诺夫斯基中校就开始郁闷起来。

许多露出了凶狠而兴奋眼神的将军和军官，包括军区司令部的将军和上校们公开销毁他们的党证。上校尼古拉·波列扎耶夫卡当着当地电视台记者的面出示了据说是从他家地窖里挖出的家谱，以证明自己的曾祖母是沙皇时代的某位女大公爵。其他的人则争着承认自己的祖父，或者哪位从未听说过的亲戚放火烧毁过苏联最初建立的集体农庄，又或者因为被指控向契卡分子(秘密保安警察)打过黑枪而被送进过古拉格。

尤其是著名的军内党务理论家，苏军(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报纸和电视里声嘶力竭地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清算他在过去几十年问所一直极力维护的苏共集团，如今这个海军上将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地诅咒的“犯罪组织”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时，一个小小的空军中校所引起的那一小点轰动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那是因为他胆颤了，不是谁都能像鲍里斯·普戈(苏联内务部长，拉脱维亚籍。8．19事件策划者之一，政变失败后与夫人一起自杀)那样有勇气用一把手枪结果了自己的，‘政委’同志!”还没来得及把嘴里的食物解决掉的马林诺夫斯基不服气地回敬到。

“说话小心点!当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亚佐夫的本人名和父名)在列宁格勒城下跟德国鬼子打仗的时候不知道您还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呐?”脾气暴躁的飞行参谋科米萨尔(译者：俄语中“科米萨尔”这个姓也有“政委”的意思)有些动气了。

“军官们!男子汉们!你们怎么啦!干吗要吵架呢?”

“安静!”随着一声严厉的呼喝，整个餐厅又变得鸦雀无声了。

来者是国土防空军航空兵司令，伊万·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一脸威严的空军上将是在军区副司令谢尔盖·伊万诺夫中将、军长谢尔盖·米洛诺夫少将和部队长谢尔盖·潘克拉托夫上校的陪同下进入塔台的。

自鲍里斯·叶利钦于1992年3月16发布成立俄罗斯国防部和组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总统令之后，有别于原苏军制服的新军服就开始下发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机关。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和北方舰队等驻扎在欧洲部分的部队是第一批领到新制服的，驻远东和高加索方向的很多部队一直到“炮打白宫”之后才完成换装。因此，就出现了身着苏军制服和俄军制服的军人们在一起办公的复杂局面。

不过做事周到的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大将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机会怀疑他的办事组织能J力。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波列扎夫卡的军装厂受命加快速度，为的是让各军区和各舰队的将军和上校们都能领到自己的新行头。这也完全符合俄罗斯军队的传统，首先要让将军和上校们看上去更体面一些，至于其他人嘛……他们完全可以等。

因此当这穷乡僻壤的军人们看到一伙身着俄罗斯之鹰纽扣新式军服的家伙出现时，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可是来了些大家伙啊!”

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严厉地环视了一圈在场的飞行员，用清晰而洪亮的声音说：“小伙子们!再过一小会儿，我们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刻。这里将有12架苏式歼击机飞往中国，你们也将成为20年来第一批驾驶作战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的飞行员。”

空军上将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用一种轻快的语调：“好在这不是去打仗!上帝保佑。当个飞行员还不错嘛。”

虽说当着军区副司令和军长的面，有些飞行员已经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部队长潘克拉托夫上校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似乎是想提醒这些白痴们稍微注意一下。

看到大家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也来了兴致。他开始用飞行员才会想到的办法调侃这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当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把我们的‘蓝色闪电’安全送到目的地。相信热情好客的中国同志会好好款待你们这些爱惹麻烦的家伙。我猜你们当中还没有谁品尝过美味可口的中国菜。喔!对了，还有天下闻名的中国酒……”

“上帝啊!啧，啧，啧”空军上将像个贪婪的酒徒般咂咂嘴：“以前只有沙皇和政治局委员才能喝到的好东西，如今却要便宜你们这些小东西，这像话吗?啊!”

这下不仅是年轻的飞行员们，上将身边的将军和上校们也都乐得眉开眼笑，似乎马上就要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未等笑声落地，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话锋一转，改用一种只有俄国的将军才能操控自如的恶狠语气说：“但是如果谁在这中间出了问题，把事情搞砸了!或者让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哪个多嘴多舌的家伙闲得没事去跟中国同志争论政治问题。呵!那就只能怪你们自己。好吃好喝就不用想了，我还要把他发配到边远的卫戍部队去飞米格一25 1”

米格一25是防空部队专用的高空高速截击机，只能在自动防空截击体制下工作又不具备机动飞行能力，因此被飞行员戏称为“飞行中的地空导弹发射架”。即使是国土防空军的飞行员，宁可去飞米格一23也不愿意飞米格25。在当时，飞行员们还不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是想飞也飞不成了。

这时只见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径直走近马林诺夫斯基面前，用手指着这位爱出风头中校下身：“我说飞行员同志，你这又来的哪门子月经?”

