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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仲华学者孝子国际问题专家

　　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1927年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我国著名出版单位担任编辑，长期主编国内外闻名的《世界知识》杂志。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新闻日报社总主笔、社长，文汇报社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3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他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
　　
　　学者：参加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
　　
　　金仲华早在青年时期，思想就很进步，读书刻苦，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参加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仲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加入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号召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内民主的一个组织。金仲华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他还是一位爱国的、不屈不挠的作家、编辑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当时的《生活周刊》及《永生》、《大众生活》和《世界知识》这几个刊物中起了主导作用。宋庆龄对金仲华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他帮助启发了青年一代，使他们肩负起重任，为中国的前途和反对世界法西斯而斗争。”
　　从1939年到1941年，金仲华主编《星岛日报》，这是香港一家主要报纸。那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临时设在香港。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帮助并宣传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并以药品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金仲华是这个组织的执委会成员，做了杰出的工作。宋庆龄在回忆金仲华时说：“他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努力。他精通英语。他的热忱、乐观以及充分的说服力，都能用英语表达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金仲华在重庆和上海工作期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的面目，公正地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传播进步舆论，扩大中共影响，获得中外进步人士的好评。
　　金仲华始终拥护和接受中共的领导和各项政策，在上海的新闻出版界、文化界等爱国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曾经有人把他比喻为一块“吸铁石”，身边团结着许多知识分子。
　　
　　国际问题专家：宋庆龄、郭沫若的得力助手
　　
　　解放以后，在国际活动中，金仲华积极宣传和坚决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性会议。1950年出席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1952年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1954年参加国际记者协会布达佩斯会议，1955年参加亚洲国际会议，1957年出席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958年和1959年两次出席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1960年出席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961年访问伊拉克，1962年率领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北欧各国。在争取国际和平友好的活动中，他是宋庆龄、郭沫若的得力助手。
　　巴金回忆金仲华时说：“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那么乐观；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他的工作——一根红线贯串着这一切，那就是他对党的感情，他一直是靠拢党、紧跟党的。和仲华在一起，我总觉得他没有一点私心。若干年来我没有听说他讲过一句错话，并不是他讲话过于谨慎，同熟人在一起他常常谈笑风生，他思想上没有疙瘩，心里没有尘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也受到干扰，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也不再出版了。宋庆龄已接不到她所领导和关心的那些下属单位的任何情况报告，焦急万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宋庆龄还是想到老朋友金仲华，请金仲华帮助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金仲华在自己也遇到很大麻烦的情况下，仍然认真负责，走访了这些单位，鼓励这些单位继续开展工作，并把这些情况反馈给宋庆龄。
　　
　　磨难：“文革”中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仲华作为上海市副市长，还兼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一职，既受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造反派的监督审查，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造反派的监督审查，来往于两边参加运动、接受批判。
　　随着运动的深入，无情的打击一个一个地向他袭来。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指责他“反对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事情的真相是：“文化大革命”前，研究所制订学习规划时，有人主张把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六本小册子订到规划里去。金仲华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六本小册子，要像吃饭的家什（工具）一样，天天要用。意思是要自觉地学，长期坚持，而不是订一个规划了事。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提出责问来了，于是金仲华赶紧站起来承认错误，承认有罪。在那个时候，“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多大的罪名呀！
　　1968年3月的那次抄家，对金仲华也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造反派临走时，竟然把他保存了几十年、视之如生命的几十封重要信件装在网袋里要带走。一向彬彬有礼、态度和蔼的金仲华，此时也被激怒了。他向造反派头头提出抗议：“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是些什么重要信件呢？有周恩来写给他的信，有周恩来亲笔修改过的讲话稿，有宋庆龄过去写给他的信和文稿，有赵朴初、黄华等同志给他的信。如今造反派给一股脑儿拿走了，怎么不使金仲华感到痛心疾首呢！后来，这些信件都送到了张春桥的办公桌上，并列入“金仲华专案”进行审查。
　　“四人帮”还给他扣上了“外国间谍”、“胡风分子”、“文化界黑帮的同党”等罪名。
