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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泓的坎坷一生

阿乐是何许人也？他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呢？为什么凡是描写江青早期经历的作品都会提到阿乐？在此，我把我所知道的阿乐向读者介绍一下，相关事件也请学者和史学家们共同研究、商榷。
　　
　　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
　　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祖籍江苏省太仓县，1908年生于南京市，原名陆于泓，字仲陶，笔名乐若，在国民党狱中曾用名芦少保。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江浙一带称呼人时，常叫阿公、阿婆、阿菊、阿花什么的，许多人便称乐于泓为阿乐。叫多了，叫顺了口，反倒把他的真名叫丢了。我见过一些学者编写的新四军第四师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名录，其中就有阿乐，却没有写他的真名乐于泓，想必是不知道他真名的缘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专案组将阿乐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江青的罪行，言谈之间透露：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中央专案组经多方查证，才得知乐若就是乐于泓。
　　我和阿乐相识，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1983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拂晓》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之邀到合肥市修改、定稿。为此，我采访过不少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这时，我的母亲提起了一件事：1939年，彭雪枫率部来到安徽省怀远县，我姥姥家也住了几位“新四军”。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一位高个子，会拉二胡，常和我们家的孩子们玩耍、拉二胡、讲故事。我的母亲参军后还见过他，只不过不知他的姓名，光听别人叫他“阿罗”。母亲让我打听一下，现在“阿罗”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以一个新四军老房东后代的身份，四处打听这位40多年前的房客。合肥市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此人就在本市，他不叫“阿罗”，而叫“阿乐”，真名乐于泓。我恍然大悟，淮北人把“罗”和“乐”往往念成了一个音。
　　在合肥市大蜀山国家机电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我见到了乐于泓。那一年，他75岁。乐于泓头发斑白，面容清癯，但记忆力极好，非常健谈。当我说明来意时，似乎唤起了他的回忆，他兴奋不已。阿乐的文化素养甚高，一言一行皆有学者风范，言谈间一不留神就会像自来水一般吐出一连串流利的纯正美式英语。他还给我放音乐磁带《圣母颂》，教我如何从庄严、美妙的西方宗教音乐中感悟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初一接触，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乐于泓出身在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俗称“学老师”，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阿乐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阿乐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于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建校时间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都要早。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顶呱呱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东吴大学，阿乐结识了一位由美国传教士抚养长大的女大学生——丁香。当时，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张闻天、恽代英、肖楚女都到苏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阿乐和丁香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俩和广大师生组织后援会，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募捐；多次举行罢课，支持工人罢工；迎接北伐军，与北伐军联欢，慰问北伐将士；不久，又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阿乐和丁香变得日益成熟，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他俩先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丁香于1930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阿乐于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入党。丁香入团、入党时间都比阿乐早一年。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阿乐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无线电总台工作，先后任公报员、公报主任。中共在电台设有“特支”，由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特支”书记是季焕麟，组织委员是陈国栋，阿乐任宣传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栋先后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团中央、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共产国际先后在上海设立有不同的机构，各自有一套独立、垂直的联络渠道，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阿乐和丁香虽说是夫妻，根据党的纪律，从不向丁香打听情况。当我采访阿乐时，他甚至都说不清丁香属于中共的哪一级组织，她的领导人是谁。
　　1932年9月，丁香受党派遣前往北平，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为营救丁香，中共进行了多方活动。国民党认定丁香是“共党要犯”，但因她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养女，有美国教会背景，一旦美国人介入，将会使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快把丁香押到南京，草草审讯一番，于1932年12月3日子夜在雨花台秘密枪决。此时丁香已怀孕3个月，刽子手还残忍地对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枪。丁香就义时年仅２2岁，她的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阿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赶到南京，冒着瓢泼大雨，身披一件蓑衣，在丁香英勇就义处祭奠。阿乐私自去南京，事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回到上海就受到领导的批评，并说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上海不能再呆了，让他马上去青岛。
　　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二胡，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黄敬一被捕，江青就找阿乐来了
　　
　　黄敬，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生于北京，早年入青岛大学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省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和第三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病逝。
