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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

与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国版图的国家，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由于英国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中国传统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就此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其实文明的成长，也不主要是一个绘画绣花的过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那时候的世界兴的是农业全球化，当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耕地。所有的斗争便由此展开。从孝文帝，铁木真、努尔哈赤、以及对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融入农业全球化。在当时，不融入农业全球化的民族多为农业民族所征服，正如从事农业的斯巴达征服从事工商业的希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走在了前面，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东亚文明，在当时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与西方相比，东方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经验型学说，它不重视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视形式逻辑的学说，但这不占主流——这与经验型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不占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关于“名”“实”之争，就是形式逻辑和实际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但最终都归入“以名举实”[2]共识之中，认为逻辑必须与实际事物的真实性相对应，逻辑只是认识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这在邓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为只重实效的“不争论”的思想。[3]

这里说的“逻辑”是指重名轻实的形式逻辑，而不指后来出现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概念，相反“辩证逻辑”、“历史逻辑”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恰恰说明西方的形式逻辑在向经验回归。经验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中的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比喻说：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

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的“道”与西方的逻辑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东方经验最接近“实事”中求来的“是”，而不是“普世”中的“是”。“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西医竟花700多块钱，其中500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200块花在药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就会发现，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8]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10]甘地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养份。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东方人重综合轻（形而上学式）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西方人分析“变”的方法是把“变”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490-约前36年）说的“飞矢不动”[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的变易看为“道”的本质。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问题靠合，西方靠分。二战迄今，欧洲版图越分越小，现在连科索沃、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有精彩的论述：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2]

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才是秃子”的问题，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头把交椅。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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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5:11:4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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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