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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万岁军”军部的日子

　儿时的记忆依稀萦绕，不曾忘却，而在“万岁军”当兵的经历，更是终生难忘。
　　
　　“前门兵也有坏的，后门兵也有好的。”
　　
　　我参军是件很偶然的事情。1967年初，“万岁军”奉命从吉林移防河北保定，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我就是在那个年代当兵的。
　　记得，我在北京军区当副司令员的父亲——萧锋(1927年参军，一生打过1365次战役、战斗，著有《长征日记》等书籍)得知“万岁军”移驻保定，可高兴了，觉得又有了一个送孩子们当兵的好去处。那两年，他的战友、亲朋好友多被打成“黑帮”、“走资派”，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人管，他已经送走百十来个孩子到他的老部队当兵。这不，“万岁军”移防保定后，他又送了四五个孩子到“万岁军”的各师当兵。
　　1969年底，趁着部队征兵当口，父亲把正在挨批斗的总政文工团作曲家陆明的女儿陆江，送到“万岁军”某师的宣传队。父亲带着陆江先到了军部，时任“万岁军”军长的刘海清和政委王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饭桌上，父亲讲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1945年11月初，父亲(时任渤海二分区司令员兼警六旅旅长)率部队采取拉网战术围歼日伪军。在山东桑梓店附近对伪军的围歼战中，缴获了3000多套棉衣、棉袜，准备把这些战利品分发给十团，同时组织禹城县解放区的工人赶制棉衣分发部队。正在这时，山东军区一师由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率领从这里路过，准备经陆路到东北。看到老战友的部队还穿着单衣，他二话没说，把几千套棉军服全部交给了梁师长，并请一师营以上干部会餐，而他们警六旅的官兵迟至11月底才发齐棉军服。这么一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借着酒劲，父亲提出要把我送“万岁军”当兵的事，说：“我女儿是北京化工大学的高材生，1968年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离我们这么远——我的愿望还是想让她当兵。”
　　就这样，1970年2月，我趁到军队里锻炼的大学生入伍的机会，顺利地成为“万岁军”的一员，先是分到政治部秘书处，后来又到宣传处。因是大学生入伍，定为行政22级，每月薪金60元。
　　就我知道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万岁军”接收了千把个“后门兵”，包括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李敏的爱人)，他被安排在某团宣传股当股长。没多久，社会上刮起了反“后门兵”的旋风，北京军区领导派人来调查，刘军长顶着压力，硬是不退兵。他说：“当兵是个苦差事，孩子们不怕苦累，来我们部队参军，给我们部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
　　此事惊动了毛主席。他看了上报的材料后，大笔一挥，批示道：“前门兵也有坏的，后门兵也有好的。”就这样，我“踏踏实实”当了兵，没有被退回东北。“后门兵”风波，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学唱军歌，牢记光荣传统
　　
　　做宣传工作，对我来说很生疏，开始不懂，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我的直接领导、做了十几年党委秘书的李淼生处长，得知我是搞化工的技术干部，没有做过宣传工作，便先给了我一张“万岁军”军歌歌谱，还有一沓子军史资料，让我熟悉宣传业务。
　　
　　我在北京化工大学时是业余文工团团长，识谱唱歌不费事。“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嘿!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松花江)南，打的敌人胆破心又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英明的毛主席，嘿!勇猛地向前进!”那铿锵有力的音符激荡着我的心灵，“万岁军”的战史似乎历历在目，我似乎读懂了军歌中每一个字的故事。
　　军歌中唱道：“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的确，仅以我熟悉的老军长梁兴初、军长刘海清为例，他们参加、指挥的大小战斗确实不少。