　　阿乐把自己的工作安顿好之后，按照上海地下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找到了黄敬的住处。那时，黄敬的公开身份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阿乐还记得，那是靠海边的一栋小楼，黄敬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他去时，屋里有四五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位留短发的姑娘，很年轻，长着一副鸭蛋形脸，白白净净，爱说爱笑，非常活泼，嘴一张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话带有济南口音。经黄敬介绍，阿乐得知，她是黄敬的妻子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丁香牺牲以后，阿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已离开了上海，却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见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便主动讲述了丁香牺牲的经过。讲述时，屋里一片寂静，在场的青年都默默地听着。江青也甚为感动，站在一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都湿润了。之后，江青把阿乐叫到靠海的阳台上，与他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在青岛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她和黄敬。
　　阿乐在青岛无线电总台工作，同时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他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1933年12月，共青团青岛市工委成立，属上海市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市工委书记叫刘宜昭，阿乐任宣传委员。
　　由于江青是黄敬的妻子，初次见面对阿乐又很热情，阿乐对江青就产生了一种好感。而江青见阿乐比她年长6岁，上过大学，有文化，有修养，风度翩翩，又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对阿乐也比较敬重。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团委全被破坏，全省党的干部有30多人被捕。青岛大学读书会、海鸥剧社等进步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黄敬也被捕入狱。江青发现黄敬不知去向，起初有一点惶惑，当得知黄敬被捕的确切消息后，神经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找到阿乐，央求他帮助出出主意。阿乐的身份当时还没有暴露。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阿乐劝江青去上海：“你留在青岛的确很危险，其他地方不好讲，我不熟悉，你还是到上海避避风吧，我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多。青岛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在采访阿乐时，他亲口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青岛和江青交往期间，就发现这个人生性傲气，一般人她是瞧不起的。她在青岛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敬，黄敬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个是我，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江青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也是如此……”
　　江青从青岛去上海，这个主意是阿乐出的。而他当初劝江青去上海，则完全是出自对同志的关心。
　　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阿乐把她送到轮船码头，送上了轮船，直至轮船逐渐远去，他才放心。江青拎着一只破旧的皮箱，告别了青岛，驶往一个对于她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同时又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上海。自此，江青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阿乐在电台工作，薪水较高，每月有50块大洋。他喜爱摄影，自己花钱买了一部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分别时用“莱卡”给江青拍了一张照片，以后辗转送给了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照片阿乐没能保存下来，并渐渐淡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北京派来的人找到阿乐，拿着这张照片反复追问：“这张照片谁拍的？是不是你拍的？江青说是你拍的。”阿乐努力回想着：“年代太久，都40多年了，记不清了。”
　　事后，阿乐对妻子时钟曼说：“那次送江青去上海时，我是给她拍过照片，那张照片可能是我拍的。”
　　
　　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阿乐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1934年春，阿乐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江苏太仓办理丧事后，于6月初回到上海，到上海无线电总台复职，先后任团中央交通员、交通主任。不久根据组织决定，他辞去无线电总台的职务，从事职业革命工作。阿乐对上联系的是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对下的联系人是河北省地下交通员李世农（称“河北小王”）。阿乐只知“河北小王”，不知河北党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李世农只知阿乐，不知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在哪儿。即使他俩有一人被捕，另一人躲起来，这条线就断了，不会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李世农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阿乐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在首都反省院却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他们得知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急切想上前线报国杀敌，然而身陷囹圄，个个心急如焚。
　　1937年8月18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天气异常炎热。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的消息。难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开会时间未到，礼堂便坐满了人。许多受伤和生病的政治犯，在难友们的搀扶下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礼堂。周恩来、叶剑英由反省院院长陪同，走上了讲台。看到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革命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眼眶都湿润了。
　　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诸位同志，承廖院长的介绍，得有机会和诸位见面，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周恩来的开场白意味深长，难友们听到自己被称为“同志”，悲喜交加，心潮难平，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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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17:58:30 作者：耿　耿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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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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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