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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我的父亲黄祖炎

　夜空中电闪雷鸣，狂风裹挟着雨点不断敲击着玻璃咚咚作响。我默默地站在窗前，没有丝毫睡意，因为有一件事在揪着我的心。从北京匆匆赶到济南是要参加一个追思先烈的祭扫活动，这位烈士1926年参加革命，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与我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他就是我的父亲——黄祖炎烈士。2008年5月1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我住的黄河宾馆就在济南英雄山下，父亲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并排安息在山的高处。我站在8楼卧室的窗前，随着阵阵闪电看见远处的松柏剧烈摇摆，像是一股革命洪流在涌动；风声、雨声、雷声和松涛声此起彼伏，像是革命战士在呐喊冲锋；思绪随着这洪流和呐喊在历史长河中翻腾，泪水随着雨水在追思中流淌……
　　
　　父亲遇刺牺牲后，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市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儿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肺病未愈，前几天还在吐血。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作完报告。在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儿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
　　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不是美蒋特务，而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系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情绪消极，谩骂群众，诬蔑土改。
　　1951年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曾向敌人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但是信件被人误拆，消息不久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偷偷擦拭武器。遗憾的是，他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惠民军分区的警惕，还让其来济南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会议，铸成大错。父亲与凶手并不相识，王聚民行凶纯粹是阶级报复。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役战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却牺牲在阶级异己分子的暗算上，战友们无不为之惋惜。胜利了，许多人在品尝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平了，大家都在享受着天伦之乐，而他却用生命和鲜血续写着忠诚。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石家庄。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的消息，他当时沉默良久只讲了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此后，毛泽东仍坚持彻夜工作，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睡眠很不好，有时服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面色显得有些憔悴。显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毛泽东。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休整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1932年前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在毛泽东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来到他身边，担任了秘书职务。按常理来说，父亲当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工作十分繁忙的苏维埃政府秘书科长，完全有理由另选人员为毛泽东做秘书，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作了不可思议的选择，叫做“逆水行舟”。父亲全然不顾这些，而是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不论形势多么险恶，环境多么艰苦，父亲都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其工作，精心照顾其生活，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把父亲从总政治部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和总务处长。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日，他已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大家也自然改口尊称他为“毛主席”。但是，毛泽东却不让父亲称呼他的职务，说：“还是老样子好。”所以他们之间还是“老黄”、“老毛”地叫，可见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一般同志。
　　当毛泽东接到我父亲遇刺的电报后，他一面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报告，一面沉浸在与父亲在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回忆中。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这样一份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的，必须预先采取防止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通报以电报发出。毛泽东亲笔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阅发，并抄送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长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及总政治部，还亲自拟定报头，将这份电报发往各地，以引起全党全军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三个“Ａ”，定为特急报。三天内两次亲笔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我父亲遇刺和由此暴露出的问题的高度关注。
　　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指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我军高级干部遇刺事件连续三次作出批示，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我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宣示了正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党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
　　毛泽东多次对秘书叶子龙交代，凡是有关“镇反”的消息不要耽搁，要马上通报给他
　　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今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场运动的深刻意义，即使是当年的亲历者也难免淡忘了。但历史永恒，历史不会遗忘。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作出的远见卓识的决策。
　　1949年，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他一面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约150万人进行负隅顽抗；一面派飞机对大陆进行空袭。1950年3月，国民党军飞机一周内连续13次袭击上海；5月，对福州市的一次袭击就炸死炸伤无辜市民2０0多人。同时，潜伏在大陆的大批特务加紧破坏活动，企图里应外合，“光复大陆”。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美军突破“三八”线，直逼我国鸭绿江的行径大大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不断制造暴乱、暗杀、绑架、投毒事件，血腥残杀我党政军干部、群众，丧心病狂地进行阶级报复。仅1950年春季至秋季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就有4万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在北京，有关部门还粉碎了外国特务机关妄图在国庆节炮击天安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险恶阴谋。
　　那时的中国，外有美帝国主义的威逼，内有反革命势力的破坏，哪里谈得上和平安宁？广大人民群众在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强烈要求党和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福建寿宁等地的受害人家属，将被害者的遗体抬到政府门口，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为亲人报仇。社会各界人士也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雷洁琼女士说：“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一定要杀！”著名画家徐悲鸿说：“这些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一死不足以蔽其辜。”
　　
　　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不坚决镇压，刚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护，急需恢复的国民经济就难以恢复，更谈不到发展，这是一场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斗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是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生存的必然诉求。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1950年3月，在大举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列为全党重要工作之一，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导，极大地推动了“镇反”斗争的深入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镇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尚未解放及解放较晚的西南地区外，大股武装匪徒基本被消灭，共歼匪100余万，逮捕特务分子13797人，收缴电台175部。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右倾偏向。周恩来在肯定一年来的成绩后，严肃指出：最重要的缺点是许多地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曾发生曲解宽大政策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量刑轻。该杀的不杀，该抓的不抓，重刑轻判，甚至免罪释放。二是处理慢。久押不审，拖延判决，积案甚多。三是管理松。监而不牢，管而不严，越狱袭警事件屡屡发生。右倾问题的存在，犹如放虎归山，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制约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中央为了纠正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0月10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示发出后，毛泽东对执行情况一直萦怀于心。我父亲的被害，使毛泽东更加注意到阶级敌人报复的严重性和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性。他一个月内三次的亲笔批示溢于言表。
　　毛泽东多次对秘书叶子龙交代，凡是有关“镇反”的消息不要耽搁，要马上通报给他。
　　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批转各地的“镇反”报告、为中央起草的电报指示，其中也包括对我父亲遇害的三次批示共129件。他在电报中督促各地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挂帅，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对一些行动迟缓，“镇反”不力的地区，更是严加督导。毛泽东曾严肃批评：广西剿匪为全国最差，严令叶剑英立即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务必在6个月内肃清匪患，待有成绩再回，否则不要回来。
　　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群众“镇反”情绪的高涨，为防止发生偏向，中共中央又及时发出指示，“凡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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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3:39:25 作者：黄　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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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毛泽东和我的父亲黄祖炎

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