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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内情

　　中国地域广大，与外界隔绝既久，且有制度上的差异，实行对外开放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门户洞开，全境同步开放。遵循历来的经验，中央决策层采取了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开放的策略，以控制风险，并从局部得到经验和示范。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在今天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当年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酝酿过程，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回顾。
　　
　　边境上的尴尬与机会
　　
　　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对外开放，来自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广东､福建各级官员面临的压力比内地更大，对发展机遇的感受也更敏锐。特别是广东省，毗邻香港与澳门，历来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广东毕竟是一个向外敞开的窗口。香港知名人士也与广东省党政领导保持着往来。从1957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举办春秋两届。每年都有大批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回国探亲。与内地相比，广东的官员和民众对香港及海外的情况和动向并不陌生。
　　对广东官员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持续不断地出现边民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粤港边境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年形成了四次偷渡高潮。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年至1979年。逃港人数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月至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5400多人是8月份以后逃出的。沙头角镇逃出2500多人。南岭村原有600多人，逃到香港500多人，剩下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由于大批人员外逃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达20多万亩。许多基层干部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带头偷渡。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来到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送走一批又来一批。从香港抓获的偷渡者，被卡车一车又一车地遣送回来。卷入逃港风潮的人员不只是边民，而是遍及广东全境。1978年，全省发生外逃7.9万多人，逃出1.8万多人。仅宝安县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即达4.6万多人。偷渡人数最多的有惠阳(含深圳)､汕头､广州三地市。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放鞭炮庆贺。广东几个边防县，边防部队与民兵联合布设几道防线，仍无济于事。人们成群结队，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逃往香港。
　　人们为什么偷逃香港？根本原因是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香港迅速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粤港两地居民收入差距在百倍以上。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7.4元人民币，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在50元人民币以下，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这对边境农民具有强大诱惑力。“文革”结束后，政策松动，国门初开，进出境旅客大增，大批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内地探亲观光，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并带进大量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在当地，家族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对比十分明显。邻近港澳地区的民众每天都可以收看､收听到香港的电视和广播，还可以读到香港的报纸､刊物。有昔日偷渡客，在境外获得成功，回乡探亲时被奉为上宾。所有这些，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特别是青少年向往港澳生活，不惜冒险逃港。
　　
　　1979年上半年，偷渡情况最为严重，仅1月至5月，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偷逃，逃出2.9万多人。从1979年起，港英当局改变政策，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1月至6月初，遣回偷渡客3.3万多人，这种办法也没有立即奏效。五六月间，偷渡达到高潮，港英当局十分恐慌。5月6日，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参与行动的军警4000多人，全天24小时巡逻，进行围堵､搜捕，气氛紧张。5月31日，港督麦理浩约见中国驻港代表机构负责人，专门就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进行交涉。此事惊动了北京。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6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随后在全省展开反偷渡斗争。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分片包干;组织民兵､动员群众堵截;严厉打击组织偷渡的“蛇头”和强冲边防的偷渡客。10月28日，港英当局宣布:凡属偷渡人员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居留香港，全部遣返内地，并将惩罚雇用偷渡客的香港雇主。这一措施给偷渡人员极大震动，至11月，偷渡者数量明显下降。
　　日复一日的偷渡潮，不仅影响内地的生产秩序和社会安定，更是一件有伤国体的事情，广东省领导深感头痛，中央也很重视。张劲夫､姚依林､郑拓彬､贾石､李人俊等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和刘田夫､王首道､王全国､吴南生､习仲勋等广东省负责人，先后到宝安县调查研究。他们亲眼看到的深港两边的发展差距，大量边民逃往香港以及深圳河边耕地荒芜的情景，都为之震动。大家都明白，反偷渡，光是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的差距。1977年11月11日，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对于广东省的领导来说，这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宝安､珠海共同制订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以及三年计划､五年规划。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国家计委､外贸部经济贸易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刘田夫等人介绍情况并交换意见。回京后，考察组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段云直接向华国锋等人作了汇报。华国锋肯定了他们的建议，明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后，广东省委迅速行动。6月20日，新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6月23日，形成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的最初方案。7月，习仲勋到深圳､珠海视察。他要求宝安县委下决心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深港两地差距。并且提出几条新措施:一是允许农民过境耕作宝安管的耕地;二是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三是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四是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习仲勋鼓励当地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0月2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的设想》。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作出决定并报国务院: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港澳考察组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基地的意见，还不是要办特区，主要是为了外贸出口。类似设想，中共中央中南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提出过，但没有实行。不过，在1979年2月国务院有关批转文件中明确提出:“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的资金，合建工厂､农场和其他事业，也可试办。”这与过去是不同的。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13艘轮船起义，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几十年来，香港迅速崛起，香港招商局却困守一隅，经营发生严重困难。1978年，交通部派袁庚率工作组进驻招商局作调查研究。经过调查，袁庚代交通部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报告，提出“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且定下“以航运为中心，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
　　10月18日，袁庚被派往香港招商局，出任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工作。袁庚到任后，对香港招商局大行整顿。然而，要真正落实中央的方针困难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香港的地价太贵，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袁庚想到，如果利用广东的土地和劳力，加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和全套设备，将会同时拥有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由此产生了在广东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想法。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这是一件全新的事情，过去没有做过，甚至没有人想过。然而，这件事进行得出人意料地顺利。招商局先同广东省委交换意见，双方一拍即合，共同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建立蛇口工业区的具体方案。
　　1979年1月6日，方案报送李先念并国务院。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召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在听取汇报后，李先念当即表示赞同，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山半岛画了一条横线，笑着说:“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南山半岛足有二三十平方公里，大大超出袁庚的意料。袁庚没敢要，只要了其中2.14平方公里。当日，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各部负责人，确定特殊政策，包括在税收､关税等方面给予优惠。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批准广东､福建先走一步
　　
　　此时，广东省考虑跨出更大的步伐。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给与会者印发了欧日､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引起热议，这显然给了广东省领导以重大激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会后，广东省委领导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吴南生率工作组赴汕头。看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仍然是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吴南生不禁心寒。他请来一位香港银行家并问他:“有什么最快的办法？”这位香港朋友反问:“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吴南生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像台湾那样，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2月21日，吴南生通过电话向省委陈述自己的想法。
　　3月3日，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的设想。他举出三条理由: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1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他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常委们都表示赞成，习仲勋当即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汕头､深圳､珠海三个地方搞。
　　4月1日和2日，杨尚昆(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作为具体步骤，会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根据国际惯例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名称初步定为“贸易合作区”。会议决定，将这一设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汇报。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4月3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华国锋､李先念主持，邓小平､陈云没有参加。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下旬，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要求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进行观察､学习､试验。
　　在会上，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早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福建代表就提出，福建省委就有利用侨乡优势，积极吸收侨资侨汇，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的意见。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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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9 12:37:4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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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