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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如何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异军突起的

1930年秋冬，是中共中央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外部遭受挫折，损失惨重；内部思想混乱，纷争四起，中央陷入严重的领导危机。此时的王明，却在政治生涯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走向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李立三目空天下，共产国际龙颜不悦。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莫斯科还是不满。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再一次翻云覆雨。

　　1930年5月，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四处鼓动政治示威和武装暴动。他甚至制订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革命目标。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容忍限度。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火速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

　　回到国内的周恩来，所见所闻是一连串残酷惨痛的事实。除苏区和红军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外，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6月底以后的两个月里，十余个省委机关被破坏。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2000锐减到600，天津地区的500多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看到党的六大后***人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如此轻率地被葬送，周恩来痛心疾首，对李立三、向忠发提出了尖锐批评。

　　不几天，瞿秋白也回到上海。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

　　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由于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不得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

　　周恩来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6月思想动员，7月行动部署，8月形成高潮，9月走向破产，“立三路线”的历程大体如此。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准反对会议形成的决议，王明不得不表示“拥护”。

　　然而，王明对三中全会确有不满。他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会上不但没有褒奖，对他的处分也没有撤销，甚至还有人在会上点名批评他。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被共产国际撤销了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的瞿秋白，回国后不仅主持召开了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心底确实憋着一肚子怨气。中央决定派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尽管他内心并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又一批留俄学生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也给王明带来了“福音”。

　　此前，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批评的语气也比较温和。正因如此，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相应地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有一个认识过程。当中共中央把8月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提出的大胆计划和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语，大为震怒。

　　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他们对李立三的批评开始升级，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共产国际对文件内容和结论很不满意。

　　因此，共产国际向中国发出指示，不仅批评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是与国际政治路线对立的，而且批评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这封“十月来信”不是一封普通的“来信”，无疑会在中国党内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一无所知，可王明却早于中共中央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当时，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
、凯丰、陈昌浩等人，从米夫那里知道了“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他们陆续回到上海，把主要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而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接到国际的正式文本。

　　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又一次抓住了充分显示自己的机会。

　　王明等人一边进行秘密策划，一边开始具体行动。他们以中央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了准备前往苏区的计划，继续呆在上海。

　　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向中央写信，在批判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之后，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李立三路线的本质，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传达国际路线。

　　第一封联名信发出四天后，王明、博古急不可待地向中央发出第二封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宣布他们与立三争论的真相”。

　　如果说在第一封联名信中，王明和博古只是想抢在别人之前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那么在第二封信中，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了。

　　起初，中共中央并不怎么在意，以为这只是王明等人拒绝前往苏区的托辞。当接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没有严肃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另一方面，认为在当前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

　　显然，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制订的路线。

　　政治局顺便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来信。周恩来认为这两封来信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在一些小枝节上纠缠不休；批评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党，而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与国际来信并没有相同之处。

　　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来信，不但不报告中央反而以突然袭击方式向中央发难的作法，瞿秋白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王明、博古向中央写信后，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中央批评。他们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向中央展开了新一轮进攻。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批评王明、博古拒绝去苏区工作的做法。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王明等人再次提出严肃批评：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王明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正在把小组织的力量扩大为大组织的活动。他们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

　　王明率先掀起反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路线的浪花之后，原来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的，以何孟雄、林育南等为代表的江苏省委的干部，以罗章龙等为代表的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的干部，相继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尽管他们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要求则是相同的，就是要求中央召开一个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

　　善于谋划的王明，开始想方设法充分调动与运用这些“同盟军”的力量了。在王明等人的串连下，所有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力量迅速汇集为一股洪流。

　　瞿秋白、周恩来四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接受他们的意见，同意召集紧急会议。

　　这一胜利，并不意味着王明能掌控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帮助王明实现这一目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事。

　“牛郎”热情似火，“织女”冷若冰霜；组织上给王明配了个“妻子”，他却无动于衷。新婚蜜月之际，他激情迸发，完成了一篇得意之作，后被人称为“罪恶之花”。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明的爱情婚恋，又一次印证了这句至理名言
。

