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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将，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阎红彦对“文革”不理解，很快就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６6年“文革”爆发后，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阎红彦对突如其来的“文革”一直处于“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但又不能不执行“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1966年8月，在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一天晚上阎红彦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房间串门，一股脑儿将自己的看法倒出来。廖志高颇有同感，随着他的话不住点头。最后，阎红彦对廖志高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廖志高十分赞同：“是呀，不讲不行了，抄家、破四旧，整死了多少人！”
　　阎红彦请廖志高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讲一讲，廖志高推辞道：“还是你讲。你的看法比我清楚。”
　　阎红彦不是不想讲，他有顾虑，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像彭老总说的一样，是莽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说话爱激动，容易坏事，还是你这个知识分子讲好一些。”
　　第二天，廖志高讲后，阎红彦憋不住，也讲了起来。他们对“文革”的担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阎红彦私下对夫人王腾波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糊涂了，他真不知道眼前的“革命”到底要怎么搞。他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的人，“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不料，此人话音一落，阎红彦就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阎红彦指着坐在身旁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是很快，康生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后，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便陷入困境。“打倒阎红彦”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声讨、控诉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时阎红彦已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同志们批评。”引得造反派头头大骂阎红彦“老奸巨猾”：“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干部树黑样板！”
　　秦基伟对造反派搞“蘑菇战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脖子被斗骨折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文革”一开始就不理解，对造反派的做法看不惯。他曾在一次省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他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等军区领导成了众矢之的后，军区大院也不得安宁，就想找个地方住宿和开会。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躲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主任刘懋功的家。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几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到昆指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被昆指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20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1967年1月4日，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阎红彦也觉得疲惫不堪，同意稍微休息一下。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告诉阎红彦，秦基伟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造反派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基伟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阎红彦耐着性子熬到天黑，他还是决定叫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说服，扭转混乱局面。可是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都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散了。
　　周兴当面去做工作，但谁也无力回天。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健民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造反派气急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健民断然拒绝：“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怎么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造反派群起而攻之。赵健民又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造反派头头利用赵健民的话煽动群众，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戴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他瞪着造反派，两眼冒火，大声抗议：“我是***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侮辱！”
　　赵健民在汽车上奋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造反派们哪里肯依，几个人一齐动手，反扭赵健民的胳膊，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回到军区大院的赵健民，已是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省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怏怏离去。
　　
　　陈伯达打电话相逼，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四天。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他的话：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也在电话里斥责阎红彦。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地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跟造反派讲理去。
　　周兴劝阎红彦：“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绪难以平静，拿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凌晨4点多钟，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打听到阎红彦下落的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朝小麦峪冲来。
　　门卫通过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完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阎红彦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1月8日早上8点多，昆指主任刘懋功突然接到秦基伟的秘书从巫家坝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阎红彦同志死了，秦基伟叫派人去查清是怎么死的。并告诉刘，秦基伟同志痛苦不安，眼睛都哭红了。刘懋功立即派气象处长刘星启带人去看，但他们到西山筇竹寺前被群众组织拦住，坚决不让过去，只好回来了。刘懋功又派通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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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3:28:23 作者：尹家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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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