只顾着打嘴仗的马林诺夫斯基没有留意到，在他刚才夸夸其谈的时候，紫红颜色的菜汁滴落到自己的飞行裤上。在一片哄堂大笑声中，满脸通红的尼古拉·马林诺夫斯基被命令去清理一下自己的军容仪表。看着马林诺夫斯基狼狈不堪地样子，空军上将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在走向停机坪的路上，伊万·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再一次向“谢尔盖们”问道：“每次飞行前都会这样聚餐吗，我的意思是食品供应能够获得保证吗?这次执行任务的都是你们部队的飞行员?”

部队长谢尔盖·潘克拉托夫上校像苏联时期的年轻人那样精神抖擞地用洪亮的声音汇报说：“一切前期准备工作都已完成!空军上将同志。”

看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将军们不停地点着头，空军上校潘克拉托夫鼓足勇气想要给老家伙们添点堵：“除5名飞行员外，其余皆来自友邻部队。全体空勤人员状态良好，虽然最近安排的飞行训练时间比较紧张，我的意思是比较少……”

“会好起来的!”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皱着眉头打断了想要借这个机会抱怨些什么的潘克拉托夫上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航油会有的，器材会有的，飞行补贴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但还要等多久呢?”

不识时务的空军上校不顾顶头上司米洛诺夫少将和军区副司令伊万诺夫中将严厉的目光，坚持想要问出个究竟来。

“空军上将同志!您是知道的，按照条例歼击航空兵一年至少要飞够180个小时。过去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的。现在的情况简直糟糕透了，去年全团的平均飞行小时数还不足往年的一半。今年的情况则更糟……”

看到军长米洛诺夫少将的脸涨得通红，潘克拉托夫横下心来把想要说的话说完：“这样的话我们如何保持战备?总不能老是让我们在那个到处漏风的操作间练习啊!”

“是啊!还要等多久呢?”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没有因为上校的无礼而感到恼火，也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头也不回地继续走向不远处的停机坪。

12架被油漆一新的苏27歼击机一架接一架地静卧在停机坪上，基地的地勤和来自阿穆尔共青城加加飞机制造厂(KnAAPO)的机务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年轻的机械师们在前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摆弄着这些看上去锃光发亮的新飞机，较远处还停放着至少30架米格一23飞机。这些米格飞机因为缺乏维护而显得破旧不堪，早已对此见怪不怪的人们不屑一顾地从它们身边走来走去。

空军上将转过身来有些心痛地问：“这些飞机是什么时候装备的，这里的机库不够用吗?”

我们的潘克拉托夫上校就等着这句话呢，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回答：“都是不超过10年的主战装备，其中有7架还是1986年以后交付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零备件而趴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机库的扩建工作是1989年开始的，但是去年8月停工后就一直没有消息。总是告诉我们再等一等，就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凝视着这些印有红星标志的米格机，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苦笑地摇了摇头：“也许再过些时间，也许再过个几年……”

看到令人敬畏的空军上将一脸无奈的神情，空军上校潘克拉托夫终于闭上了嘴巴。

1992年6月27日凌晨6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一号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部。

中国的空军总司令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建的领率机关，在其西侧隔一条马路就是中国海军总司令部，而它的东侧则是大名鼎鼎的京西宾馆。

在那栋浅红色的中国式办公老楼里，空军总司令王海正亲自坐镇在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的王海上将眼中充满血丝，看上去略微显得有些疲惫。但已年过六旬的中国空军总司令那摁耐不住的兴奋喜悦之情依然溢于言表，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

当王的秘书按照首长的吩咐，在将呈送来的急件放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的同时，顺便帮他沏了杯浓茶，空军总司令王海正在接“专线”电话。

“是的!上将同志。一切准备就绪，保证万无一失。林副司令已经飞过去了。毕竟这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的身体?呵!没有任何问题，请首长放心。没看到中国空军装备新型歼击机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倒下的。”

秘书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打来的电话。这两天以来，这部办公室里的“专线”就没消停过。当时中国的个人移动通讯科技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电话座机早已司空见惯。但是这部“专线”的座机可是非同小可，这部电话一响，那不是代表中国党政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南海”，就是代表中国最高军事领率机关的“三座门”打过来的。

放下电话，王海上将小心翼翼地端起还有些烫手的茶杯又放下，转而拿起刚呈送来的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报告认真审阅起来。一边看着报告，王海上将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英国剑桥金融建设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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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5 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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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有没有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报告?”

“已经问过了，还没有发过来。”秘书回答道。

“怎么搞的?做事这么慢!”

一般来说王海上将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是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些着急。

“要不要我去查询一下?”

“没这个必要，”王海上将再一次端起了茶杯，轻轻地嘬了一口：“就是因为都说没问题，才让人感到不自在。天知道那些笨蛋都是怎样应付差事的!”

放下茶杯，王将军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石英钟：“已故刘亚楼上将曾告诫我们，空军是个复杂的技术型军种，航空兵又是空军的主体。天上飞的东西，一点都马虎不得。尤其是这一次，绝对不能……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弄出乱子来。”他将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我们中国空军太需要新飞机了!”