　　在哈达铺，时任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刘志丹、徐海东陕北红军的消息，为毛主席确定长征目的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甘肃固原，他率部首歼国民党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部队，成为我军第一支骑兵连连长(1937年9月，我父亲作为骑兵团政委率部队挺进晋察冀，而骑兵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扩编的);在淮海，他指挥独立旅陈道口战斗，被时任新四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赞誉为“虎将”;在滨海，他率十三团打甲子山，粉碎国民党第三次**高潮，顽军丢魂丧胆畏我如虎;黑山阻击战，他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血战黑山、大虎山一线，挡住了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的进攻，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秀水河子歼灭战中，刘海清建议改变主攻方向，率一营最先打了进去，成为我军灵活运用战术的典范;在平津战役中，时任某团团长的刘海清率团最先攻克天津敌警备司令部核心工事，活捉司令陈长捷、副司令邱宗鼎等7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名堂仗”更是不胜枚举：在第二次战役中，时任某师副师长的刘海清身先士卒，率前卫团穿插敌后三所里，堵住了敌南逃的闸门，为“万岁军”赢得“万岁军”的美誉作出了重要贡献;血战松骨峰，创下了惊天地、泣鬼神、扬军威、丧敌胆的赫赫战功。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歌颂的就是那次战斗。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时任“万岁军”参谋长的刘海清亲自下到“红军团”(平江起义的部队)八连蹲点，使“红军团”在大比武中夺魁……
　　“万岁军”这块“钢铁”，就是一批批老前辈从严治军、言传身教、呕心沥血、精心培植的结果，也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汗水浇灌、锤炼出来的。“万岁军”用80年时间锤炼出来的钢铁部队，它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信念：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信念。两种精神：敢打必胜，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爱我军荣，振我军威的集体主义精神。三股劲：敢打硬仗、大仗、恶仗的猛劲;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拼劲;百折不挠，愈战愈勇的韧劲。四大作风：紧密团结的作风;顽强突击的作风;纪律严明的作风;勇争第一的作风。”
　　我暗下决心，要在“万岁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自己，成为“万岁军”名副其实的一个兵。
　　
　　记忆深刻的三件事
　　
　　我到宣传处工作时，正赶上宣传处、文化处合并，李淼生担任合并后的宣传处处长，原文化处处长白振武到宣传处当副处长。处长、副处长，加上范尚德和我两个文化干事，再加一个电影放映队(队长和七八个战士组成)，就是文化宣传的全班人马。白处长工作能力强，我们很尊重他，努力向他学习。当时的业务范围有四大块：指导全军的文化宣传，组织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接待上级领导机关、中央或总部领导的视察，筹备大型会议;接待中央文艺团体的下放锻炼或体验生活;军部直属单位的电影放映。一年下来，真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
　　在当文化干事的五六年时间里，我记忆深刻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1972年秋，中国京剧团的刘长喻、高玉倩、李光等人，带领上百人到地道战遗迹保存完好的清苑县冉庄体验生活。他们受文化部委托要排演京剧《平原枪声》，上级决定由“万岁军”宣传处接待。接此任务，我们感到既光荣又艰巨。光荣的是，“文革”中少得可怜的8个“样板戏”中的偶像就站在我们面前，而我能与他们近距离接触，朝夕相伴，真是求之不得呀。但是，浩亮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京剧团团长，他是江青的红人，万一接待出点差错，不仅我个人的前程毁于一旦，还会影响到“万岁军”的声誉，“万岁军”的名誉要比我们个人重要得多。那几个月，我们处和军里有关单位全力以赴。还好，京剧团的人员也很平易近人，彼此关系处得很融洽，我们的接待安排得到剧团的好评。
　　
　在京剧团结束体验生活的最后几天，他们为了答谢“万岁军”和保定地委方方面面的关照，准备在保定剧院演出三场《红灯记》，进场票是由军里发，这可难坏了我们。那个年代，除8个“样板戏”外，就是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消息一经传开，整个保定都沸腾了。大家都想看看明星们的尊容。李处长、白副处长带我们和电影队干部战士认真研究安排。李淼生处长不愧是在“万岁军”当过党委秘书的“老机关”，工作、业务和人缘关系都非常熟，考虑得很周全，每场的机动票全放在我这里。他们知道，要应付军里台上台下的军首长家属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只有我这个不买账的“二杆子”能对付。那三天，我真是吃不好，睡不着，成了人人喜爱的香饽饽，人人找我、追我。浩亮、刘长喻、高玉倩等人唱得很卖劲，保定剧院场场爆满，走道上都是人。我这个发票的，发到最后，自己却站在后面看了半场戏。
