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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林伯渠换子记

　　20世纪50年代，林伯渠和邓子恢互换儿子的故事，在中南海一度传为美谈。
　　20世纪90年代，我们撰写《邓子恢传》时，曾简要披露了这一故事，因篇幅关系，未详细展开。事后，笔者多次向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和儿子邓瑞生､邓苏生等人采访此事，他们先后讲述了两代人许多生离死别､曲折复杂的感人故事。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父子关系上那种超越个人感情的胸怀和崇高美德。
　　
　　反“围剿”战火纷飞，邓子恢､林伯渠两家妻离子散
　　
　　1934年10月起，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中共中央紧急决定，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随红军主力转移，少数随军干部家属可以参加长征，其余人员或就地坚持斗争，或疏散突围。
　　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奉命随红军主力行动，妻子范乐春因刚分娩不久，无法与林伯渠同行，受命留守苏区开展斗争。
　　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和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奉命留在当地，带领少数部队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撤退。然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
　　此时，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在中央财政部担任会计。当时她刚刚分娩三天，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因急需将库存的资金和物资分发给红军部队带走､转移，任务紧急，刻不容缓。她毫不犹豫地把出生不久的儿子交给战友范乐春代为照管。随即匆匆赶往会昌县白鹅乡山区仓库，执行发放财物的任务。
　　范乐春，福建永定县人，曾经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当时是红军家属局局长。她义不容辞地接受战友的重托，拖着孱弱的身体，用花布包袱把自己和黄秀香的孩子包裹结实，一个挂在胸前，一个背在身后。然后，挥泪告别即将远行的丈夫。她骑马连夜从瑞金赶往百里外的会昌县。那里毗邻福建，位置偏远，有她战斗的足迹和熟悉的亲友。
　　
　　那天在会昌县农村，范乐春眼含泪水，把两个用布包裹的男婴，托付给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范乐春告诉他们:“这里一个孩子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也是红军的儿子。”当时，国民党军很快就要开进苏区，情况十分紧急。范乐春将两个孩子交给范美宏夫妇，恳请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救孩子一命，想办法将他们抚养成人。然后又匆匆骑上战马，追赶红军部队去了。
　　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福建龙岩人。1928年，邓子恢在龙岩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时，18岁的黄秀香积极参加妇女活动，不久成为女红军。1932年，黄秀香跟随邓子恢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财政部工作，两人结为夫妻。1934年秋喜得一子，却赶上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且来势汹汹。
　　那次，黄秀香完成财物发放任务后，随即紧跟红军小分队向赣南转移突围。行进途中，突然遭到敌人伏击。她的腿脚被子弹打断，战友将她救起，用箩筐抬着她继续前进，欲冲出包围圈。然而，敌人的火力太猛，红军小分队寡不敌众。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纷纷倒下。伤残的黄秀香落入敌手，被抬到于都县城敌军指挥部拷问､审讯。黄秀香受尽折磨，但顽强坚定，始终没有透露红军的去向和其他情况，最终被敌人杀害，时年24岁。
　　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在会昌安排好两个婴儿后，顺利赶回部队，随红军小分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来，她带领红军部队不断转战于闽､粤､赣三省边界，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
　　范乐春身体健壮，作战英勇。但敌后游击战毕竟艰苦，范乐春长期带领红军战士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身体日益衰弱。患了肺病后，范乐春经常吐血，多次昏倒在地。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十分关心她，曾设法将她秘密安排住进广东梅县一家医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不久就被敌人发现，只好连夜安排她逃出医院，紧急转移到福建永定县农村游击区的草棚里继续休养。1941年5月，范乐春不幸去世。