　　王明与孟庆树，出身不同，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性格各异，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然而，横隔在俩人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身材上的不协调。正因如此，他俩谈情说爱，一波三折；可议婚论嫁，只一朝一夕。

　　1929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俩人有了较深的感情基础，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在莫斯科约定，学成回国，不分先后，报效祖国。王明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后，对孟庆树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比作牛郎，把孟庆树比作织女。

　　经历了一年多的相思之苦，“织女”如期来到“牛郎”身边。1930年初夏，孟庆树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上海，在沪东区委妇委会工作。王明非常珍惜这天赐的良机，不断请孟庆树吃饭、逛马路、看电影。

　　沪东区的妇委书记是女工出身的朱秀英，孟庆树在她的领导下保管文件，驻守机关。沪东区的纱厂、纺织厂较多，孟庆树经常到老怡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纱厂劳动，了解工人状况，王明戏称这位“织女”为“纱厂女工”。

　　不久，王明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加之经常来往不利于秘密工作，孟庆树开始有意疏远王明。王明穷追不舍，仍不断登门来访。为躲避王明的纠缠，孟庆树干脆退掉自己的住房，与朱秀英同住。

　　王明失恋的时候，被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宣传部秘书李初梨安排王明住省委机关，但单身男子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且不好租房子。李初梨见王明独身一人，便给他找了个“妻子”做掩护。

　　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便于党的秘密工作，男女装扮成夫妻的事时常有之，往往弄假成真。给王明做“妻子”的姑娘名叫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侄女。

　　王明情系孟庆树，对组织上给他配备的“妻子”无动于衷。文静端庄的易坚，很不情愿做不明不白的“妻子”，更受不了王明的冷漠，多次提出要离开这个“家”。后经王明同意，才离开省委机关，回到虹口。

　　易坚受了莫大的委屈，“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受奇耻大辱，因与王明有这层工作上的特殊关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口难辩。她被挂牌游斗，牌子上写着几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字：王明的姘妇。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孟庆树关上了爱情之门，可王明仍痴心不改，苦苦等待着。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被捕入狱，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王明获知心上人身陷囹圄，心中万分焦虑。

　　孟庆树被捕之后，其二叔孟涵之特地从安徽来到上海营救。王明冒着生命危险，陪孟涵之定期看望孟庆树，并将自己精心收藏的孟庆树的发卡，包裹在情意缠绵的书信之中。

　　王明的一片痴情，又一次温暖了孟庆树孤傲的心。深思熟虑之后，她最终选择了王明。1930年11月22日，孟庆树走出龙华监狱，尚未卸却满身的疲惫，就在孟涵之的操持下，与王明结为连理。

　　王明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结合，对孟庆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专门为她写诗五十多首，抒发他的爱慕之情。难能可贵的是，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中，他们风雨同舟，白头偕老，共同生活了44年。

　　新婚蜜月，王明更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理论特长和旺盛斗志又一次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付出极大心血和汗水突击写成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其中融进了孟庆树的一片深情和厚意。

　　这本小册子是王明的政治宣言书，他一生钟爱，先后出版三次。1943年，刘少奇看了这本再版后的小册子说，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它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

　　毋容置疑，这本小册子是王明为其在政治上崛起所作的重要的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

　　国际代表奉命来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老师为学生铺路搭桥，呐喊助威；得意门生乘势而起，扶摇直上。两人上压下攻，将中央控制于股掌之中。
　正当党内出现领导危机之时，一个特殊人物来到上海，此人就是王明的恩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他此次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瞿秋白赶下来，把王明扶上台。

　　米夫到达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王明见到恩师，将满肚的委曲和苦水倒了出来。

　　在反对“立三路线”的三股力量中，王明这批留俄学生根基浅，影响小；何孟雄长期做实际工作，有一定威信；罗章龙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有一定实力。米夫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很难控制多数。王明似有所悟，立即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

　　米夫与政治局委员分别谈话，把王明说成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英雄。王明也大造舆论，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头功抢在手里。其追随者也纷纷撰文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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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1 9:55:59 作者：熊廷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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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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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