“您为中国空军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将会被后人所铭记的!”忙碌中的秘书用充满敬意的口吻安慰着自己的首长，暗地里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首长这是在拼命了，都是为了那些该死的苏一27 1”多年后，王的秘书回忆起当日的情景时依然感慨万分。

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二任，同时也是中国空军建军以来的第五任总司令，王海上将已经定于1992年11月卸任。因此，此刻的他期待着在离任前为空军航空兵引进新型歼击机的迫切心情是外界难以理解的。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空军上将在大约去年的这个时候因为一次意外摔断了四根肋骨。当时已经65岁的王将军下令禁止司令部的军医泄露他的病情，更拒绝住院接受治疗，仅靠着中国的云南白药和西式止痛片维持着自己的身体机能，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一直到9个月后第一批苏一27的交付工作进入倒数实施阶段，外界才获知空军总司令受伤的情况。

一位强力机关的领导人听说此事后颇为不满地抱怨说：“空军的‘老飞们’太不地道，连这种事情都要跟组织上打‘埋伏’，难缠，真是难缠!”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则大为感慨地说：“这个王永昌(王海原名)啊!为了这批飞机还真的是拼了。”但这显然并不让刘副主席感到意外，过了一会儿他又深有感触地笑了笑，“飞行员嘛，是要有怎么点鬼心思的。更何况王还是个王牌飞行员。”

自1985年7月出任空军总司令以来，王海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度过了七个舂秋。在这7年里，王从未休过一次假期。每年中国春节的第一天，也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大年初一”，他都会亲自坐镇空军中央指挥所。这在其他军事领率机关被当作一个经典，军委、总参、国防部以及其他军兵种机关的将军和上校们，都在暗地里拿勤勉的空军总司令和他们各自的主官进行着比较。当然，这也会招致其他强力部门机关某些首长的不快。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一位将军暗示空军上将王海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依然当自己是时刻准备投入战斗飞行的前线航空兵大队长，而不是领导中央领率机关的空军总司令。王没有理会他这位同事的冒犯，他用简洁的语言耐心地为这位将军描述了一幅非常清晰的现代化战争景象：一旦战争爆发，敌人的打击将首先从空中乃至外太空展开。与其他部队不同，空军航空兵必须以首当其冲的态势在战争的初始阶段就投入到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中去。王海上将以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为例，纳粹德国空军在战争的头24小时闪电般摧毁了苏联西部国境上的大部分空中力量，导致了苏军在后续作战中的相继失利。近几次中东战争，也是以空军力量的大规模突击为先导展开的。他强调说：对于现代空军，首战即决战。

在空军上将王海主持工作的时代，他的职位并不怎么令人羡慕。作为领导着这支规模居世界第三位，但装备质量和训练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国空军领导人，他所需要劳神操心的事务多不胜数。那时的中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给自己的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备建设。拥有几千架各式作战飞机的中国空军，在当时甚至找不出一架即使以苏联标准来衡量的现代化军机。美国人刻薄地将中国空军称为：拥有“数千架钢铁垃圾”的“250公里国土守备队”。一直到冷战结束，中国的空军防空体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艘陈旧、破败、四处漏水的船。王海和他同事们的所有努力，就是到处堵漏和试图彻底改变其面貌，使其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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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6 9: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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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当那位以强硬作风著称的张廷发将军好不容易离开空军之后，总部机关的将军们却发现这位航空兵出身的新任空军总司令在争取有限军费资源和维护本军种利益时，那难以掩饰的“贪婪”可一点不比那位令人头疼的前任差多少。作为中国空军中少有的，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率领本飞行大队击落击伤敌机29架，从而建立中国空军赫赫武威的王牌飞行员，王海本人对于现代化战争中空军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在坚持以陆军建设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在资源分配和人员待遇上给自己军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王将军一直在与军委和总参的将军们进行着长期而艰苦的“中国式”拉锯战。由于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被“文革”打断，一些在西方国家甚至在苏联都早已实行的，如“飞行员飞行等级”和“飞行补助金”等用以衡量飞行员的技术战术水平，并按照技战术水平的高低和飞行时间的统计进行奖励的制度，在中国一直到1985年以前都未得到贯彻实施。

苏联空军相对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后争取到的。记得当年空军主帅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向约瑟夫·斯大林提出这一建议时，著名的谢苗·布琼尼元帅曾当面讥讽说空军才打了那么点小胜仗就忙着闹饷争待遇。那位以“胡子比脑子大”而闻名的骑兵元帅布琼尼抱怨说，如果坐着舒适的飞机到处闲逛的“飞行员少爷们”还要为此多拿一份津贴，那他手下的那些连吃睡都离不开马的骑兵们都该赶上“巴依”了(苏联中亚地区的财主)。一向很给老战友面子的斯大林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了这位骑兵元帅，最高统帅很清楚诺维科夫和他手下的那帮“飞行少爷们”们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早在王海担任空三师副师长时就曾向刘亚楼上将建议实行飞行员评定等级制度，但当王海成为空军总司令后，在推行包括“飞行人员等级”、“飞行补助金”和“飞行人员最高飞行年龄”等三项制度时，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尤其是当有人队“空军飞行员待遇如此优厚，装甲兵驾驶员又当如何”等使人产生时空错乱感觉的问题时，发生在中国军事首脑机关的争吵最终也是在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调停下获得解决。