　　第二件事：1974年7月29日中午，江青、王洪文等带着他们的随员，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海清等三位军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万岁军”军部。现在想起来，“四人帮”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要篡党夺权，必须要有部队的支持。“万岁军”所处地域特殊，作战能力强，是他们一定要拉拢或打压的部队。江青、王洪文要来军部，这是天大的事，外部警戒、保卫好安排，但对江青本人的接待，军首长可犯难了。军部机关里的女干部，除了我就是机要处的四个刚分来的机要员，她们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丫头，没见过大阵势。因此，接待江青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军参谋长李权对我强调了保密制度，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事隔多年，我爱人还埋怨我，这么大一件事，我连他都没告诉。我当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行动不是很方便，还有孕期反应，但想到军里这么信任我，我只有努力克服困难，把接待工作做好。
　　7月29日下午，在军部大礼堂召开了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河北省军区，“万岁军”，保定军分区、武装部，海空军驻保定部队的主要领导及某团八连全体干部战士等参加的接见会。在会上，江青、王洪文讲了话，还赠书。记得那天，天空浓云密布，暴雨将至，正是三伏天，礼堂里条件很差，顶棚上的几个吊扇转悠着，也不显得凉快。我让管理处的同志赶快去买了几把黑扇子，送到主席台上。江青接过扇子打开一闻，扇面上防雨的沥青味扑面而来，别人全然不顾扇了起来，江青却把扇子一丢，起身走到台后专门为她准备的贵宾休息室，换衣服去了。
　　会议开了大约两个半小时，江青又是上厕所，又是换衣服，我和她的两个随行护士忙前忙后。不一会儿，江青就换出三四套衣服。江青外面虽然穿的是特制的女军服，可回来换下的却是粉红色的真丝睡裙。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全国上下单一色调的国情中，却是十分扎眼的。我正在愣神，江青的随从赵护士对我说：能不能拿个熨斗来，我们随时出发，衣服来不及洗。要熨斗，我可没有准备，这可难坏了我。熨斗在当时也是奢侈品，一般军人家是没有的。我想到有几个曾留苏回来的军首长可能有这东西，便赶紧跑到军首长住的后院，挨家去找，终于在李权参谋长家找到了。他的家属还很奇怪，你怎么会用这玩意儿?在给江青熨衣服时，我问两个护士的工作情况，得知赵护士30岁了还没有对象，每天只有晚上睡觉的五六个小时是自己的，十分辛苦。从她们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她们在江青身边工作并不幸福，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晚上的接待更具戏剧性。当时，“万岁军”为了江青、王洪文的安全，决定让他们在军党委常委的办公室里吃饭、休息。常委办公的平房是日伪时期的建筑，电线老化，军里仅在表面上作了简单装修。王丕礼政委的办公室给江青用。那两天，军里的一二把手确实很累，不仅身累心也累。7月28日，江青约他们在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套近乎。今天又来军里讲话。江青的讲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制造矛盾，挑拨军队、军地、上下之间的团结。军首长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保持着距离，军长“拉肚了”躺倒了，政委“心脏病突发”去了卫生所。
　　政委的办公室是里外间，里间有张床但没有卫生间。我刷了个高脚痰盂放进去，权当“厕所”。接着，我打来热水，拿来新毛巾、梳子，伺候江青洗脸、梳头。以前，听社会上传说江青是光头，这会儿我能近距离地看个究竟了。她白皙的皮肤保养得很好，眼角没有皱纹(当时她59岁)。江青梳头时，乌黑的短发修饰得齐整光亮，她的头发不是假发得到了证实。社会上这样传，可见江青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感。正当江青梳头时，电灯突然灭了，这个突发情况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前面说了，几十年的电线老化了，过去，从来也没有开过这么多的灯呀!那边正在抢修，我就看到江青坐立不安，说：“是不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瞧瞧!”反复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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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4:22:14 作者：萧南溪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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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