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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李伦心目中的父亲李克农

　2007年霜降的那天上午，我们如约来到北京复兴路一部队大院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家里，坐在客厅里的还有其弟李伦，他是总后勤部原中将军衔的副部长。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80岁的李伦是为了接受采访专程从家里赶到84岁的二哥李力家里的。看得出兄弟二人很和谐，言谈举止透露出一母同胞间的神韵和默契。看到两位历史老人，我们暗暗地为他们的健康祝福。
　　儿时的我们非常爱看反特片。我们向两位老人一口气说出了近10部电影的名字——《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羊城暗哨》、《英雄虎胆》、《秘密图纸》、《51号兵站》……如今反特悬疑电视剧也火爆异常：《一双绣花鞋》、《暗算》、《凤凰迷影》、《梅花档案》，等等。这些影视作品无不再次撩起人们的怀旧情愫。
　　李力：1955年9月，毛主席授予了一位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上将军衔，他就是我父亲李克农。
　　父亲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与冯玉祥、张治中都是一个县人。他1926年加入中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父亲曾被国民党悬赏五万块大洋明令通缉，但他仍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28年春，父亲秘密转移到上海。不久，经党组织批准，他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入陈立夫、徐恩曾把持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一网打尽的毁灭性灾难。父亲与陈赓等机智果断地同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使党中央安全转移，创造了改变历史的奇迹。他与钱壮飞、胡底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毛主席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为了缅怀在隐蔽战线斗争、工作过的同志和为之献身的先烈，我们的话题既沉重，又欢快。
　　李力今年84岁，从房间客厅里的鲜花和墙上的饰品，看得出不久前刚刚举办过生日活动。他精神矍铄，自己学电脑，打印撰写书稿、回忆录。
　　李力：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二姐李冰、大哥李治均已去世，剩下大姐李宁我们姐弟三个。我们习惯称父亲为老父，不叫父亲、爸爸。最近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我们正在撰写介绍父亲李克农的书。写这本书，我们倾注的是一种景仰的心情。许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作出的贡献很大，解放后，他们不但没有像带兵打仗的军长、师长那样立功授勋，有的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全国胜利之后，隐蔽战线的工作功不可没。可是在这方面的报道很少，一般还不为人所知。
　　我父亲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后来他又加一句：培养干部的园丁。这是我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对待死难的战友及其家属子女，我父亲都非常关心。
　　1949年3月，我父亲刚进北平城，就多次询问钱壮飞的夫人和孩子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还请钱壮飞的女儿黎莉莉等一起吃饭。
　　李克农一直在隐蔽战线工作，他有一个特殊的品质，那就是对党无限忠诚。当时他的工资也不多，还要缴纳党费，还要捐助一部分钱给“济难会”，用以救济死难者的家属。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来概括李克农的一生是很恰当的。
　　李力：我父亲出生在巢湖，后来我们全家搬到芜湖。我爷爷在芜湖海关做事，一开始家境还不错，买了很大的房子。后来父亲加入了***，房子被查抄，父亲外逃，祖父失业，此后欠债很多，生活很困难。全国解放后，祖父心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母亲跟我父亲商量，由中央办公厅出面跟安徽省协调，把祖父与外祖父的两处房产交给政府变卖处理，把债全部还清，了却了祖父的心愿。
　　李伦：1934年初，父亲在江西苏区工作的时候，用一家商号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母亲写了回信，她也让我给父亲写一封信。母亲也不限制我，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刚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家里生活极度困难，我在信里就说，别的同学都有铅笔、有纸，我没有。我要有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多好！我父亲看到信以后，心中非常难受。父亲还让其他战友看了这封信，大家看了以后都很心酸。后来我父亲的战友还问过我，那封信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说，当时看后都掉泪了。父辈们为了革命，顾不了家。
　　1927年我还没有出生。当时在芜湖市公安局任顾问的单志伊听局长说，国民党要抓我父亲。单志伊就派他儿子到我家报信。我母亲怀着我星夜赶到江北。1931年前后，钱杏邨写了一本书，书名叫《逃亡者》。写的就是我母亲赵瑛怀着我冒着风雨踏着泥路，赶到江北，通知父亲与战友们迅速转移的艰辛历程。我父亲去世后，钱杏邨还把这本书给了我。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副主任童小鹏，曾任毛泽东的秘书，西安事变后，一直随周恩来负责秘书、机要工作。童小鹏享有“红色摄影家”的美誉，为中国革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文革”中，童小鹏下放干校。那个年代，李克农的子女也受到不小的冲击。
　　李伦：童小鹏最早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后来我父亲把他介绍给总理当机要秘书。总理身边的几个同志，如邱南章、吴志坚、龙飞虎，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包括汪东兴，也是社会部的，都归政治保卫局管。童小鹏的照相机还是我父亲送他的，教他怎样照相。
　　李力：建国以后，我大姐李宁和大姐夫李启明都在陕西工作。李启明是省委书记，我大姐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公安厅女副厅长。“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被打倒了。他俩对运动很不理解。因为我父亲和康生一起共过事，对我们家有一定的了解，我大姐就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现在不调查研究就打倒一切，社会秩序很乱，我们也被打倒了，希望他能说说话。没有想到，康生却说，李宁是一个坏女人。结果没有帮忙，反而将他俩列入“百丑图”，被斗得更厉害了。我后来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去“支左”，当革委会主任。那时，我不敢说我父亲是李克农，很低调。别人知道了问，我也只能是点点头。1975年，康生病入膏肓，我二姐李冰是康生医疗小组的。有一次，康生让我二姐去见他，对她说：李宁、李启明我看没有问题，应该解放了。二姐听到后喜出望外，立即请康生身边的工作人员转告有关部门。之后，我大姐和大姐夫又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在繁重复杂的工作中，李克农积劳成疾，1957年10月因病中断工作，但病情稍有好转，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经中央批准，1961年，李克农着手总结上海特科的工作，搜集资料，总结经验教训，以鉴后人。
