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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经成为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由于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似乎就可以断定其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由于当时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死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眼界，却不失为品评人物的异类上佳素材。在这样的观照下，人物本身言行的功过是非显得相对次要，生者对于死者的反应以及死者身后的影响成为探究的主题。
　　一
　　1909年10月4日，自称“平生决不与人争闲气”、且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和日益专权的摄政王载沣怄了大半年的气之后，终于宣告不治，追随他的旧主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晚清的重要疆吏权臣乃至士林领袖，朝局又处于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境地，张之洞之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过，张之洞在世时其所作所为就极具争议，对其病及死，看法同样相当两极。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
　　这样的分歧势必影响对其身后的评价。谢放《张之洞传》引《张文襄公事略·绪言》云：
　　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鉴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
　　该书所引《张文襄公事略》见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第3卷，未著编撰者，坊间流行的其他版本则多署“佚名”，似乎已无从考察。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介绍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谓《张文襄公事略》由“四明听雨楼主人编著”。同文收入陈锋、张笃勤主编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题为《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内容较详，相关者为：“(清)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一作《五十年大事记》。19节，卷首录宣统元年(1909)赐恤诏书。本文分事业、政绩、学问、新政、吏治、育才、举贤等门记述张之洞生平，所举事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密助唐景崧保台自立等，持论鲜明。其中对张氏之革新力加褒扬，而于其守旧则辩解为‘稍形固执’，反映了时论之一侧面。”其依据为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查询各种传记、辞典乃至笔记，迄今未能坐实“四明听雨楼主人”为何许人也。任放将《张文襄公事略》列为“史料类传记”中“也不应忽视”的一种，可是检查张之洞研究的各种论著，《张文襄公事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有的作者甚至完全不理会这本书。这显然不是疏失或遗漏，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态度。本来，关于如何使用笔记掌故之类的文献就见仁见智，如果连作者也不清楚，无法进行史料的外证，严谨的学人当然会慎之又慎了。
　　坐实编撰者的身份，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理解史料的内容及其用途价值。如果对原书的来源与类型有更多的了解，反过来也会有助于追寻判断编撰者。其实，《张文襄公事略》并非署名者的作品，该书实为张之洞死后各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的汇编。目前可以查实的各节依次为：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原载《神外旧报》1909年10月6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署名“记者”。该文系连载，后来汇集以同题刊于《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期(1909年11月7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原载《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六页社说，题为《论南皮出缺与政局之关系》，署名“光”。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二至三版论说，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出处与第六节相同。但最后一段则为第八节原出处的开头。
　　第八节《张文襄兴办路政》，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三版译论，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系节译自《文汇报》。
　　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8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节《张文襄历任封疆》，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至三版，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三至四版，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系转自《字林报》。
　　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9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三节《张文襄之学问》，原载《新闻报》1909年10月8日第一页论说，题为《论张文襄之学术》。
　　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一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五节《张文襄之敢言极谏》，原载《新闻报》1909年10月6日第一页论说，题为《哀张相》。
　　第十七节《张文襄之举贤》，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页要闻一，题为《南皮遗折举贤》。
　　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页要闻一，题为《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
　　最后一节《张文襄之盖棺论定》，原见《时报》1909年10月6日第二版《时评一》，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定》。
　　两相比照，可见《张文襄公事略》的编纂，主要取材于上海的几家大报在张之洞死后不久刊发的文章。《时报》、《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的政治倾向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一致或接近；《民吁日报》较为激进，所选文章则较少。核对内容可知：其一，与原文仅有个别字的差异，未作任何调整或删改。其二，编排的顺序与原来发表的顺序并不一致，而是根据内容安排，将各报的文章混编。其三，虽然个别文章分为两节，或分属上下两节，但基本按照原来发表时的篇幅，即以每天发表的篇幅为限来分节。其四，尽管编纂者基本没有删改原文，但是有所取舍，这大体可以反映其态度。由此可见，该书的编纂，虽有一定的准绳，其实是急就章，编者只是将就其取材，连结构也没有认真布局。至于具体内容，更没有仔细考究，缺乏前后一致的看法。当作传记资料，显然不太适当。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编纂者没有改变所取各文的内容甚至字句，该书反而较为集中且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上海舆论界对于张之洞之死的即时反应，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上佳的资料。以此为本，参照该书所引各报未收入的其他相关报道评论，以及该书未引各报的报道评论，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社会波动。
　　由上述资料，还可以有两点推测：其一，“四明听雨楼主人”如果实有其人，很可能与《张文襄公事略》取材的上海这几家报馆有关，其中《神州日报》馆可能性相对较大。其二，编纂的时间当在1909年10月之内，中旬以前的可能性较大。因所收文章刊载的时间均未超出10月上旬。所以，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该书是求利的应时之作，编辑者不过是假托。
　　二
　　张之洞死后两天，内阁奉上谕，对他的基本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人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勋劳。……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
　　上谕固然是清廷作出的官方正式结论，也可以说是具有正统权威性的盖棺论定。可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当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也没有多少权威性，社会各方还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分别作出各自的盖棺论定。《申报》的文章《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大概还能接受上谕的定调：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人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日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日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于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新闻报》的论说《哀张相》，同样旨在为张之洞盖棺论定。其中说道：
　　张相平生，足以表见于国中者，或毁或誉，至此当有定论。其总体看法是：“综观张相之一生，实可为三大时期之区划。而其所以随时通变者，一则其秉质之不滞于物，一则其好名之心，有以战之耳。京官偷息，则以言论为清高；疆吏闒茸，则励行事为干练。即至弥留疾革之时，犹自以为借款不容于舆论，而欲商各使以罢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张相者，固犹晚近所不可多靓者也，以视彼好爵厚禄，自植其私者远矣。”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这些自认为的持平之论，与取自《时报》，作为《张文襄公事略》的最后一节，标题也叫《盖棺论定》的文章比较，即不尽相同。后者除了重复绪言的“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等部分内容外，还有以下一段话：
　　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这段话和绪言的内容，大概可以视为编纂者的标准，《张文襄公事略》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和编排。
　　该书第三节即《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的社说《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就张之洞出缺与政局的关系提出：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人才与奴才之间也。
　　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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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5:07:5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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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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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