不止在中国空军，在总部机关和其他军兵种也有人批评说，飞行员出身的王海上将过于照顾飞行员的利益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并没有错，但这也可以被理解为，飞行员出身的王海上将对于飞行训练的重视程度也抓得比较紧。在王的任内空军航空兵成建制地组建了“假想敌作战分队”，也就是所谓的“蓝军分队”。这其中也包括被俄罗斯飞行员称为“利佩茨克沃斯托克”的中国空军飞行试验训练改装中心，也是供《独立报》军事记者安德烈·苏特科夫随意臆造出大量影视情节场面的最佳场所。这些扮演假想敌的“蓝军分队”，专门用于对抗训练，为部队提供逼真的飞行对手，创造对抗环境，使参训的飞行员得到近似实战条件的锻炼，并可以用于检验训练的效果，有助于克服训练中的“一相情愿”等弊端。另外通过战术训练协作区的建立，将一定区域内没有隶属关系的空军各兵(机)种部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以航空兵为主体，按照统一训练课题，进行互为对象、互为对抗的一种战术训练组织形式。这一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空军航空兵在战术训练和开拓新战法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涉及到的大量技术手段和专业措施都是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密时期从美国空军取得的先进经验。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1992年依然大量装备着落后的歼6、歼一7甚至歼5和轰一5(伊尔28)的中国空军航空兵，的确不足以在现代化战争中担当重责大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过六旬的王海上将宁愿挺着不接受治疗，也要坚持到第一批苏一27飞机到达。现代化的空军，必须拥有用现代化技术打造的高性能战机，才能在先进的军事理论中获得进一步的发挥。

“首长!一会儿就要出操了，您是准备……”

还是在张廷发出任中国空军总司令的时代，从空军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就首先拿部队的作风问题开刀。针对军委主席邓小平就文革结束后中国军队突出存在着的“臃肿、散漫、骄横、奢侈和懒惰”等问题，张要求在空军部队中加强军人作风意识培养，即使是首长领率机关的将领们也要坚持参加每天的早操。在其他强力部门的领率机关，这种要求被认为是过分而无法执行的。虽然空军被认为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不过中国空军在整个人民解放军中的作风一直被认为是保持的最好的。关于这一点，通过最近两次的联合军演中俄联邦军队指挥机关和作战单位给予参演中国空军的高度评价就可一窥究竟。中国空军的参演部队在演习中不但表现出良好的军事素质，也展示了过硬的部队作风。

“不了，今天偷个懒!咱们现在就去中央指挥所。”

注重军容的王海上将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帽子戴好，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着：“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办点什么事情就得自己亲自动手!”

“这也是刘亚楼上将说过的?”

“呵!”王海上将不满意地瞟了秘书一眼：“这是当年我在丹东从苏联顾问，王牌飞行员伊万·阔日杜布那里学到的一句至理名言。”

1992年6月27日凌晨1时50分，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巴拉什欣区黎明镇，空军防空中央指挥所。

几张局部军用航空图铺排在指挥中心大厅的墙壁上，拼合成一张巨大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东部地区地图。望着这些异常精确的航空图，空军总司令彼得·德伊涅金上将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感。他怎么也不能忘记，当中国空军代表团的林将军和他的部下看到这些航空图时脸上的表情。

“我们向中国同志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大国空军!”德伊涅金上将骄傲地跟别人显摆了一番。

1992年的时候，空军主指挥所还设置在那座旧大楼里。那里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控制系统，休息室里也没有配备今天那么现代化的洗手间和吸烟室，更不可能有液晶显示的大屏幕电视和24小时电影频道。但在当时整个的指挥所已经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主指挥所将从地面雷达站、远程雷达定位侦察机、空中监察站、卫星跟踪系统等信息源获得情报。空中状况的情报将用计算机处理，通过多功能显示器输出。主指挥所出来的信息，加上指挥官就地借助于自有设备得到的情况，将传递给空军和防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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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6 17: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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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美中不足的是，那时的老楼里没有配备今天广泛安装于各强力机关指挥中心的空气净化器，爱沙尼亚生产的“布尔什卡娅”牌抽烟机是地道的蹩脚货，一旦运转时间过长就会出问题。而指挥中心内的工作人员，有几乎90％都是大烟枪。那些本来不怎么吸烟的，也在老烟枪的带动下变成了不讲卫生的家伙。他们的理论也很简单实际(而且很科学)，既然这里无法禁止吸烟，那么与其被动当二手烟的受害者，不如成为烟雾的制造者。

烟雾缭绕的大厅里，德伊涅金上将一边用一个中国制造的大口热水瓶往军用饭盒的速食面上浇热水，一边注意着大厅里情况。

“知道吗，这是‘中南海牌’香烟。在中国，只有他们的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才抽得起。在他们的军队里，只有驻北京的近卫军将军和上校们才有资格抽。你知道这个牌子的香烟在日本要卖多少钱吗?这是中国的将军送给我的，我们的‘列昂尼德·马卡维罗奇’香烟根本没法跟人家比。如果你有朋友经销烟草或在涉外饭店，可以找我，我那里有现货。”

