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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北京军区地理位置特殊，使命也特殊。在中央眼皮底下，得到的支持多，来自上面的干扰也多。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军区领导一方面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示，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不断地直接插手军区工作。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北京军区领导就卷入了最复杂、最凶险的政治漩涡。1967年1月，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被打倒，郑维山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6月，郑维山和陈先瑞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陈先瑞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
　　
　　打倒廖汉生之前，廖的妻子首先受到牵连
　　
　　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作出撤销“彭、罗、陆、杨”党内职务的决定后宣布结束。对杨尚昆的批判，直接影响到廖汉生的家人，因为杨尚昆是廖的妻子白林的五哥。杨尚昆早年在四哥杨闇公的引导下投身革命，远赴莫斯科留学，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抗日战争后期担任军委秘书长，从1945年10月开始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直至1965年11月，长达20年。廖汉生和白林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才与他的接触多了一些。在他们眼里，杨尚昆既是一位慈爱的兄长，又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所担负的工作兢兢业业，怎么会反党呢？廖汉生从4月14日第一次听传达，到后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但一直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没有向妻子白林透露一个字。但是，他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知道随着会议精神的传达，白林早晚会知道。他担心她能否承受这个巨大压力。
　　
　　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廖汉生因为参加首都警卫工作小组会议，直到深夜才回家。白林还没有睡，在等着他。她神情沉重地告诉他：“今天在工作单位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的两份文件，得知五哥尚昆犯了‘严重错误’。”白林在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中央文件这天刚刚发下来，她第一个看到了。看完后，她控制住情绪，马上向党委负责同志报告了情况。
　　廖汉生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她，只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向她说两句。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不久，白林就因为杨尚昆的“问题”，以不适合做党务工作为由，被调整到其他处工作。20天以后，廖汉生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随后，他分别向贺龙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杨勇、副书记郑维山汇报了情况。白林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领导同志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贺龙副主席转呈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她实在交代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
　　
　　林彪的警告，两个一把手的不祥之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几天后，首都百万人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大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作为叶剑英副主席领导下的首都工作组主要成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现场安全警卫工作。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没有接到要到场的通知，也就没有去天安门。但这天上午，郑维山从天安门城楼打电话对他们说，毛主席要他们马上赶到。他俩立即驱车赶到天安门。郑维山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原来，大会开始前，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见到郑维山后，问他：“杨勇、廖汉生为什么没有来？”郑维山回答：“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要郑维山立刻通知，要他们来。好在他俩赶到天安门时，大会还没有开始。一些将领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穿军装，又匆忙回去换衣服。林彪也是，看到毛泽东身穿军装，也急忙派人去拿军装换上。这样一来，他俩到得还不算晚。他俩走上天安门城楼，首先碰到了叶剑英。叶告诉他俩：“主席问到你们两个人，快去吧！”他俩走进城楼中央的休息室，向毛泽东敬礼、报到。贺龙也在那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你们两个吵架啦？”
　　他俩互相看了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贺龙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还是杨勇同志。”毛泽东又问：“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毛泽东再一次叮嘱他俩：“要把军区工作搞好。”他俩表示：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工作搞好。随后，他俩退出休息室。
　　回到家里，廖汉生反复思考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们讲的话。毛泽东专门接见杨勇和他，这还是第一次。其实他俩在一起工作已经6年多了，自认为配合得还不错。所谓“吵架”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次，军区党委召开全委会，听取来自各单位的委员对党委的意见。杨勇作为第二书记主持会议。他宣布开始以后，习惯性地拿出文件，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发言。萧应堂委员在发言中对军区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讲得很尖锐，很严肃。杨勇开始没有注意，只顾埋头看手中的文件，中间仿佛听到了什么，又连忙问：“你讲的什么？”廖汉生当场很随意地说：“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这时又问讲什么。”于是，杨勇收起了文件，注意听着。以后，军区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交心通气会，把问题摊开来谈了一下。杨勇结合廖汉生到军区工作几年来的情况，给他指出一些毛病，廖也对自己的老毛病做了自我批评，其他人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会下，他俩个别交谈了一次，杨勇直率地对廖提出更多的批评。