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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

　杨静仁,回族,1918年9月出生,甘肃兰州人,1937年秋加入中国***｡1941年至1947年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并任党支部书记,任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政委｡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西北局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委委员｡1949年至1960年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党组干事会干事,国家民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60年至1966年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宁夏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7年受迫害｡1977年至1978年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3月至1985年10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4月至1982年4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0年9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4月至198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4月､1993年3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2001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回民骑兵团政委/遭到康生的迫害/严格自律的高级干部
　　
　　1918年9月17日,杨静仁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一个职员家庭｡杨静仁少时好学,在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书刊｡1937年,杨静仁在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并从事革命工作｡1940年,兰州地下党组织决定派杨静仁去延安学习､工作｡
　　杨静仁骑着毛驴,奔向延安｡他晓行夜宿,数日后到达延安｡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组建一支回民骑兵团,因缺少干部,西北局便派杨静仁担任回民骑兵团政委｡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工作,回民骑兵团初具规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很扎实,骑兵团的纪律好,战斗力也很强｡
　　到延安后,杨静仁也曾遭到过康生的迫害｡本来,康生并不认识杨静仁｡康生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而杨静仁只是一个骑兵团的团政委,两人在工作中接触不上｡但康生当时有一个成见,凡是从白区来的,都有问题,都要严格审查一番｡在审查中,他罗织罪名,诬蔑陷害,打击同志｡这时,有人无中生有地说,在西北地区地下党中,有一个“红旗党”,是“托派”｡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地区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自然被康生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于是,康生便盯上了杨静仁｡
　　在康生的指挥下,社会部把杨静仁隔离起来,让他交代“问题”｡杨静仁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红旗党”,当然交代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康生下令把杨静仁关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仍然找不到杨静仁参加“红旗党”的证据,但康生还是不肯放过杨静仁,一直关押他,把他当作“托派”分子｡延安冬季用炭都是部队自己烧,康生便让杨静仁去当烧炭工｡杨静仁并没有消沉,他认为烧炭也是革命工作,干得十分起劲｡运木材,钻炭窑,什么重活脏活,他都抢着干｡每次扛着刚刚烧好的热炭,他都扛得最多｡长时间扛炭,使杨静仁的肩上留下了黑色的印记｡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错误,并采取措施纠正了错误｡杨静仁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此后,杨静仁被分到西北局担任民族科科长｡杨静仁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掌握了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特点,写出汇报材料,供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参考｡
　　杨静仁还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民族工作中特别注重抓民族武装的建立,以及对进步民族武装力量的争取工作｡他经常深入到最基层,耐心地劝导一些进步的少数民族武装,向***靠近｡经他做工作,许多零散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接受了***的改编,成为***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静仁才31岁,便担任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仍然保持在延安时形成的习惯,每天很早就起床,到办公室读书､工作｡
　　杨静仁不光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妻子吕琳也严格要求｡他经常对吕琳说,我们进城后,要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学习,要跟上队伍,别落后｡他的话,吕琳牢记在心,在平时也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吕琳随着杨静仁的习惯,也是国家民委机关中常常早上班､晚下班的干部之一｡
　　在搞调查研究时,杨静仁经常深入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写调查材料｡许多农牧民都熟悉杨静仁,称他为老杨｡1958年,中央提倡干部下放锻炼｡杨静仁在外地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便写信给吕琳,要她积极报名,主动要求下去锻炼｡他在信中说:像你这样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到乡下锻炼一下很有必要,人生是需要吃一点苦的,不吃得苦就不会懂得甜｡这时的吕琳,已经是四个子女的母亲了｡但当她接到杨静仁的信后,立即报名参加了下放干部工作队｡
