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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开始的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的一场总兵力达百万人的大会战。这一战役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对抗战的进行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这一战役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有关战役战略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统帅部通过发动淞沪战役，将日军主力由华北吸引到华东，使日军原定由北向南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沿长江仰攻，解除了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将中国东西部一分为二的威胁，中国军队由此得以沿长江节节抵抗，从容退入既定的西南根据地，赢得时间，实现持久抗战。［（１）ａ］另一种意见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统帅部在淞沪战役中，目标不明确，准备欠充分，既没有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既定战略，也未能真正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于战略失误导致的巨大牺牲，严重挫伤了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能力，战略失分远高于得分。［（２）ａ］两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战役的认识，但由于讨论多局限于战役本身进行，对战略制定的背景、过程及战略发展的阶段性研究不够，有些观点和结论存在着忽视战争艰巨性、复杂性、全局性，忽视战争本身趋势的缺失。本文愿从战前准备、战场态势、战役设想及战略发展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一　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与初期战略　

淞沪战役发动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已对中国军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华北战场我军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帅部决定主动开辟新战场，在上海地区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这一决定和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及总体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有着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准备充分注意到华北前线及沿海地带作为战争前沿的重要地位，将其列为战略首要之区，同时出于对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悬殊对比及华北特殊政治态势的考虑，对后方防线也十分重视。蒋介石认为，川黔一带作为理想的抗战根据地，至关重要，而九省通衢之地武汉，东控长江，西扼川黔门户，更为一战略要冲。早在１９３３年２月，他就指示：“长江沿岸各要塞……必须构筑防御工事”［（１）ｂ］，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苏皖鄂赣各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此种潜伏炮兵阵地，构筑至易，须多设处所，以便战时可常常变换，出敌不意，乃能收要击之效。”［（２）ｂ］１９３４年，根据国防计划，中国开始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构筑大规模防御工事。１９３６年初，蒋介石致电陈诚，指示：“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进行，昼夜赶筑，务限本年四月底完成。”［（３）ｂ］他还告诫程潜等人，对“东西梁山、马当、湖口、田家镇各要塞，希派员切实调查设计，以便第二期工事修筑时，亦可加入在内”。［（４）ｂ］“对于长江中游，及上游，均筹建游动炮阵地，以期节节防守”。［（５）ｂ］蒋介石对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防线的重视，在下面一段话中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所以我们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１）ｃ］确实，当时国民政府军政统一可资依赖的几个省份也正是沿长江一线展开。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制订沿长江节节抵抗的国防计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就蒋介石一贯军事思想言，他向以武汉、川黔、秦晋为战略要地。早在１９１７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开府广州时，蒋介石提出北伐战略，即以武汉为中心，四川、秦晋为必争之地。１９２１年，他致书陈炯明讨论北伐战略时，再次强调：“以后关于全局战略……以时间论，则对蜀当先对吴，以地势论，则先当图蜀而后可以统一长江……若为根本解决中国计，尤当以西北为根据。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２）ｃ］１９２６年北伐时，他即采取正面主攻武汉、控扼长江，西南稳住四川、西北联合陕冯（冯玉祥）、晋阎（阎锡山）的策略，获得很大成功。当然，中日战争和当年形势已完全不同，对立焦点主要在华北和沿海地带。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初期在华北、沿海进行的战争必然要向腹地延伸，尽早建设抗日根据地，建立巩固的抗日大后方至关重要。因此，以长江、武汉为龙头，绥靖秦晋，抚和滇桂，控制川黔仍具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这一点，蒋介石曾谈到：“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仍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ｄ］１９３５年７月，他明确提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２）ｄ］同年，他亲自主持开办峨嵋军事训练班，在重庆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相机处理军政要务，抗战大后方基础逐渐奠定。

由于蒋介石对日战略构想中予长江流域及川、黔、陕以重要地位，对上海、南京、武汉长江一线作了特别部署，因此，对这一带作战抱有较大成算。抗战爆发后，中国统帅部主动出击上海之敌，和这一点密切相关。

二　战略初期的战场态势

中国统帅部决定在上海地区发动进攻并扩大战场时，华北地区我军战况明显不利。

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３）ｄ］针对日军进攻方向，战争初起时，中国统帅部在华北投入了全国６０％以上兵力，采取重点部署、立体防御方针，力保山东、山西平汉线两翼，在平汉线正面与日军周旋。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强调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犄角之势。应该说，在日军汹汹而来的战争初期，中国统帅部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力守晋鲁，在战场侧面争取主动，避免在平汉路正面实施日军期望的主力决战，这一战略构想及战略展布也颇具眼光。　

但是，华北战况对中国方面却十分不利。７月底，平、津相继失陷。８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９、１０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山东韩复榘在日军压力下，消极避战，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鲁北守军，没有对平汉线日军构成任何威胁。中国统帅部的华北战略几乎全面落空。