同时，杨勇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和个别人交谈时也对廖的优点作出评论：直爽，敏锐，正派。他提出军区即将召开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及选举新一届党委班子，届时要将他的第二书记与廖的第三书记的位置调换一下。按照一般情况，政治委员大多担任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对此，廖汉生坚决表示不同意，并在常委会上说明自己的意见：“我自认为缺点很多，特别是急躁、简单、生硬，有时不够虚心，不如杨勇同志性格稳重，考虑问题全面，作风民主，涵养好，领导经验也比我多。如果调换书记的位置，对工作没有好处，对我改正缺点也不利。因此杨勇为党委第二书记不应改变。党委工作方面，杨勇同志在家时由他主持，他不在家可以由我主持。”他们就这样消除了误解，还约定：今后有意见不要积累，随时交谈。毛泽东的过问，使廖汉生对此很内疚。第二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和杨勇、郑维山经过事先约定，于10点30分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林彪。他们向林彪主动检讨了彼此之间的“吵架”问题，检讨了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对他搞封锁。他面容冷峻，语气严厉，用词严肃，令人感到一种压力和警告：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犯严重的错误。几天后，他们向军区党委常委会全体委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时的指示，与会者听后既感激又震动。
　　林彪在加大力度整贺龙本人后，开始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跟贺龙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贺龙都是桑植人；他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他的前妻是贺龙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他本人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贺龙和关向应；他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廖是在劫难逃的。

　一张预谋的大字报把廖汉生打倒了
　　
　　1967年1月初，当上海刮起“一月风暴”时?熏林彪面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怎么能烧掉政委廖汉生呢？杨勇感到很为难，就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趁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会后，按照党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于6日回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会议是在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许多人并不知道夜间发生的事，但都有一种不祥之感。副政委陈先瑞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副司令员：“出什么事了？”那位副司令员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顺手比划了个“八”字。陈先瑞一下就想到是“胡子”贺龙元帅出事了。
　　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接到报告，党委副书记郑维山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派的人交涉。郑维山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人家都在默默地等待。过了一会儿，郑维山返回来。他对着廖汉生，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会场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汉生看到这种情景，便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司令员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一脸怨气，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边说边掏上衣口袋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出门时还说了句：“我出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
　　一出会场，他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家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人来了二三十个，领头的冲着他高呼口号：“打倒廖汉生！”廖汉生也高声回答他们：“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他们问他：“文件在哪里？”廖汉生回答：“我从来不把文件带回家。”
　　造反派的人在楼上楼下翻了一阵，把他的日记本、笔记本等一切带字的东西都作为“黑材料”抄走了。然后，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跟我们走，到军区大院去！”廖汉生就这样被带走了。
　　汽车将要驶进西山军区大院了，廖汉生忍不住问了一句：“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呀？”
　　造反派的人大概当时还没有多少经验，其中一个毫不隐瞒地说：“有一张给你的大字报。”
　　廖汉生又问：“大字报里讲些什么东西？”
　　造反派的人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四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一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车子进了营区，廖汉生被押下车，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廖汉生被关后，看押人员从他家里取来牙缸、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递给他。他接过来一看，这些东西不是他的，而是妻子白林的。造反派这时也发现忙乱之中拿错了，于是又很快换过来。从他们的这个疏忽中，廖汉生猜到白林和他一样也被关起来了。
　　这一天是1月8日。廖汉生还记得，他是1960年1月8日正式到北京军区上班的，1967年1月8日却被抓了起来，不多不少，整整7年。
　　关于那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步了解到事情真相。那张大字报是由“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的。1979年秋，大字报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给廖汉生写了道歉信，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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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0 19:38:45 作者：尹家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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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现代杂谈] ·“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