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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红军统帅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是其成为红军统帅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即使工作也主要是负责政府的经济、政权建设与查田运动而不是他最熟悉也最热衷的军事指挥。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为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毛泽东进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但党的主要工作是由张闻天负责，在军事领导人调整方面，毛泽东也并未立即成为红军名义或实际的统帅。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下旬，红军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土城镇西北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追敌。这是毛泽东“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他非常重视。但战斗打得却并不顺，最后以失利告终。土城战斗失利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望多多少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
　　根据遵义会议“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决定，2月5日前后，红军行至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代替秦邦宪(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会议的决定，使毛泽东在红军领导地位的形成又前进了一步。但在当时的红军中，周恩来仍是领导核心，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
　　
　　二、鸭溪会议上，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回到了指挥红军行动的领导位置
　　
　　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攻占桐梓，再克娄山，重进遵义。蒋介石欲夺回遵义，重新调整部署，紧急调集中央军以及川、湘、桂、滇、黔各路大军四面合围，企图用堡垒与进攻结合、南守北攻的新战术将红军消灭在遵义一带。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将计就计，一面以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的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南进；一面在遵义鸭溪地区伪装徘徊，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基召开军事会议，分析遵义战役后的敌我态势，制定作战计划。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在会上成立了“前敌司令部”，经张闻天提议，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被推行“左”倾路线领导者免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但是，前敌司令部隶属于中革军委，只是其执行机构，毛泽东仍然是军委最高军事首长的协助者，尚无“一锤定音”决策指挥全军的权力。5日，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作战命令《前敌司令部对六日的行动部署》，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以来第一次署名发布作战命令。红军主力打算由遵义西进白腊坎、长岗地区，寻机歼敌周浑元纵队。但惧怕被歼的周浑元部始终不敢脱离自己的阵地，使红军未能得手。毛泽东认真考虑，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并把前敌司令部移至苟坝。这时一部分同志想挟遵义之役大胜的威风，打下黔北的战略要地——打鼓新场，扫清西进的道路。10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紧急电报军委，建议我军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消灭黔敌何知重、犹禹九部。党中央、中央军委接电后，立即在驻地苟坝召开军事会议。会上，除毛泽东外，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红军高级将领希望以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并建立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处于孤立地位的毛泽东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他分析，此刻敌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争论非常激烈。然而毛泽东未能说服大家，为阻止这场断送红军前途的灾难发生，毛泽东态度十分强硬。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相抗争。会上经过民主表决，结果把毛泽东刚就职七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免掉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深夜，心如火焚的毛泽东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周恩来、朱德驻地商议军情。毛泽东分析说，打鼓新场是古镇，有护城河，再加上敌重兵驻守，进攻一成胶着状态，极不易退出，而且蒋介石已急令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由重庆向松坎推进，周浑元3个师进击仁怀鲁班场，孙渡进至大定、黔西，吴奇伟4个师于乌江东岸筑堡，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枫香这一狭小地带。若打鼓新场久攻不下，红军必将落入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毛泽东恳切地对周恩来再三劝说，希望周不要急于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下半夜3时50分，二局急电周恩来，电文说，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毛泽东的深刻分析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三人决定次日再说服大家。11日清晨，军委再次开会讨论。毛、周、朱在会上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此分析得到大多数同志赞同，于是会上作出撤消林、聂建议决定。军委以朱德名义向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不打固守之敌，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的运动战思想，又一次为大家所接受，特别是被红军高级将领们所接受，这对毛泽东确立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三、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新“三人团”成员，确立了其在红军中的统帅地位
　　
　　通过进攻打鼓新场这场争论，毛泽东痛感现行红军最高决策体制效率低下、屡屡贻误战机的弊端，他向周恩来提出：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不好。现在天天开20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深有同感：打一次仗，开一次会，讨论半天，弄得大家很疲劳，不能大小问题均由集体讨论和指挥。于是毛泽东当即向党中央建议：应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小组。张闻天也意识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须临机决断，用现行的表决方法处理紧迫的战争问题不妥，应改善军事领导方式。自己不应过多参与军事指挥工作，他主动退出军事指挥岗位。党的主要领导人达成共识后，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小组便顺理成章了。于是在3月12日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常委全权指挥军事。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石厢子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
　　在战争环境中，“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而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则标志着毛泽东在军内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立。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领导的历史性任务在苟坝才算圆满完成。正是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红军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迈开大步向川西挺进同四方面军会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是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
　　
　　四、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统帅地位不仅在组织上，更在思想上得到了公认；而在沙窝会议上，则最终完成了从组织上被任命为党的最高军事负责人这一重要程序
　　
　　应当指出，虽然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统帅。但其在红军中的巨大威望并不是一次会议就确立得了的，正如张闻天夫人刘英指出：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认为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这种怀疑、埋怨情绪在部队正在弥漫，不仅普遍存在于一般战士中，就是在红军高级指挥员中也存在；不仅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有情绪，要求更换前敌领导人，由彭德怀取代毛泽东，就是“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有意见，他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他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因而才有了会理会议的召开。会理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要求大家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维护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正是经过会理会议的讨论、批评，全军、特别是高级将领和领导人思想认识达到了统一，增强了团结。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公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统帅。
　　至于是否正式从组织上任命为党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则只是一个程序和形式，这一程序是在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完成的。当时鉴于周恩来因高烧病倒，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虽然此前毛泽东已是红军事实上的统帅并指挥红军作战，但沙窝会议的这一决定仍是必需的一种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完善过程，因为它从组织程序方面对毛泽东在中国***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红军中统帅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最高核心领导机构，使其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毛泽东成为红军统帅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石厢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会上，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使其在红军领导地位的形成又前进了一步；在鸭溪会议，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重新担任红军领导职务；苟坝会议上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标志着毛泽东在军内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立；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统帅地位不仅在组织上，更在思想上得到了公认；而在沙窝会议上，则最终完成了从组织上被任命为党的最高军事负责人这一重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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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23:06:08 作者：童　燕　周锐京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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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近代风云] ·毛泽东红军统帅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