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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辛我在延安经历的审查干部与“抢救运动”

　一
　　
　　1942年到1944年，延安整风时，我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任副刊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博古）兼任，他同时还兼任新华社社长与中央出版局局长。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合署办公，一个行政单位。1941年5月报纸创刊后，《解放日报》编委会由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副总编辑余光生、国内部主任吴敏、国际部主任曹若茗、采访部主任丁浩川及新华社副社长吴文臻组成，博古为编委会主任。1942年，杨松与曹若茗病休，不再参加编委会。1942年8月，陆定一调来任总编辑，并任编委会委员。
　　1942年2月1日和2月8日，毛泽东分别向中共七大代表、高级干部与业务干部作“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8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又由康生和王稼祥为中央直属机关与军委直属机关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向2000余人作布置。
　　全党整风学习运动，由中央整风总学委领导，总学委主任是毛泽东，康生为副主任。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整风学习也陆续开始。解放日报社的整风学习开始以后，中央出版局秘书长许之祯也参加了《解放日报》编委会，他同时也是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出版局（含中央印刷厂，它是出版局的印刷厂，也是报社的印刷厂）的学委会委员。
　　1942年开始的整风学习运动，“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内部问题，向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到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我认为，延安整风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一次整风运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主要斗争目标，“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解决敌我矛盾问题。这个决定没有公开发表，一般党员包括我在内当时是不准看的，领导只告诉我们，要继续整风一年审查干部。继续整风的决定中说，“我党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公开说“审查干部”，实际上是不说肃反的肃反。
　　毛泽东在《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整风、审干、锄奸问题”部分中有这样的话：“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特务，以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还讲过“审干与肃反问题”。他说：“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也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承认犯了错误，并且承担责任，特别是还要赔礼道歉，这很了不起。毛泽东接着又说：“在审查干部中搞错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毛泽东讲了工作成绩，他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而否定成绩，特别又强调要全面与正确认识审干与肃反，强调团结。在这里，毛泽东又说了杀人问题，他说：“口头讲一个不杀，如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没有杀。”读毛泽东这段话，我相信延安时期审干与肃反没有杀人。
　　
　　二
　　
　　陆定一在1981年《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谈《解放日报》改版”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讲一讲，就是‘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在报社也搞了，后来停下来，许多机关把青年搞得很惨，解放日报社损失较轻一些。”事实上，解放日报社的工作一日也不能停止，每日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车轮战批斗的时间短，没有死人与动刑，这样可以说“损失较轻一些”。
　　《陆定一传》中说：“《解放日报》学习西北公学，召开群众大会，由博古报告形势，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台下分小组‘促’，搞得很热闹，没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务。”《陆定一传》中又说：“《解放日报》被抓去12个人。”“报社总务科长是河南人，思想不通，竟刎颈自杀”，“终于死了”。《陆定一传》中说的上述事实有不对和不清楚的地方。
　　《陆定一传》中说的那个“群众大会”，是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出版局等单位组织的，大会是夜晚开的，在中央出版局外边的小平坝上，从中央印刷厂借来的汽灯高高挂起。在博古报告形势以后，陆定一讲话，“号召有问题的人上台坦白”。陆定一讲话简单有力，气魄也大，他说坦白交代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有问题不坦白交代是不行的，这是“关系你们一代青年的大事”。当时我心里想：“一代青年”都有特务问题，这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事业可怎么搞？上台坦白交代的，不是《陆定一传》中说的有“六七个人”，大约是三个人。一个是新华社的女译电员刘某，一个是解放日报社资料室图书资料管理员吴某，另一位男同志我想不起名字了。这次“抢救”大会是清凉山的第二次“抢救”大会。
