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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毛泽东的批示

　　领导是一种方法,更是一门艺术｡作为领导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批示常常也需要艺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作过大量的批示｡这些批示作为其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和领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题词等一样,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性｡毛泽东的批示总是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或绵里藏针,以退为进,或直截了当,力排众议,或避实就虚,等待时机,充分显示了一代大政治家独特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这里试举几例｡
　　
　　“同意”
　　
　　1969年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从安徽调中央工作｡周恩来同他谈话,明确要他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会议,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还明确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却一直没有下达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有人告诉李德生,在他到北京工作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任命他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事｡当时,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对谢富治的发言很不高兴,当即提出反问:“李德生不适合,你就合适?”
　　按照惯例,李德生的任命手续应由军委办事组办理｡但是,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想方设法拖延不办｡因为这个决定与林彪的打算不吻合｡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其野心日益膨胀,一直谋取对总政治部的实际控制权｡1967年7月,在林彪的煽动下,总政治部被军队的造反派“砸烂”｡11月,林彪指示在军委办事组下设立政工组､干部组,取代总政治部的职能｡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这期间,对于由谁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是有考虑的｡当时,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4人中,黄掌管总参谋部,邱掌管总后勤部｡林彪的想法是从吴或李二人中选一个掌管总政治部,这样三总部就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了｡然而,事情并不如林彪的意｡毛泽东重用林彪,但对他又保持警觉｡林彪重用亲信,毛泽东很不满意｡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就是毛泽东的意见｡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也是赞成的｡
　　后来,黄永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份报告:“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他们的倾向性和如意算盘不言自明｡只要毛泽东画了圈,他们就可以按照办文惯例,任命李德生出任报告上的第一个职务,即为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再相机提名任命吴法宪或李作鹏为主任｡对林彪一伙的用意,毛泽东洞若观火｡他在报告上出人意料地批了两个字:“同意｡”至于同意李德生担任哪一个职务,他没有明确｡中央办公厅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不知所措｡
　　1969年12月10日,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要求军委办事组按此办理报批手续｡4个月后,李德生的任职命令才向全军公布｡
　　
　　“照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等人摔死在异国他乡｡在对林彪事件清查过程中,有位在空军学院小食堂工作的人员交给工作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的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据李伟信交代,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在上海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同时要周宇驰20日从北京赶到上海参与讨论｡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商量其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张春桥､姚文元等“文人力量”正在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对林彪的“接班”问题,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提前抢班可采取的办法有两个:或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谋害毛泽东｡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首先做两件事:一是写个计划,一是以培养干部为名组建教导队｡计划代号想了好久,最后林立果确定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称“571工程”计划｡
　　很快,《纪要》就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后认为,这是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他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与毛泽东的坦然不同,政治局的成员看了以后,都认为语言恶毒,是矛头指向毛泽东的非常反动的纲领,不宜公开｡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他还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1972年1月,《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印发全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上批示:“照发｡”通知指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纪要》,同时要求先在干部中传达,对“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要“逐条逐段地批判”,尔后向群众传达｡
　　
　　“不看了”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个势头是在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领域“右倾保守”思想一系列批判的推动下形成的｡1955年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一个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12月,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随后,《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后来,毛泽东也说自己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的激励下,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竞相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如国务院各部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到5年甚至3年内完成｡周恩来说,“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各方面紧张”｡从1月下旬开始,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做“防止和反对冒进”的工作,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6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刘少奇在作了数处文字修改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稿子,只批了3个字:“不看了｡”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社论｡
　　这次反对经济上的冒进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事实上,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但当时他没有提出批评｡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只是强调,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的头上泼冷水,等等｡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才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在印发的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3件材料中,就有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就尖锐地批评了这篇社论｡他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对于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他认为“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的确,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前,陆定一修改时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急躁冒进的”5个字所“突出”的扫盲工作,和送审后胡乔木补充的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中所列举的双轮双铧犁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这件事,都直接涉及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可见,毛泽东当时并非没有看这篇社论,或许如薄一波所说,“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不看了”,不过是不同意见的含蓄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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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18:07:4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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