维克托·萨莫伊洛夫将军从他那神奇的手提包里拿出两条中国香烟散发给大厅里的军官们，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不知道从那里打听来的，关于中国烟酒的各式传说。说实在的，德伊涅金打从心底里看不上这位投靠了民主派的将军。尤其是当这位将军与一连串神秘的商业传闻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德伊涅金简直惟恐避之不及。

但是在老上级沙波什尼科夫耳提面命之下，他必须配合好这次行动。因此，好脾气的德伊涅金上将不得不忍受一下。有时候，德伊涅金真的怀疑萨莫伊洛夫天生就是个推销员，所以才会指名由这位将军去推销俄罗斯武器。不过萨莫伊洛夫将军给人的感觉不大适合去推销那些破坏力巨大的武器，而应该去当汽车推销员或去卖烟酒。

“怎么?您的速食面里没有放调料!”萨莫伊洛夫的大嗓门几乎能让太空中美国佬的间谍卫星都听到。

“我吃完夜宵之后再冲来喝!将军同志，”德伊涅金上将冷冷地但很有礼貌地回答道：“俄罗斯人都这么干”。

当中国的军事贸易公司将第一批速食面运到俄罗斯的时候(那时应该还叫苏联)，中方人员吃惊地发现，俄国人在泡面的时候居然不放调料。而是在把没有味道的面条吃完后，再冲一包调料，作为汤品。据说这是俄罗斯人的习惯，有些俄国人还习惯往没有放调料的速食面里放酸奶油或果酱，这让中国同志感到非常的受不了。

而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红烧牛肉速食面的反应也让中国人记忆深刻。俄国人能喝高度数的烈酒，但是他们的舌头却尝不了辣子。哪怕是红烧牛肉面调料里的那一点点，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称不上什么的辣味。为了这件事情，中方的经办人员差点受了处分。好在头脑灵活的萨莫伊洛夫将军想出了解决之道，再从北京空运一批海鲜味调料包来分发给吃面的人。这样就免去了几百吨的速食面受来回搬运，旅途颠簸之苦。

在与中国军事贸易公司的同行们交上朋友之后，萨莫伊洛夫将军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饮食和烟酒方面的专家。有人发誓说，在萨莫伊洛夫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张他穿着中国皇帝礼服在北京故宫大殿里的照片。不过德伊涅金上将没有看见过，其实他也从未去过萨莫伊洛夫将军的办公室。

“在中国，他们都是把调料和面一起冲着吃。这样很有道理，很科学。要知道他们的饮食文化已经有几千年了，当他们的八大菜系名扬世界的时候，我们连煎的概念都还没有呐!其实中国的八个大菜系只是一个名词，而实际上要多得多，几乎每个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引进我们的飞机!” 德伊涅金上将忍不住发话了，他实在是听不惯对方用那种羡慕的口吻谈论别的国家，而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诋毁自己国家的东西。哪怕是菜肴，也不行!

“问题就在这儿，您瞧!我们能制造出全世界最优秀的歼击机和导弹，却搞不出一桌真正的佳肴或者一台合格的录音机。说到录音机，您是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日本的Panasonic，但是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Panasonic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这次林将军邀请我去珠海休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工厂，是日本人投资的，您要知道那儿的规模……”

德伊涅金上将微微皱了皱眉头，端起热水瓶走到一旁，好方便指挥所的勤务兵把一片狼籍的桌子收拾好。这时作战参谋拿着最新的情况简报走了过来，怎么连他的嘴巴上也叼着一颗“中南海”?

“我迟早有一天要把这里搞成禁烟区!”德伊涅金上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是伊万·莫斯科维杰也夫上将从“镰刀锤子一马尔基”机场发来加密电报，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前往阿穆尔共青城和转道莫斯科的中国飞机都在这个机场停留，因此有人开玩笑地称其为“中国人机场”。在俄语中，中国人被读作“契丹”(Kitay)，结果到后来被外界误传为“吉达伊”机场。

“看来一切都进展顺利!莫斯科维杰也夫那家伙干得不错。”德伊涅金上将暗暗点了点头：“要是在战时，第23前线航空兵集团军能够在一天之内连续突击若干次，彻底摧毁中国北京军区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的抵抗!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中国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了。”

德伊涅金上将一边想着一边将电报递给萨莫伊洛夫，生怕那家伙再扯开嗓门问他电报的内容，好让全大厅的人都知道。

“唉……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遭批判的空中打击预案

中国政府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著名汉学家罗高寿认为，空前惨烈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对于中国或是中苏两国关系而言，都是一段匪夷所思的混乱艰难岁月。对于这场持续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政治社会动乱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和她的人民所造成的伤痛和教训，并不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重点。这里仅提起现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在苏联时代制订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预案中的部分内容。

