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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周恩来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笔者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笔者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湮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笔者现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周庆，字德芳，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以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趟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周氏家族中，许多人外出当师爷，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自六部显贵，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到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忧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和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很浓，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1907年，他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熏陶也有一定的精神关联。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家庭生活对周恩来的影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周恩来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20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中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素质。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竟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受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影响的周恩来在求学过程中，形成了乐于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却“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学校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的品性。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家庭生活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道家文化对周恩来人生观､道德观的影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在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
　　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笔者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
　　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愤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抒发己见，虽言多愤词，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期望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
　　在周恩来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儒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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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2:38:1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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