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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郭小川

　　郭小川,在我国文学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成为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
　　郭小川当过王震的机要秘书,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他一手拿枪,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一手拿镐,挥汗开荒种田｡同时,他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战场上响亮的战斗号角,鼓舞着战士奋勇杀敌｡人们亲切地赞誉他为“战士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成为新中国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57岁时,便英年早逝,令人极为惋惜和痛心｡
　　
　　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中,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
　　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人的观点有分歧,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遭到大批判和斗争｡
　　当时,郭小川年仅35岁,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是左派人士｡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
　　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从此工作任务更重,责任更大,面临的难题更多｡
　　最让他感到头疼的难题,是当初那桩“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因为,曾经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丁玲等人,始终认为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处理不当,不断找郭小川申诉,反复要求复查､甄别､平反｡郭小川无权决定,只得如实提请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研究处理｡
　　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成立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受理此事｡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调查组初步认定:丁､陈二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反党集团｡调查组将复查结论初稿交作协党组讨论,作协党组让郭小川对初稿加以推敲､修改｡
　　对郭小川来说,这是大难题和苦差事｡因为“丁､陈反党集团”当初是中宣部和文化部主要领导定的调子,如今查明不是反党集团,又让作协党组提出修改意见,明显是矛盾下放｡
　　复查结论如何措词,确实让郭小川伤透了脑筋｡
　　加之,郭小川一年来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现实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他曾经反复琢磨:既然反党集团的帽子成立不了,那只能换顶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也许上面好通过｡
　　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为丁玲等人写了一个犯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甄别结论｡谁知送到中宣部审查,通不过｡郭小川顿时陷入困境｡
　　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周扬听到有人提出有关丁玲等人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一词,颇感兴趣,示意郭小川按这一折中用语修改结论｡郭小川领会精神,如释重负,迅速照办,并在结论草稿里顺理成章地提出向丁玲等人道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全党轰轰烈烈掀起了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各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上挂下联,深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系统当然也不例外,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
　　郭小川有口难辩,苦不堪言｡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违心承认:“我写的丁､陈结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文件,我不仅把丁､陈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还要党组织向他们道歉｡”
　　两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一首长诗《一个与八个》,主题是写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视为敌人关押审讯｡后来,一次遭遇白匪进攻,被关押的同志奋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只有几个人死里逃生｡郭小川十分慎重,诗歌草稿完成后没有急于发表,而是送著名诗人徐迟､臧克家等人过目,征求意见｡他们都赞不绝口,说是好诗｡半年后,他才小心翼翼地送文化部领导审阅,渴望领导指示｡周扬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说有人不赞成这类题材｡
　　然而一年多后,全国阶级斗争高潮重新来临,到处大批彭德怀的“万言书”｡作协机关乘机把这篇并未公开发表的诗稿,赶紧打印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散发,并且开了大小批斗会七八次,批判郭小川“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有的领导人甚至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反右斗争中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写的!”“如果当时发表了,可能划为右派分子｡”
　　作协党组也严厉指责:“郭小川的错误是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几次检查均不深刻……”
　　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郭小川表面上承认:“这是严重的颠倒黑白,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但内心一直想不通,也不服气｡他彻夜难眠,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调到作协工作｡
　　当时,他曾经暗中找熟人关系,想设法脱离这个复杂的环境,愿意到湖北王任重书记或广西刘建勋书记手下工作｡
　　王任重熟悉郭小川,欣赏他的才华,愿意接纳他,曾劝文化部领导放他一马,让郭小川到湖北省委当秘书长｡
　　结果令郭小川伤心的是,事情传出去后,不仅工作没有调成,反而罪加一等,竟被无端批判为:“背着领导搞非组织活动,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和党离心离德｡”
　　郭小川再次忍气吞声,违心地表示:“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表示应给郭小川“以绝对的自由”｡之后,人们对郭小川开始刮目相看
　　
　　1960年春,中央领导人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缓和｡
　　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毛泽东的几句话,马上起了作用,作协对郭小川的批判立刻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此后,既没有人让他写检查,党组织也没有处分他｡一夜之间,人们又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七千人大会后,周扬亲自找郭小川谈心,让他消消气,好言劝说他留在作协工作,不要调走｡
　　1962年6月,作协又以党支部名义向郭小川道歉,正式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不当｡
　　这些做法,虽然让郭小川受伤的心灵稍有宽慰,但昔日留下的内心伤痕毕竟太多､太深,短时间难以磨平｡他仍然执意要求调走,希望寻找一个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1962年10月,经多方努力,郭小川的政治生涯重新出现了转机｡

　　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让他痛心不已的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
　　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
　　王震了解郭小川,器重他的才华,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灰心;嘱咐他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先进人物,细心体味他们的模范事迹､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搜集生动的素材,准备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
　　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接着,他又风尘仆仆随王震飞往大西北,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
　　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
　　郭小川的作品文笔优美,情节感人,寓意深邃,充满政治豪情,在国内外引起震撼｡胡乔木曾向中央领导热情推荐他的诗篇《厦门风姿》,甚至亲自到郭小川休养处探望,相互探讨文艺创作问题｡
　　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然而起,各单位开始划分黑线､红线人物,揪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郭小川的作品一向注意“突出政治”和“高举红旗”,充满政治激情,适合当时时代潮流和政治气氛,他十分幸运地被人们赞誉为“红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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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18:06:20 作者：许人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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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新中国成立后的郭小川

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