　　李力：1961年初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心情悲伤，身体不好，但他对中央特科年代的无名英雄的处境很关心。他带领陈养山、潘芳等到上海，在上海市委调查部、上海市公安局的协助下，访问烈士家属，查阅历史档案，同时调查了解曾在隐蔽战线上做出成就的老同志的生活、工作现状，并给予妥善的处理、安排。他在写给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提出：“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1961年9月17日，我父亲专程到上海虹桥公墓祭扫李白烈士墓。抗战爆发后，李白奉命转入上海等地建立秘密电台，获取了敌人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几次遭敌人逮捕，受尽酷刑，终不屈服。解放前夕，李白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当时才39岁。我父亲根据李白的生平事迹，组织黄钢同志创作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一部经典作品。

　那时，有些同志是很苦的，值得敬佩与同情。譬如董健吾，他在上海抚养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不幸，后来毛岸龙病故了。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是他送的，斯诺访问延安，也是董健吾带着去的，他还联络斯诺采访了张学良。解放后，董健吾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困难，因受潘汉年案牵连，曾被关押过。斯诺在1960年、1964年到1965年初、1970年10月先后几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来我国访问时，斯诺提出来要见见他写的《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即董健吾）。毛主席就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上海。此时的董健吾就躺在一家普通的医院，病得很重。后来在统战部门的关心下转到一家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但没有等到斯诺去看他，董健吾就去世了，很可惜。
　　后来，父亲还想到上海再做一些工作，整理一些资料。不想，1962年2月9日，他就突然去世了。
　　1962年2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李克农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消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陈毅、李先念等向李克农同志遗体沉痛告别。李克农的一生，留给后人丰富的精神财富。
　　李伦：1939年底，我刚刚12岁，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上学，父亲就分配我当勤务兵，要求我和其他公务人员同吃同住。平时的任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后来又到电台当报务员。那时我年龄小，值夜班时还打瞌睡呢，没少挨批评。
　　1941年，我们全家人，经过10多年的分别，终于第一次在延安团聚。
　　我父亲和毛主席的关系也很密切。毛主席在江西苏区被排挤的时候，显得孤零，很少有人去看他。毛主席说：鬼都不找我。当时我父亲就给主席送些报纸、杂志去，有时还给主席送点药。主席跟我父亲说想要个秘书，我父亲就把叶子龙推荐给了主席。主席身边的好多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我父亲考察后送去的。叶子龙一直跟到主席去世，还写了一篇回忆录叫《我的老上司李克农》。
　　
　　1941年回到延安后，毛主席亲自请我们全家吃饭。那一天，我和二姐李冰都去了。席间，主席问我姐姐：“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吗？”我们都说不知道，主席笑着说：“你父亲是个大特务，是***的大特务。”
　　1942年延安整风，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回到枣园看望父亲、母亲。当时我们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正在我们家玩，听了我们的争论感到很有意思。由于争论不分上下，我们就请邓发评判是非。邓发说让我先发言。我姐姐说，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说那就请“非党人士”先发言。就这么一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和我二姐李冰跳舞时就问，你们家那个“非党人士”在哪儿呢？后来又传到我父亲那里，他就想，家里怎么有一个“非党人士”？他还以为我以“非党人士”自居呢。其实，我感到很丢人。他们都是党员，我不是。我当时才16岁，不到入党年龄。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批评教育我说，你是什么“非党人士”？你是***的儿子，你走到哪里，哪里的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事情要找组织，要靠党，不要依靠父母，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攀比，靠自己奋斗。不要做墙上的芦苇随风倒，不要做“客里空”式的人物。这些话对我教育非常大，我也牢牢记在心里。
　　李力：1937年，我父亲以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军官的身份，回芜湖老家看看。那时我家欠的债很多。我大姐一开门，还以为是要债的呢，赶快把门关上了，回去给祖父说：“爷爷，爷爷，要债的来了，你快躲起来吧。”后来，祖父一看才知道是儿子回来了。我大姐十几岁了还不认识父亲，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那一时期，我们就知道父亲是***，是好人。国民党宣传***杀人放火，是赤匪，我们都不相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很好，许多单位都有苏联专家指导工作。中苏情报合作是件大事，双方都很重视，父亲亲自参加谈判。本来这是好事，可是有些苏联专家以老大自居，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的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企图掌握我们党的关系。毛主席专门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父亲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但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向毛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选不然太难看了。”他的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但也引起了苏方某些人士的不满。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父亲与几位同志取道苏联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对方不顾外交礼仪，只派机场旅馆的一个职员出面接待，而且不准打电话，不准越过旅馆5米远的栏杆，饭食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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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0 19:37:35 作者：班永吉　李树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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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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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