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他的诙谐性长诗“伏尔加河的水手长尼古拉·波皮科夫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里，这位后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样写道：

“……我听说了，我们苏联的东部疆域使你日夜不得安宁。

在呓语连连的睡梦中你看见了哈巴罗夫斯克和赤塔，哈萨克斯坦的片片平原，
是血迹斑斑的流浪者
成吉思汗的遗骸怂恿你到那里去。
说什么好呢?不止一个盗贼
来自亚洲或欧洲其他国家，
用贪婪的目光紧盯着我们的土地，
都搬起双桅船飞也似地滚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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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8 18: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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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在1969年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后，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们一直对数百万狂热的中国红色青年涌入远东有争议地区的前景感到毛骨悚然。北京当局在狂热的国内宣传和外交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对“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的一片不加掩饰的敌意和仇视，也似乎证实了苏联领导人的判断。1974年7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会见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大将时，直截了当地谈到他对于中国有可能对远东地区发起进攻深感不安，并针对奥加尔科夫的不同意见问他能否做出将不会发生这种进攻的保证。奥加尔科夫大将声称，他不能做出充分的保证，但是根据他能看到的关于中国军事政策和军事准备状况的资料，他相信进攻将不会发生。

虽然安德罗波夫接受了奥加尔科夫的观点，但出人意料的是与会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和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欧勒格·拉赫马宁对于第一副总参谋长做出的判断做出了激烈反应。负责主管全苏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举着塔斯社提供的有关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于去年2月会见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今年1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的，建立一条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将以上国家连成“一大片”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文件，对着奥加尔科夫大将厉声道：“大将同志!厚颜无耻的假共产主义分子毛(泽东)主义者已经在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而您却认为他们不会对伟大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进攻?难道阿尔巴特军区的领导人都在睡大觉吗!”

拉赫马宁则引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依尔·斯拉茨科夫斯基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中国正在西方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对苏联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总体战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工作。战争将在最近将来沿国境线展开，战争以中国式的游记战的形式进行。其目的将是拖垮苏联，耗费我国的资源和军事力量。而我们的边防部队却日益放松警惕，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与中国边防军人吃喝鬼混的情况。拉赫马宁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本身已经以其实际行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背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帮凶，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则蜕化为反共产主义的变种。毛泽东本人已经从反苏反共的军事帝国主义封建领主进一步向西方帝国主义扶植的“买办”阶级蜕变，并准备为从西方获得援助而对苏联发动进攻。自以为是的卫道士们向第一副总参谋长提出，阿尔巴特军区必须对“中华军事帝国者”有可能的军事冒险做出坚决地反击预案。

无可奈何的奥加尔科夫大将对自己的副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上将说：“其实如果我们和他们(中国)都能够更加克制一些，更为理性一些，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经历过‘大清洗’运动的克里姆林宫，怎么可能就看不懂这套为了表明自己对领袖的忠诚而故意显得激烈疯狂以取得信任的老掉牙把戏?!”

即便是睿智的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大将也无法漠视“理论家”们的强大压力，在1975年春季的首长一司令部战役攻防演习结束后，由总参作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汇同空军、国土防空军以及西伯利亚军区、后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等领率机关联合制订的一份军事行动预案被送呈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份预案中，设想一旦北京失去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边境农垦兵团中激进势力的约束和控制能力，从而再次发生类似1969年的边境冲突并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直至双方围绕有争议领土而爆发战争。驻远东的苏联武装力量只动用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地面部队，重点依靠投入绝对优势的空军远程航空兵和前线航空兵对中国军队实施强有力的空中打击，从空中粉碎敌主战集群，分割其战略机动后备力量，阻截其后勤补给线，从而遏止敌战略战役企图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预案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化的、拥有强大空中打击力量的苏联空军对中国空军形成的全面优势上。对中国军队的总体防空能力进行评估分析后的结果表明，采用远程航空兵的图22M“逆火”式远程打击飞机从低空采取高亚音速或超音速突防，能够有效打击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任何一处战略战役目标。前线航空兵的苏一17和米格一27歼击轰炸机，在米格一23歼击机的掩护下能够在粉碎敌空军抵抗的同时，迅速瘫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后勤保障体系，使侵入远东的敌人陷入被合围困境，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妥协并约束激进势力的无政府主义军事冒险。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不间断的威慑性轰炸，重点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和后勤体系以及动员体系进行大规模持续性高强度打击，在教训对方的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终解决的主动权。这样莫斯科将摆脱单纯被动依靠在国境线我方一侧部署的大量兵力的困难局面，也不用再耗费巨大资源沿国境线我方一侧构筑庞大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系统，降低西部国境线和高加索方向的军事压力。以相对最小的代价和最少的兵力存在，取得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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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9 17: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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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但是这一颇具超前性的军事预案，首先遭到克里姆林宫和阿尔巴特军区某些大人物的迎头痛击。装甲兵主帅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公开嘲笑这是一个“不切实际”和“空虚飘渺、说大话”的军事预案，是爱出风头的空军领导人酒醉后异想天开的“成果”。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更指责皮洛戈夫卡(莫斯科市郊东北部“黎明”镇内，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空军领导人是变相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空中战争论”和“空中制胜论”，在社会主义苏联赤裸裸地鼓吹和推行西方腐朽势力的军事理论。如果任由这种在思想上有首先变质危险的军事领导人肆意而为，将有背离整个社会主义军事路线!使伟大苏军成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新附庸的危险。好在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和空军主帅帕维尔·库塔霍夫全力维护，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亲自出面调停，相关责任人做出深刻检讨并被调离中央领率机关，参与此方案的总参和空军总部的将军们才算是躲过一劫。