　　
　　出任宁夏区委第一书记/带着全家去银川/建议中央免去宁夏的上缴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决心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选拔的这一批干部要下到各省､市､自治区担任第一书记,让他们接受全面工作的锻炼,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杨静仁是被选拔培养的干部之一｡1960年,杨静仁出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杨静仁是带着全家去银川的｡当时,有一些下去当省委第一书记的干部,只是自己去上任,把家属留在北京｡但杨静仁不这样做,他把一家人都带了去,表示要与宁夏人民同甘共苦｡
　　杨静仁到达银川时,共和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与饥饿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宁夏亦不例外｡到任后,杨静仁首先考虑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群众吃上饭｡
　　当时,干部中有一股“浮夸风”｡本来宁夏群众已经挨了饿,但仍然有干部提出要再降低一点口粮,节省的部分上缴国家｡一听这话,杨静仁发火了｡他气愤地说:“你们早晨吃的是牛奶､鸡蛋,老百姓是要干活的呀,口粮不能减,有问题我负责,上边有意见,由我向中央作解释｡”一次,杨静仁到北京开会,向中央反映了宁夏粮食困难,许多群众挨饿的情况｡他还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免去宁夏的上缴粮,要求国家另外拨些粮食给宁夏｡杨静仁敢于向中央直言,甚至敢于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这在当时的省部级干部中是少有的｡很快,国家便向宁夏调拨了3000万斤粮食｡
　　杨静仁刚到宁夏时,宁夏和其他地方一样,追求过高的所有制形式,农民的自留地也被取消了｡这样,农副产品就非常少,城市居民买不到农副产品｡偶尔见到一点农副产品,也非常贵｡当时在老百姓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买不起老农一棵葱｡”在银川,物价很高,杨静仁这样的省级干部的工资,也只能买到少许农副产品｡杨静仁认识到,这都是好大喜功,政策上过左造成的,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杨静仁认为必须从抓生产入手｡只有生产恢复了,才会有更多的农副产品｡为此,杨静仁专门召开了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研究恢复生产,恢复自由市场,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问题｡会上,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同志就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央精神｡小农中容易产生资产阶级,这样搞,小农中的资产阶级产生得更多更快了｡还有的说,我们宁夏不要带这个头,等一等别的地方搞了,我们再搞也不迟｡杨静仁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一定要心里装着群众,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去办｡最后,大家同意了杨静仁的意见｡鼓励发展农副业生产,允许种自留地,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宁夏的农副业生产很快就发展起来｡到1962年秋,宁夏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低谷,人民的生活不仅得到了改善,而且市场也重新活跃起来｡

　　眼看着宁夏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杨静仁的心里很是畅快,当即作出决定:我们宁夏生活好转了,但不能忘记全国人民曾给予的支援,各县要积极组织粮食,支援国家｡就在这一年,宁夏向国家交售粮食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此外,宁夏还向国家和周围其他省调出了不少鸡､鱼和牛肉､羊肉｡中央对宁夏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题为《求实——宁夏在稳步前进》的长篇通讯,向全国介绍宁夏的经验｡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听说了宁夏的经验后,专程到宁夏实地考察｡邓小平在宁夏期间,杨静仁陪同他去工厂､农村参观｡在陪同参观过程中,杨静仁向邓小平如实介绍了他们的工作｡邓小平看到宁夏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绩,对宁夏区委和杨静仁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尤其是对宁夏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出低谷,使经济重新恢复繁荣而感到高兴｡
　　
　　“文革”中遭到迫害/“为人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妻子吕琳也受到牵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宁夏很快也处于动荡之中｡造反､夺权的风潮,很快在银川刮了起来｡对于“文革”的爆发,杨静仁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很不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杨静仁认识到:造反,搞乱国家,搞乱社会,不符合群众利益,区党委应该稳定局势｡于是,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区党委会,专门研究如何应对造反的问题｡这次会议是在1966年深秋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争论不休,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倒向了支持造反一边｡有人从声讨“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开始,逐渐转向声讨自治区党委;有人甚至开始指责自治区党委有严重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他们还举出许多所谓的“问题”,全面否定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向区党委发难｡
　　当发难者攻击得最厉害时,杨静仁说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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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18:14:45 作者：姜毅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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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