　　
　　生活所迫，范美宏夫妇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送人抚养
　　
　　两位红军母亲相继去世后，她们留在中央苏区的儿子，命运同样坎坷。
　　红军主力刚一撤离，国民党军便杀气腾腾闯入中央苏区。敌人疯狂开展大规模“清剿”活动，实行拉网战术，四处搜查红军伤病员，连红军的孩子也不放过，扬言要对红军斩草除根。
　　在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政治攻势下，会昌县范乐春的堂兄范美宏连夜用箩筐挑着孩子，带着家人趁着夜色避开敌人的搜查，逃出村庄，躲进深山老林里藏起来。待搜查高潮退去后，他们才战战兢兢返回村庄。
　　范美宏家原有一个女儿，经济状况本来就拮据，如今一下多出两个男婴，无疑雪上加霜，生活更为困窘。孩子没有奶吃，整天哭声不断，夫妇二人心急如焚。
　　恰好，邻居王二嫂家来了一位洛口镇的农家妇女。她为人朴实，心地善良。眼看两个孩子饿得可怜，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喂养一个。
　　
　　为了让孩子活命，范美宏夫妇迫于无奈，只得将哭得厉害的孩子，忍痛送给对方抚养。
　　谁知这位农妇也是苦命人，后来她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撒手人寰，这位农妇的生活从此失去依靠。无奈之中，她不得不改嫁，同时将孩子转送给漳埠的另一农妇。后来，据说漳埠那个农妇也遭遇不幸，又将孩子转给靖石农村的人家。如此转来转去，婴儿最终流落到洛口赖兆枝夫妇家。
　　赖兆枝家同样贫苦，但夫妇俩膝下无子，盼子心切。他们高高兴兴将孩子抱回家抚养，取名赖亚平。尽管家境贫穷，但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全力抚养儿子。
　　这个赖亚平，实际上就是林伯渠､范乐春夫妇的儿子。
　　在赖兆枝夫妇抚养下，赖亚平不断健康成长，小小年纪就懂得帮家人干活。5岁那年，他居然爬上山去，帮助家人放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赖亚平在山上放牛，不慎摔了一跤，腿部严重受伤。
　　那时，赖兆枝家十分贫穷，当然无钱给赖亚平看病吃药。从此，赖亚平落下残疾，成了跛脚。眼看儿子干不了农活，赖兆枝夫妇极为伤心。将来怎么办?这成了夫妇俩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赖亚平11岁那年，他们将孩子送到裁缝店学习手艺。赖亚平聪明好学，很快学会裁缝手艺，成了走村串户的小裁缝，而且还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
　　范美宏､郭发仔夫妇为留在身边的婴儿起名范宜德(实际上是邓子恢的儿子)。
　　范宜德9岁时，范美宏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最终痛苦离世。随后，范美宏的女儿又染病，不幸夭折。
　　此后，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但郭发仔依然想方设法挣钱，支持儿子继续上学读书。范宜德很懂事，刻苦学习，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放学后，他丢下书包就帮阿妈干农活､做家务。为了养家糊口，待范宜德稍大一些后，阿妈就托关系将他送进伞厂当学徒，后来又转到烟厂当学徒。
　　这期间，赖亚平的生父林伯渠，随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开始了漫漫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范宜德的生父邓子恢，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任务后，奉命和瞿秋白､何叔衡等带领一支小分队向福建方向转移。一次，在闽西山区遭到敌人包围，他们试图突围。何叔衡中途受伤，他不顾年高体弱，与敌人英勇搏斗，不幸壮烈牺牲。瞿秋白长期患有肺病，体力不支，被敌人逮捕后英勇就义。唯有邓子恢凭着身强力壮，奋力冲出敌人包围，越过山林溪水，死里逃生，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张鼎丞等战友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获悉妻子黄秀香牺牲､儿子流落苏区农村的消息后，极为悲痛。
　　在游击战争中，邓子恢和女红军陈兰相识､相知，后结为夫妻。尽管战斗频繁，但他们仍时时牵挂着流落在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不知他们命运如何。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新四军领导人的邓子恢曾委托地下党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江西毕竟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何况苏区群众对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印象深刻，一直心有余悸。尽管邓子恢夫妇费尽周折，孩子的下落依然杳无音信，他们只有将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间，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托人寻找。
