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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举凡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为社会变革充当先导，社会变革为思想解放提供动力。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3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那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的今日中国。
　　
　　“两个凡是”的滥觞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人心思变，盼望国家走出“左”的泥沼，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然而，当时处在党、政、军权力中心的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后，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所谓的“纲”，就是继续搞阶级斗争，对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两个问题，却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他指示中宣部负责人：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只准批右，不准批“左”；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的滥觞。
　　
　　１977年１月中旬，华国锋要求写作班子为其准备的讲话提纲要体现“两个凡是”的思想。于是，在１月2１日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字句。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正式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将其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在讨论社论稿时直言：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这篇社论由中央批发下来，各报只能照登。5月1日，华国锋发表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长文，强调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说，“如何对待党内矛盾、党内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不但在党外，而且也在党内”。
　　此前此后接二连三地发生的一些事，让人感到早春时节的阵阵寒意。
　　
　　“两个凡是”成了判断一切是非的信条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1周年纪念日，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而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给《人民日报》规定：不准发社论，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北京的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写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北京市罗织罪名，逮捕了领头的李冬民。二三月间，华国锋接连批发了中共中央5号、6号文件及国务院30号文件，规定对写此类内容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
　　《红旗》杂志向中央请示，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汪东兴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就给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陈云、王震不为所动，在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云为此还在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叶剑英、李先念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愿望。起草报告时，叶剑英多次提出，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然而华国锋并没接受这些正确意见，他在会议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并且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由于一些人的阻挠，陈云的发言居然没有登上会议简报。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但也由此滋生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迷信。几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准则，当作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与这种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想继续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在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时刻，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再次展示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品格和胆略。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华国锋派人与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一口回绝：“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24日，邓小平对王震、邓力群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创造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在毛泽东逝世1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党的十一大没能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宣告“文革”已经结束的同时，不仅全盘肯定“文革”，而且坚持“资产阶级就在***内”等错误观点，甚至说像“文革”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这表明，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阻力依然强大，更加激烈的思想交锋还在后面。但表面平静的冰层下，是不断聚积能量的涌动着的春潮。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没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所坚持的，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问题是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表现出维护毛泽东的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理论上的争论，还得回归到理论上去解决。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全党同志都在思索，如聂荣臻已经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实践是检验思想的标准问题。而走在理论探索最前沿的，是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的标准问题逐渐明朗化了。他还亲自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专门刊登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探讨的理论文章。刊物的第1期就送给了邓小平，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文章还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被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两个凡是”引起的轩然大波
　　
　　1978年5月12日，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文章作了激烈的批评，说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13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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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8:03:30 作者：于化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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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