　　在他来说，哪怕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他总觉得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总觉得还有所依凭，可以寻找支持。如今，上海市委、市政府被夺权了，统一战线不存在了，昔日的领导、同志和朋友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连陈毅元帅都在挨批了，茫茫中国和偌大的上海，他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了！
　　所谓“举目无亲”，是说在那时的社会，除了那些冲冲杀杀的造反派以外，正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在他自己的家里，当然还上有老、下有小，有着他所爱的亲人。
　　
　　孝子：他所爱的亲人
　　
　　金仲华的老母亲，时年以86岁高龄健在。妈妈一生跟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一生跟着妈妈讨生活。儿子每天吃的饭、菜，即使在做了上海市副市长以后，都由老妈妈亲手来做。儿子下班再迟，妈妈总要等着，给他热饭热菜，然后看着他吃。儿子出国回来，老妈妈总要亲手做几样儿子最爱吃的菜，欢聚一番。她们母子俩的关系，真可谓“相依为命”。
　　宋庆龄非常熟悉金仲华的妈妈。宋庆龄说：“金仲华对他年迈母亲的热爱是令人钦敬的。他常常陪着母亲去看戏或听音乐会。他的老母亲总是像在老家一样朴素，穿戴得像个中国农村妇女。他总是把母亲安排在靠近舞台的前排座位上，他坐在母亲的后面，边看边为老人解说。”宋庆龄所描绘的这样一种母子之情的感人情景，使人读了多么神往！
　　巴金对金仲华的家庭和生活是很熟悉的。巴金先生生前曾亲口告诉笔者说：“金仲华爱他的母亲，这是朋友们都知道的事。我最后一次看见老太太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出头了，身体还非常健康。仲华那时主动地到郊县农村锻炼，她很关心地谈起仲华的日常起居和生活。她很担心在她之后有没有人来照料她的儿子。”
　　巴金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我望着这位白发老人，我没有忘记我在这个家里吃过多少次她亲手做的菜，仲华对朋友提起这些美味就感到自豪。这样一位母亲，她爱儿子、关心儿子，她全心全意地照料他，让他把全部力量放在工作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金仲华还有一个小外孙女，名叫园园，从小由他抚养，十分可爱，每日围绕于脚边。有客来访，带她出来一起接待，唱个歌，跳会儿舞。她这个小天使，给人口不多的金家带来了许多的生气和欢乐。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在金仲华的家庭里，白发慈母和黄髫幼孙自然是天伦之乐的主角。然而，如今是满天乌云，惊涛骇浪，黑暗无边无际，这一老一小，能给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外公多少帮助呢？！
　　
　　绝望：光明磊落地离开人间
　　
　　1968年的金仲华苦恼极了！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他或枯坐，或踱步，思绪万千，彻夜不眠！他望着满天乌云，长吁短叹，不知光明之何日复至！
　　金仲华终于绝望了！这场没完没了的斗争啊，岂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吁了一口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吧！
　　1968年4月3日凌晨2时许，他将一根白纱绳套到书房南窗的铜梗上，向着楼下的老母做了最后一次祝福，然后登上白纱绳下的方凳……
　　一位中国著名的学者，就这样含冤离开了这个世界。
　　金仲华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留给他母亲的遗书，一封是留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另一封则是交代文件、存单、书籍的存放地点和处理办法的。
　　在给母亲的遗书里，他内心的痛苦，溢于言表。他说：
　　母亲：
　　我对你们不起，对你们不起！
　　…………
　　我这样离开了你们，丢下母亲、你们和孩子们不管了，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事情已到没有办法的地步。我精神上负担很重，拖下去只会做错更多的事。
　　母亲今年86岁了，你已经经不起一点冲击了。我这样害了你，心中真正难过到了极点。
　　…………
　　仲华
　　四月二日晚
　　在三封遗书里，他仍如平生待人接物的一贯态度那样，都只是责备自己，一点也不怨恨别人。
　　他，光明磊落地活在世上，光明磊落地离开人间！
　　可是，“四人帮”对已经死去的人，还要诬以“他的自杀完全是有计划有阴谋的猖狂反扑”。
　　金仲华离开这个世界将近40年了，也许许多人已不记得他了。今年是金仲华百年诞辰，对于这样一位学者、孝子、国际问题专家，实在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所以笔者写下了此文。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作者：散　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汪伪政府等几个领域。
　　
　　军事斗争领域里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如抗日战争爆发前，由蒙古族官兵组成的抗日武装“新三师”，其前身即原绥远蒙旗保安总队，主要由土默特等旗的蒙古族官兵所组成。19３6年秋，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遂改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中共“秘密党员”白海风出任总队长。后来，乌兰夫等中共党员也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并逐渐控制了对该部的实际领导权。七七事变爆发后，该部由马占山暂编为混成旅，至19３8年春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由白海风任旅长；至19３9年夏，又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即乌兰夫）。至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则先后离队，前往延安。
　　还有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钵成。日军攻入广西后，我第四战区先后调集了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杨森和汤恩伯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共16个军40个师约16万人与敌会战，但参加桂柳会战的国民党军因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无法协同作战，致使日军先后攻陷全州、兴安，又直逼灵川。此时，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韩钵成驰赴前线指挥，英勇血战8个昼夜，毙敌千余人，使日军在湘桂线正面受阻，不得不转兵东向。
　　另外，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和政治工作的还有一些中共“特别党员”。如19３7年秋由中共长江局从上海派往张发奎部队的“秘密党支部”，该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等担任。该支部先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后归中共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掌握。该支部曾在敌后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统战和军事工作。至1945年9月，张发奎部抵达广州行营，该支部的成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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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20:31:18 作者：朱通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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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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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