　　
　　全国解放，邓子恢托人在苏区跋山涉水，寻找孩子
　　
　　1949年，革命胜利，邓子恢来到武汉，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中局书记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此时，邓子恢夫妇又开始惦念长期流落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
　　恰好，解放军驻守赣州的某军政委陈仁麒，是邓子恢当年在福建龙岩闹革命的老部下。于是，在1949年夏天，邓子恢给陈仁麒写了一封信，托他帮自己和林伯渠寻找红军长征前流落在江西老乡家的孩子，并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和线索，寄去一张本人的照片作参考。
　　陈仁麒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迅速在赣州找到福建商人曹老板当向导，并派参谋左枫一起前往会昌县执行寻查使命。
　　左枫带着曹老板匆匆赶到会昌。在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福建会馆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到一周时间，顺利找到了范乐春的堂嫂和在烟厂学徒的范宜德。
　　范宜德的养母郭发仔，没有想到10多年后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很是高兴。她对调查人员回忆说:当年范乐春将两个孩子留下时，曾经说过一个姓邓，一个姓林。后来，因为两个孩子没有奶吃，自己不得已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喂养，现在身边的孩子是范乐春的。
　　问到孩子被送到何处时，郭发仔用手指着南边说:在下头的洛口，意思是在贡江下游。但10多年一直没有来往……
　　左枫等人将郭发仔的话一一记下，作为原始调查凭证。
　　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了，左枫等人兴奋不已，他们以为第二个孩子也会很快找到。其实不然，艰难的情况还在后面。
　　洛口虽然距离县城仅30公里，但那里山连山，道路崎岖。有时还得乘坐小木船，行程艰苦缓慢。
　　当时，正是盛夏时节，那里交通又不发达。左枫在曹老板的引导下，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达洛口。
　　没有想到洛口的那位农妇早已改嫁，远走他乡。几经打听，有人说孩子已转给了另一农村。
　　左枫等人白跑一趟，接着又匆匆赶往另一农村。那个农村同样是在山区，山高､路远､林密，农民居住分散。左枫和曹老板继续翻山越岭，四处查找。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也没有见到人影。据老乡说，孩子后来又转给了靖石农村的人家。
　　此时，左枫焦急万分。他心挂两头:既要继续寻找第二个孩子，又不放心已经找到的第一个孩子，唯恐出意外。情急之下，他们返回县城，动员郭发仔将范宜德安排到福建会馆住下，那里安全可靠，让人放心。然后，才放心前往靖石农村，继续查找第二个孩子。
　　左枫如同大海捞针一样，耐心细致地查问､寻找。费了近两个月时间，最后才在洛口赖兆枝家找到了。
　　洛口在深山里，位置偏僻。那天，山野乡村的赖家突然来了带枪的军人，一家人不禁惊慌失措。左枫和颜悦色地说明:自己是解放军，也就是过去的红军。这次是来寻找当年红军丢失的孩子。
　　赖家原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母姓什么，当年是从别人手里转抱来的。抚养了10多年，如今突然有人说是红军的儿子，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但前来调查的人是解放军和当地政府的同志，说话十分和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左枫，不但代表政府感谢赖家在危难时期救了红军儿子一命，辛辛苦苦将其抚养成人，为革命立了功，而且还说，这次是将孩子送到亲生父亲那里去读书，毕业后仍然会回到你们身边来，对孩子和你们都有好处。
　　虽然舍不得，但赖兆枝夫妇想来想去，还是同意派家人陪孩子一起去会昌县城弄个清楚。
　　当年红军留在苏区的两个同龄儿，终于都找到了。15年后，他们首次在会昌县城会面。那天，两少年和两家人互不相识，都感到陌生､好奇。好在左枫做群众工作有经验，立即把两家人拉到一起作介绍，又把当年红军反“围剿”的情况作了说明。
　　左枫两个多月的辛苦没有白费，他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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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4:21:15 作者：许人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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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邓子恢林伯渠换子记

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