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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千军如卷席

　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1949年7月14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由南京抵达北平，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数次交谈，一起筹划了二野等部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
　　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就于1949年5月23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首先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因此，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任务的同时，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筹措物资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当时，蒋介石在主力大部丧失，江南难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据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将来西南地区的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
　　
　　此前，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即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
　　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三国时期，就有魏国精兵由川北迅疾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掉蜀国的先例。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即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经过反复研究，于8月19日拟定了《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局。电报第一项是敌情。第二项是基本任务，即“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当时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为此，规定各部队行动部署：第五、三两兵团，第一步必须于10月10日以前分别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一线和常德、江陵一线；第二步于11月20日以前分别攻占贵阳、黔西和遵义、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别经过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然后两兵团密切协同作战。并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一线为分界线划分的南北地区，作为两个兵团的活动地域。两兵团依照上述指导方针，根据实际状况又作了具体部署。8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你们未皓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来到北平。10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0日、2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的基础上，又确定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陕西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不牵动其他部队。”但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永）、泸（县）、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以上军事战略、战役部署的制定，成为进军西南军事准备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
　　
　　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10月20日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汇合，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23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郑州又联名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在重申各兵团“决仍准照”实施8月19日基本命令的同时，强调三兵团右翼部队“注意不要过于突出”，以免惊动敌人。就在当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领导机关到达郑州时，还在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讲话，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实际这是在运用声东击西的计策迷惑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宽正面攻击的突然性。
　　正当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防御作战，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二野领导机关离开郑州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10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司令部到达湖北汉口。他们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11月3日，野战军机关“分别由汉出发”。1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给贺龙、李井泉：我们现在常德，三日后即可西进，西安干部可到汉口准备乘船入川。
　　这时，在西南和西北的分界线秦岭一线，贺龙正率第十八兵团和胡宗南集团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第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却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署的一道道作战命令，悄然地下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勇敢的行动。就这样，解放大西南的厚厚战幕，在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精心运筹中，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巧妙指挥下蓦然拉开了。

　　作为进军西南的“正兵”，贺龙所率兵力并不多，但通过对秦岭守敌不间断地发动“磁性”攻势，坚决抑留西南敌主力胡宗南部于川北。
　　作为进军西南的“奇兵”是二野主力，兵力最多。1949年11月1日，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直接指挥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5０0公里的地段上突然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进击。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等部，分别由湘西邵阳、桃源地区出动，以突然、迅速的动作，于10日前就挺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并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也会同四野一部，突破了宋希濂部防御的两翼，解放了秀山、酉阳、恩施等县城。这些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打乱了其整个西南防御的作战部署。仓皇之中，川东南之敌企图重新布防，确保西南敌主力侧后方安全。然而，解放军各部排除万难，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19日围歼了宋希濂集团之第十四兵团。这样，不仅敌“川湘鄂边防线”被粉碎，而且大西南防线也被拦腰斩断。既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云贵企图，又直接威胁着川北胡宗南部的退路。
　　此时，蒋介石如梦方醒，深感“川黔残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不得不再飞重庆”。遂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等地迅速南撤，令其第一军驰援重庆，罗广文等部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部撤退。
　　刘伯承、邓小平遂令第五兵团除以必要兵力留守贵州外，主力则经黔西北迅速迂回泸州、宜宾一带，并先敌占领土城、盐津之线；第三兵团主力立即强渡乌江，求歼罗广文等部，如敌后撤则暂停于川南地区，待左翼战略迂回断其退路后，再继续前进。
　　鉴于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部撤往成都地区组织防御，或准备向西康和云南突围逃窜，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发起成都战役。即以二野主力迅速西进，完全切断胡部退往康滇通道，会同南下的第十八兵团等聚歼胡部等敌于成都地区。第三、五兵团遵照指令，不停顿地向成都方向连续追击。12月20日攻占蒲江、邛崃、大邑等城，消灭了先于解放军到达之敌，完全截断了胡部逃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状合围。与此同时，贺龙率领十八兵团等，在完成抑留胡宗南部在秦岭地区的任务之后兵分三路，由陕入川兼程南追，适时进抵合击位置，于27日全歼成都地区守敌。蒋介石苦心构筑并吹嘘可与法国马其诺防线相比拟的大西南防线，就这样在谈笑间灰飞烟灭了。
　　
　　
　　贵州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向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公开提出“四项忠告”，促使他们接受解放军的“约法八章”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有生力量，将其用于完全截断敌人退路这个战役重心，不为出现的任何特殊情况而分散兵力。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希望解放军有生力量及早进占云南。经过研究，二野前委复电说：我大军已开始进入川黔作战，敌人在不利情况下将退至滇桂境内企图作最后挣扎。“而我当前作战重点是在川黔桂三省，入滇时间可能推迟至明年一二月间。”为此，所有滇境武装力量和秘密党（包括民主力量）均不宜过于刺激敌人，而以保存力量为主要方针。当前表现在保持力量上面，而不是表现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上面，甚至不是表现在发展多大力量上面。要严格防止“左”的行为，以免遭致不应有的摧残和损失。11月12日，邓小平和张际春又签发了二野前委给第三、五兵团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接中组部电示，四川地下党破坏甚大，最近敌屠杀我领导干部十余人，在我进军中，除慎重联系详加了解外，如有确系地下党来接头者，请叮嘱其设法通知“切勿犯急性病，迅速切实隐蔽，保存力量”，并接受前线政治部领导。
　　11月18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委（简称边委）鉴于云南全省特别是卢汉准备起义的复杂情况，给二野前委发来了长篇电报，全面汇报了本区情况，再次提出，希望派遣“一两万解放军从贵阳直向兴义推进，对滇省帮助极大”。对此，二野前委电告将来主持云南工作的陈赓、宋任穷，在充分肯定“这个报告很好，也证明你们多年努力已获良好结果”的同时，根据二野主力必须前出黔西北截断四川胡宗南主力退路的战略所需，而不能分散兵力向黔西和黔西南进军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重申：“我军目前作战重点首在解决川黔之敌，使胡宗南等部不致退入滇境，增加将来困难。因此，目前尚不可能派队入滇。”
　　接着，邓小平又提出希望：一是你们根据本身情况谨慎地作战，谨慎地工作，特别是利用各种可能，教育干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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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3:33:54 作者：冯　倩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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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