华北战场失利，原因复杂。就日本方面看，华北是日军主攻地区，志在必得，作战准备充分。８月初，日军确定的作战目标是：“首先向保定、沧州一线前进。主决战方面定为沿平汉线地区。决战时间预定在９月下旬或１０月上旬。”［（１）ｅ］９月，再次确定：“在保定—沧州一线的附近努力围歼进入该线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为此，在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面，预定决战时间大概为１０月上旬。”［（２）ｅ］冀、鲁、豫一带平原坦荡，交通便利，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协同展开，日军企图在此扬己之长，打击中国军队主力，屈服中国抗战意志，因此投入近２０万兵力，对中国守军形成巨大压力。　

就中国自身言，除实力不足及指挥失误造成的一些失利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客观原因。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与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双方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中央在山西、河北、山东、察、绥等省难以插足，地方实力派之间也矛盾重重，相互拆台。日本人认为“中国实力派之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之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就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的状况。”［（３）ｅ］由于这些地方正处于华北抗战最前线，对抗战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首先是国防工事的修筑。晋、鲁、察等省由于半独立于中央政府，事权不一，国防工事建筑严重滞后。直到战争爆发前夕的１９３７年初，国民政府方得“派员前往标定阵地，稍候方能呈出总需数目再行决定协拨数目”。［（１）ｆ］七七事变前夕，冀察、晋绥、山东一带国防工事匆忙完工，由于多系临时赶筑，质量普遍不过关，实战中作用很小。如南口之战，由于事先没有构筑坚固防御设施，守军赶到后，“临时构筑，亦复不易，我阵地守兵，仅可堆石为垒，聊作遮蔽而已”。［（２）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仍“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廿五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３）ｆ］这就严重延误了河北防御工事的修筑。

其次，中央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使华北友军协调十分困难。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仍要求从河南北调的中央军从冀南“稍为后退”［（４）ｆ］，不愿中央军势力伸展到平津。主持察省军政的刘汝明对省外军队入察也疑虑重重，南口战役中，使奔赴南口前线增援的陕西部队“作不须有之停留者，达二十四小时之久”。［（５）ｆ］韩复榘直到抗战爆发后，仍拒绝中央军进入其势力范围，以图保存实力，与日军谋求局部妥协。在战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情况下，中国为此自己丧失了许多作战先机，这对华北战事的消极影响难以估量。当时负责华北前线指挥事宜的委员长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诉苦说：“队伍太杂，能战者甚少，情形殊难描写。”［（６）ｆ］这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交通问题也是华北作战的一大不利因素。由于战前中央军仅限驻于江苏、安徽、河南黄河以南一带，战事爆发后，向华北大规模调兵成为一大难题。中国部队装备落后，机动能力差，迅速增兵十分困难，所以在南口等战役中，屡犯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失去一举击退敌人的机会。

华北的这些不利情况，使中国统帅部面临战略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战争向有利于己方方向引导，既避免在华北实施主力决战，又消弭日军南下武汉危险于无形［（１）ｇ］，成为关系战争持久的关键。华北战场的失利，凸显了在中国战力相对较强地带开辟新战场，以争取作战主动的必要性。　

三　淞沪作战的有利条件及初期计划　　

上海地区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即被划定为中国军队非驻扎区。日军在上海屯兵上千人，中国海防门户大开，宁沪间又近在咫尺，首都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华北事变后，日军虽暂无上海作战计划，但从军事战略角度说，上海日军无疑是置于中国心脏地带的定时炸弹。从日军作战计划看，虽欲避免在华北、华东两线作战，但也未排除时机成熟在沪作战的可能。１９３６年，日军制定的作战计划曾考虑以两个军的兵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２）ｇ］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再次要求：“要确保上海及青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并计划“对上海、青岛方面再派两个师团”。［（３）ｇ］７月底，海军省又要求：“对华全面作战和保护青岛及上海，也应完成必要的准备。”［（４）ｇ］可见，上海始终是日本计划中的重点。当时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即主张对华发动全面战争，认为：“华中作战应以必要的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击南京”，“为华中作战应派遣陆军的五个师团。”［（１）ｈ］９月初，日军下达的作战目标是：“方面军在现在正进行的河北省中部会战中，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后，即乘敌人的劣势迅速进入山西省内，河南北部，山东省内追击敌人，并且伺机指向徐州方面作战，占据战略上，特别是政略上的要点，挫伤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２）ｈ］如果日军这一目标实现，东起徐、海，西至豫、晋，对中国东南部构成扇形压力，中国沿长江一线失去凭恃，日军可从多方面出击，腰斩长江，切断中国东西通路。因此，先发制敌，避免被动挨打，已成中国抗战当务之急。

经过慎重抉择，中国统帅部决定在上海出击，这包含了多重考虑。首先，以上海为出击点，可占先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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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0 8:29:15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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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