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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力子从国共两党元老到著名的“和平老人”

　“书生意气”的青春时代
　　
　　邵力子（1８82—1967），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所谓“浙江二邵”之称，这是指浙江人邵飘萍和邵力子，他们都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巨擘。当年少年邵力子得风气之先，赴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求志学堂、广方言馆、南洋公学等，而当时正是中国新旧递嬗、风潮迭起之时，感受了时潮，邵力子随即起伏于时代的潮流之中，俨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他参与其中，后竟愤而退学。继之，他又赴震旦学院读书，又因反对法国天主教干涉学校教育，参与了罢课风潮，当时校长马相伯支持罢课学生，并退而另行自办了复旦公学，而且还在这所学校倡导所谓学生自治，而邵力子、于右任等皆是其中的活跃人物。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随后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他还得到了孙中山的教诲，从此他开始追随孙中山，矢志不渝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此后，同盟会先后易名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他都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
　　邵力子在日本读书时即投身于宣传革命的报业活动。1907年春回国后，他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了《神州日报》，旨在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了《民呼日报》，也是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当局的扼杀。10月，他又参与创办了《民吁日报》，继续宣传革命，却又遭查封。此后，他被迫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又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夏末，邵力子重返上海，与于右任等创办了《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成为当时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
　　以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后被称为“三民报”，所谓“‘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从报名上看就是办报者的绝不退缩、绝不妥协的精神。也是在这“三民报”之上，邵力子开始以“力子”为笔名，批评时政，文字辛辣犀利，尤其他的短评文字，很快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1913年《民立报》被迫停刊后，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1914年，他又参加了另一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此外，邵力子还应邀担任了上海《民声报》的记者，并应邀到竞雄女学（用于纪念秋瑾的一所女子学校）授课。他还是绍兴旅沪同乡会的副议长。
　　1916年，邵力子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任经理兼新闻编辑。《民国日报》后因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宣传受到当局的压迫和干涉，经济上十分困难，邵力子等同人艰难支撑，才使《民国日报》得以正常出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以极大的热情在复旦大学等发表演说。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舆论界开始出现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民国日报社，一批思想比较激进的成员开始与该报主编叶楚伧发生了思想上的分歧，于是，邵力子等便于1919年6月16日在《民国日报》单独开辟了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个阵地。《觉悟》的主编，就是邵力子。
　　
　　此后，这份副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记，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即与《晨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京报副刊》齐名。邵力子主编《觉悟》长达6年之久，在他主持之下，《觉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的一个重镇。在这一阵地上，邵力子自己先后撰写了近千篇文章，成为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舆论界的一支如椽大笔。而经他编辑发排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张闻天等，都曾在《觉悟》上发表过不少文章。
　　此外，邵力子还与同乡和同道陈望道、刘大白、戴季陶、沈玄庐（即沈定一）等办有《星期评论》，这也是当时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家刊物，而它还影响了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一大批先进的浙江青年，促使他们成长为中国第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星期评论社的社址，就设在邵力子在上海的住处——三益里。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即又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以国民党党员的特别身份“跨党”参加的）。中共一大召开后，邵力子即正式转为中共党员。这样，邵力子也是最早“跨党”的***人和国民党人。同时，他还是受第三国际委托的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筹备人。
　　
　　中共历史上的一位“特殊党员”
　　
　　当时，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需要，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倡议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党组织。据邵力子后来回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其他如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的（当时似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的）。”这说明了当时围绕是否要建党的话题，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分歧。而前者正如当时陈独秀所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于是，陈独秀南下之后，随即将组织中国***的意向与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交谈。结果，“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最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就历史性地成为中共的发起人，而“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邵力子因当时在《民国日报》进行编务未能与会，但他参与了大会的联络和总务工作。会后，他被编入第一、三组活动。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邵力子等人的“特殊”身份（“跨党”，且表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中共内部有人对之提出了非议。1923年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与会者有邓中夏、徐梅坤、沈雁冰、王振一等。当时，毛泽东提出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这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人，仍把邵力子等视为自己的同志。