　　清凉山第一次“抢救”大会，只有两个人在会上坦白交代，一个是报社编辑部的编辑杨某，他被抓到社会部审查，坦白自己是特务，在报社大会作典型报告。一个人太少，社会部与报社商量，让杨某在西北文工团工作的妻子慕某，也到社会部坦白，让他们在报社大会作典型报告。慕某作报告后，被调到报社总支与俱乐部工作。这次大会也是在那个小平坝开的。陆定一这时已经调到报社工作但没有讲话。在报社大会作典型报告的女同志，都说国民党特务强奸了她们的灵魂，也强奸了她们的肉体，后来成为笑料。那位女译电员坦白后，就与她的丈夫离婚了。几年前的一天，我碰到原《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李锐，我问：温济泽在《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以下简称《自述》）里说《解放日报》编辑部被“抢救”的人有70％左右，你说报社“抢救”过多少人呢？李锐反问道：你说呢？我说：总有三分之一，编辑人员被“抢救”的多，有70％左右，行政人员被“抢救”的少。李锐说：1943年春天我就被社会部抓走了，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李锐还说：社会部抓我，博古不同意。博古向康生提过意见，没有用。我想起来了，报社被社会部抓走的，除李锐、杨永直外，还有国际部的编辑黄操良与采访部的缪海棱，共4个。抓走4个，不是12个人。
　　《陆定一传》说报社总务科长自杀了，这不符合事实。报社总务科只二十来人，我在报社5年多，还在行政处宿舍住过，没听说过行政处总务科或别的科有河南人。报社总务科长是葵孝父，安徽人，“文革”后从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岗位上离休。
　　《陆定一传》中说：《解放日报》分别召开了大型和小型平反大会。这也与事实不符。各单位批斗过的人，无论本人坦白与否，都要根据他自己的交代，有关他的检举与揭发，以及批斗时提出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进行甄别，逐个作出结论，征求本人意见，本人签字同意或保留意见后，适时在本单位宣布，并赔礼道歉。这个任务很重，一直到七大前夕才大体做完，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召开“大型和小型平反大会”。这可能是《陆定一传》照别的说法写的，而不是按照事实写的。报社领导向有关斗错的人赔礼道歉是事实。

　　三
　　
　　1943年初，艾思奇调到报社任编委、副刊部主任，也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具体领导副刊部审查干部的工作。副刊部这时有副主任舒群，美术科长张谔，文艺编辑陈学昭、白朗、陈企霞与我，文艺理论编辑林默涵，社会科学编辑庄栋，自然科学编辑、行政秘书、党小组组长（选举的）温济泽等，共10人。副刊部审干，艾思奇正面阐述政策，要求大家合作与正确对待。艾思奇说，先审查谁呢？陈企霞说他的历史复杂，先审查他。艾思奇说谁先谁后都一样，反正每个人都要审查的。
　　陈企霞于1933年入党，被捕过两次，又住过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经内查外调，他被捕与出狱的经过都清楚，没有问题，表现很好。
　　陈企霞的历史问题审查了一个多月。艾思奇提出来审查两个历史简单的人。陈学昭与我报名。陈学昭的历史，经过3个下午，审查完毕，结论是历史清楚。审查我，艾思奇说大概3个下午也够了吧。想不到第三个下午党小组组长温济泽忽然问我：“你在开封参加过复兴社没有？”复兴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当时在延安说它是特务组织。我立即坚决否认，并提出在省立开封高中读书的复兴社李××能证明我没有加入复兴社。李××来延安以前，被作为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加入了中国***，他是我开封高中的同学，是开封复兴社的三个头头之一，知道学校全部复兴社员的名单。我又提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能证明我是进步学生。我与范文澜在开封工作联系多，他是河南大学的教授，我是开封高中的学生。他业余在地下党领导下主编《经世》杂志，我在地下党领导下主编《战时学生》杂志，他经常为我写稿。
　　7月15日“抢救”运动开始后，副刊部与外部的积极分子几乎把我抬上主席台，让我“坦白”。原来，鲁艺的两个人被逼假坦白自己是复兴社员，当时由周震中领导。周震中是我的好朋友，与我一起来延安，这时已调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行前将多年的日记交给我保管。鲁艺追查这两个假坦白交代的人：周震中走后，你们由谁领导？他俩不约而同地交代由黎辛领导。我不承认参加过复兴社，我认为周震中是革命的，我把他的日记交给艾思奇，艾思奇让林默涵审阅。我的妈妈从河南农村寄来100元法币，我去边区银行找王坦（党员）兑换边币使用，温济泽在会上提出：这笔特务经费是谁寄来的？并两次向王坦调查。
　　我不坦白，艾思奇不愿开批斗会，于是他就找我单独谈话。每天下午，艾思奇都走上我住的清凉山最高处南天门的窑洞。起先还做思想工作，说你不要有顾虑，是复兴社承认就完了，又受优待，又能看党的文件，何况报社还是信任你的，审干开始还奖励你是编辑部模范工作者，检查卫生你又是第一名。我说我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不能乱说，我提的证明人一定会证明我是没有问题的。艾思奇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研究的，现在要求你忠诚老实，你不是复兴社，怎么两个人不约而同说你是他们的领导人呢？我说我不是复兴社员，并委屈得掉下了眼泪。艾思奇说你不要难过嘛，难过不能解决问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事求是嘛，何必难过呢。艾思奇说到这里就走了。“抢救”紧张的时候，艾思奇一个下午来我的窑洞两次，还是说那几句话。
　　于是，陆定一亲自找我谈话，我仍不坦白。一个***员，让他承认是内奸，怎么能说得出口？我干革命做党员，准备为革命牺牲，无论怎样，我都不乱说，我也不会乱说。最早向副刊部同志说陆定一冲动的是温济泽，他说：老艾在整风学委会上说黎辛的问题应该两点论，因为有人说他有问题，也有人说他没有问题。陆定一一听立刻拍桌子，说：“你老艾是什么人，包庇特务分子，也要审查你，我撤销你学委会委员的职务。”学委会主任博古没有说话，副刊部的整风运动仍由艾思奇领导。
　　由于我不承认是特务，一直被批斗到“抢救运动”结束，并被称为“运动的绊脚石”，比特务还坏，因为阻挡了副刊部“抢救”别的特务。副刊部没有揪出一个特务，是报社最不争气的单位，怎么办？“抢救”运动结束了，继续搞不叫“抢救”的“抢救”，拍桌子、大声训斥，胜过“抢救”。斗争的对象先是舒群后为白朗。舒群于1936年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过，按照规定应当审查，这是历史问题，不是特务性质。舒群倔强，不承认是叛徒。有人骂他是“文痞”，他也拍桌子高喊：“我抗议！”会议由艾思奇主持，总编辑陆定一与副总编辑余光生来参战与督战。舒群被斗得不吃不睡，但他说：我是***员，我不会自杀；我的东西全可以公开，包括日记、文章。
　　白朗没有什么问题，但她的丈夫罗烽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伪“满洲国”被日本侵略军逮捕过，保释出狱后，同白朗一起逃回上海。审讯白朗的人问她：“罗烽不投敌，怎么能出狱？”“哈尔滨沦陷后，什么机关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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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3:25:5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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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