苏联武装力量一直将空军作为辅助的支援性力量使用，尤其是在迷信“核武器制胜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在将大量经费投入到发展“战略火箭军”的同时，苏联空军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极大的贬低和削弱。一味强调导弹核武器作用的赫鲁晓夫在削减常规兵员、撤消陆军总司令部的同时，大幅削减空军远程航空兵和前线航空兵数量。尽管在重点发展战略火箭军的同时，莫斯科也在用导弹核武器武装其他军兵种。当时流行的军事理论认为，在战争初期将由战略火箭军担任突击敌纵深战略目标的主攻力量。远程航空兵则是在“核导弹齐射”后遂行辅助性任务。前线航空兵则被当作只能保卫领空特别是前线空域的防空力量，只能起到截击敌战略战术歼击飞机和侦察机的作用。这导致了空军部队的规模和质量建设徘徊不前，与主要对手美国之间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随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崛起，由他提倡的“积极进攻”战略使苏联空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是随着航空技术的迅猛发展，莫斯科开始重视远程航空兵的作用。到1975年初的时候，远程航空兵已经组建了两个“逆火”式飞机中队，并以每年30架的速度大批生产。前线航空兵在进行全面现代化换装的同时，机种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到七十年代中期，作战飞机的装备数量从1965年的3200架增至4600架。飞机及配套设备也更多地按前线航空兵本身的要求进行设计，从单纯的防空歼击机向多用途歼击机方向转变，部队的机种比例日趋合理。激光测距装置、地形回避雷达和反雷达探测器开始大批量投入使用，电视／激光制导炸弹和自动寻的反雷达导弹开始装备第三代(俄标)米格和苏式多用途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其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较第二代飞机提高了70％。空军主帅帕维尔·库塔霍夫认为，这时的前线航空兵已经由一支以担任前沿防空为主的辅助力量，转变为以实施空中进攻为主的力量。与远程航空兵一道，空军前线航空兵已经不再是作为战争配属给陆军的支援性力量，而是作为对战役乃至整个战争起重要作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来使用。

一直到帝国崩溃的前夕，苏联武装力量都未能建立起一套真正的跨军兵种联合指挥体制。军队的作战指挥主要集中在总参谋部手中。总参谋长同时也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只在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长，实际上他是与国防部长一并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自卫国战争结束以来，贯彻以陆军为主的苏军虽然在1967年l 1月第三次重建陆军总司令部，但是陆军总部却与空军或海军总部有所不同，并没有指挥军区(方面军)部队的权力。陆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一直由总参谋部负责，具体的指挥职能由总参作战总局履行，该总局负责管理那座与克里姆林宫近在咫尺的，高达十八层的灰白色国防部大楼下的中央指挥所。一旦进入战时状态，最高统帅部通过总参作战总局对各军兵种、军区、舰队实施作战指挥。除总参谋部外，空军和其他军种总司令部也拥有部分作战指挥权，空军总司令部可受总参委托具体指挥空中作战行动，在海洋战略方向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如果方面军司令(军区司令)需要动用空军或海军部队遂行联合作战任务，必须由总参协调空军、海军总司令部将其下属部队配属给方面军司令指挥。这种复杂的指挥协调体制需要不断地将指挥权由一个机构转交到另一个机构，但一切都将在总参的监控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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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9 17: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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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如今库塔霍夫和他的手下居然想剥夺总参谋作战部的权利和方面军司令（军区司令)的荣誉，让空军打头阵来对付可恶的中国人。尽管这一预案受到本身就是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大将的大力支持，但依然遭到军内、党内毫不留情地打压和批判。事后，苏联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倡导者奥加尔科夫大将自嘲地感叹道：“强大的苏联空军还未出击，就在阿尔巴特军区和党内卫道士们这堵坚固的大墙面前撞到鼻青脸肿。”

十多年后，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熟练地运用其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粉碎了企图用坦克和大炮抗击美军的伊拉克军队，经过38天的空袭为地面部队毫不费力地收复科威特提供了先决条件。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中东到东欧再到中亚，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空中武力肆意蹂躏对手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空军作为主打军种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和长期把持苏联军事战略“大陆军主义”的彻底失败。即便是如此，在俄罗斯的这片土地上与抱残守缺的大陆军主义进行的斗争却一直延续到现在!