　　当时，邵力子还曾担任了专门培养***和国民党干部的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当时这所学校不啻是中共初期的一所党校，邓中夏也担任过该校的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等也曾担任过该校各系的主任和教员等。当时邵力子还经常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作报告，并曾参与了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和上海平民女校，并协助筹办塔斯社上海分社等活动。
　　邵力子是国共两党的“跨党”者，但1921年中共的一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大，他都是因为“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而不遑参加的。1924年1月，国民党实行改组后，当时中共中央派遣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王荷波4人赴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上海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的工作，并派遣邵力子、沈泽民、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于是，邵力子不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部委员和农工部秘书。当时他曾表示要“继续不断地为民主政治和排斥列强压力努力奋斗”。1925年春，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工人掀起了罢工高潮，邵力子也在《民国日报》经常发表有关消息，这引起了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右派的忌恨，邵力子等国民党左派遂在报社内受到了排挤。五卅运动之后，邵力子遂被迫离开民国日报社，从此，《觉悟》也开始成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阵地。
　　
　　邵力子离开上海后前往广州，由此，他不仅脱离了他长达近2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也逐渐开始脱离了中共党组织。当时，因为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因此邵力子也对蒋介石“几乎把他当作偶像崇拜”。而蒋介石则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不过此时邵力子还公开着自己***员的身份，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925年10月，邵力子继中共党员周恩来、包惠僧（代）、熊雄以及国民党党员戴季陶、邵元冲（代）之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
　　1926年1月，邵力子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5月，他又被推举为国民党宣传部的宣传委员。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力子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北伐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
　　不久，蒋介石派遣邵力子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也是由此，他脱离了中共。不过，这却出于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考虑和建议。
　　邵力子是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的大会的，正如他后来在《出使苏联的回忆》一文中所说：当时中共“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并）欢送我退出***，并说我过去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我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就这样退出了***”。后来在回答其后人的提问时，邵力子还说，他是当时中共中央批准的“特殊党员”。他说：“有些人先是***，后参加国民党，而我是先国民党后参加***的。1926年7月，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是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誓师北伐后，蒋介石即委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代表是谭平山。我与谭平山先生由广东抵上海，准备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我当时是一个跨***的国民党员。到上海后，中国***中央召开欢送会。会上瞿秋白讲话，愿我以纯粹的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并）欢送我退出***。”他还回忆说：当时瞿秋白等认为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当时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是欢送他去苏联，又是欢送他出党。这一说法，后来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也于1956年9月在回忆中得到肯定，即：“邵力子退出党是我们党作出的决定。”这么说来，邵力子是接受了党组织的决定和工作的需要才退出***的。那么，当年中共党组织为什么要决定邵力子退党呢？一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已决定由谭平山为代表与会，国民党则决定由邵力子为代表与会，但当时邵力子是一个“跨党”分子，于是中共领导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当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为了便于国共两党的代表在共产国际会议期间的活动，遂决定让邵力子退出中共，以纯粹的国民党员的身份与会。二是出于邵力子的“特殊”身份（国民党元老，又是浙江人）考虑，让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特别是通过他来转变蒋介石的思想。杨之华回忆说：“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内部分左、中、右三派（汪精卫为左派，蒋介石为中派，戴季陶为右派），当时我党为团结蒋介石，劝邵力子退出***，以便转变蒋的思想。”三是一如中共一大之后有人顾虑邵力子等的“特殊”身份（既是“跨党”分子，又是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报人），当时陈独秀等也认为邵力子在党内是个“特殊党员”，其“特殊”还在于他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担任公职，与国民党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于是还是趁机让他退党比较好。邵力子的所谓“特殊党员”，其含意就是如此，他与中共党史上其他一些“特殊党员”的含意有所不同。
　　1926年11月，邵力子以国民党“友好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判断有一定的失误，如对当时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等。大会期间，邵力子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而此前在他出国之前，蒋介石曾嘱咐邵力子向斯大林提出要求：由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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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0 19:49:48 作者：散　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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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