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表现出对于这一军事预案可行性的怀疑态度，这一次不同的声音来自皮洛戈夫卡内部。以个性耿直著称的空军上将、三次“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的伊万·阔日杜布上将(1985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在朝鲜战争期间曾授命在中国东北组建新的航空兵部队。作为卫国战争中最伟大的功勋飞行员，阔日杜布亲自带领中国飞行员进行空战训练，向他们传授作战经验，为中国空军的组建立下汗马功劳。自信对中国空军较为了解的阔日杜布指出，这一计划的关键之处是将中国的空中武力等同于忽略不计，在战争爆发的72小时内就将其航空兵力摧毁在空中或压制在地面。根据中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阔日杜布认为无论是谁都不能保证在短短几十个小时内摧毁这样一支规模的空军。

“请不要忘记，那是一支由我们苏联飞行员亲手调教出来的，经受过实战考验的、在社会主义阵营排名第二的空军力量!企图在战争初期就将其轻易摧毁是过于乐观的，除非我们使用非常规武器，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伊万·尼基托维奇(阔日杜布的本人名和父名)空军上将对于中国空军航空兵的战斗力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国飞行员在过去的表现也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苏联协助建立的中国空军

中国空军成立之初，中国仍不具备自行生产航空武器的能力。其主战装备全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并由苏联派遣专家协助其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在引进苏制武器装备的同时，苏联空军与之配套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及相应的军事理论与学术思想也被中国方面全盘接收。根据1949年8月中国空军总司令刘亚楼访苏时提出的要求，莫斯科于当年10月先后派遣878名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建立航校，另出售用于教学的各型飞机434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空军先后建立起六所航校，其中四所用于培训歼击机飞行员，另外两所用于培训轰炸机飞行员。为了支援朝鲜战争的需要，苏联专家采用速成式训练法，打破常规工作办法，赶在一年内训练出350名“顶用”的飞行员。截止到1951年5月，满足了中国空军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的需要。

中国空军的歼击航空兵应该说是经过实战的考验成长起来的，在朝鲜战争期间，通过“速成”培训的中国飞行员在一开始主要担任战斗中的辅助性力量。通过与苏联空军一起联合作战，中国飞行员的进步非常之快。从空中编队飞行到空战战术，并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带领近卫航空兵师在中国东北支援作战的伊万·阔日杜布在发给莫斯科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中国飞行员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的来说在技战水平上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在航校中也没有接受过夜间和昼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不足以承担主战任务。中国飞行员一般都是在苏联空军的支援、掩护和带领下作战，空战主要是在苏联空军和美国空军之间展开，夜间作战也基本由苏联空军承担。战争后期，进入包括和F一86机群作战的大机群作战，也是由苏联空军打头阵，中国空军主要还是作为辅助性力量担任警戒防空任务，出击次数和作用明显增加。一些优秀的中国歼击机飞行员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在战斗过程中，大多数中国飞行员技术战术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作战效能无法进一步发挥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进一步促进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卓越表现的一种肯定，力排众议，在对中国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援建的同时，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军并将基地无偿归还给中方。根据现存于俄联邦国防部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旅顺基地的苏联空军／防空部队在撤离前接受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中国空军集中培训一批具备在四种气象条件下(昼间简单气象、昼间复杂气象、夜间简单气象、夜间复杂气象)执行任务的“尖子”飞行员，缩小中国飞行员与世界强国空军在技术上的差距。这样从1954年到1955年期间，一共有105名中国飞行员在旅顺基地接受了虽然短暂但比较系统、有很强针对性的培训。此前，中国空军正在利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空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前往几个主力歼击航空兵师对飞行员进行大规模“补训”。但让中国飞行员直接进驻苏军基地接受系统培训，而且是以这样的规模，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中国空军的第一批“螺旋”教员，就是通过这次集训培养出来的。

通过这次旅顺集训，除了深化中国飞行员在昼问和夜间复杂气象条件的飞行能力外，还为中国空军培养了一批能够飞“初级战斗特技”(高级特技)的飞行员，此前中国的大多数飞行员只接受过“基础战斗特技”(复杂特级)训练。例如水平八字、多次上升横滚、双上升转弯、半筋斗翻转加横滚、跃升加盘旋和水平多次横滚等一系列由单个特技动作通过滚转等技术动作按照一定规则接连组合起来的，在空战中进行大机动飞行所必须的“初级战斗特技”是很少接触的。经过这一次系统培训的中国飞行学员，增强了对喷气式歼击机在各种机动飞行中的判断和控制能力，飞行技战水平获得明显提高。1965年3月18日，空十八师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利用他在“初级战斗特技”训练中掌握的技巧，驾驶着歼6飞机在3分40秒内连续做了16个难度很大的动作，从11000米高空追赶到2000米，从600米距离打到480米，在超音速极限状态下用机炮击落了一架入侵的美制RF—10l侦察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在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先例。

旅顺集训结束后不久，高度重视空军航空兵正规化训练的刘亚楼总司令就参照苏联空军的常规做法，将参训人员中表现最为出色的27人选调往一所负责培训新飞行员的航校，将该航校转变为专门承担培养多种气象条件训练和解决飞行技术难点及改装新型号的训练改装基地。由于旅顺集训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虽然在1955年发生了外贝加尔军区与中国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周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