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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博人道的栖居

　　海德格尔有两篇文章《筑·居·思》、《……人诗意的栖居……》一向为设计理论研究者所称道，当讨论涉及建筑存在的本质问题时，他的观点常被引用。尤其是“人诗意的栖居”这句从荷尔德林那里引来的诗句更是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可是，人们在引述海氏观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思考这个问题的背景，这就是“二战”刚结束，德国由于战争的原因所面临的住宅紧张问题。这个背景在两篇文章中都有提及，尤其是《筑·居·思》一文，因为这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上午，海德格尔给参加建筑大会的建筑师们做的报告。
　　两篇文章显然具有内在的关联。海德格尔绕来绕去要说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栖居的本质”。但所有的断语——如“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是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栖居即被带向和平”之类——都不如“人诗意的栖居”这句诗有想象力。海德格尔最终还是把栖居的本质落到了“诗意”。他说，“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而“诗意的栖居”事实上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荷尔德林想象中的古人生活和海德格尔的黑森林农庄一样，都是这么一种被理想化了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自己也很明白，从哲学上探讨栖居的本质、树立黑森林农庄这样的标杆并不能代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海德格尔基本上在他的玄思该打住的地方打住了。然而，他也明确地指出，无论住房短缺的问题多么严重，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不懂得“栖居”、不知道怎么“栖居”才是更本质的问题，人应该根据栖居并为了栖居去筑造房屋。而只有当我们严肃地对待栖居的本质“诗意”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才可能对人的栖居状态从“非诗意”到“诗意”的转折做出贡献。
　　显然，思想的接力棒已经传给了那些听他演讲的建筑师。我并不知道那些聆听报告的德国建筑师对海德格尔的报告作何感想，但在德国这个现代主义设计的故乡，我敢说，他们的设计实践跳不出战前由格罗皮乌斯、密斯和勒·柯布西耶等人确立的经典路线。因为，先锋设计大师们在战前通过各种实践和撰述所提出的那一整套设计方案本来就是为解决十九世纪以来城市贫民缺乏住宅的问题而准备的。然而，虽然这些先驱者的努力值得我们钦佩，但是，不可否认，现代主义这一套宏伟的方案也有严重的缺陷。这集中的表现为，因为相信机器主义能够给每一个人都带来福利而忽视了一些人作为有机体的必然需求。现代主义设计假定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种新时代的设计，这种设计道德不考虑宗教和民族的差异，甚至也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相信，有了标准就会进步，就像柯布西耶所说：“人人都有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功能。”“人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这显然是用统一性遮蔽了多样性，用共性敷衍了个性的呓语。所以，很多设计尽管名义上是“客观的”，但实质上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主义使设计师完全沉浸在自己用审美的力量改造社会的梦幻中，却忘记了“大众”是由一些身体并不“标准”的人组成的，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文化认同也不一样。这就是早期现代设计话语的一个困境：设计要想大众化、人人享有，必须降低成本、批量生产，必须倚仗机器。然而这种工具理性的大量运用到头来却是对人的“异化”。设计先驱们主观认定，他们所要创造的世界就是未来的世界，而这个问题也随着现代主义的国际化日趋明显。设计师山崎实一九五一年为美国圣路易斯（St.Louis）设计的低收入住宅群“普鲁蒂-艾戈”(Pruitt-Igoe)，一九七二年因其完全不适应用户的需要而被拆毁，这一著名而又极端的案例很典型地说明了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人”只能被动地成为设计的接收者，其概念被整齐划一，多样化的需求被忽视，而人类存在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因而部分的被设计师的主观意志所剥夺。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海德格尔有他的远见，正确地对待“栖居”比近在眼前的住宅短缺和看似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住宅设计更加重要。而现代主义的缺憾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出了“栖居”的问题：我们要一种什么样的栖居？或者，套用海氏的话说：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栖居的状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显然，海德格尔理想的“诗意”离现实过分遥远，它是一种哲人对古人艰难生活的审美化，一种理想的生存境界，然而在操作的层面上却意义不大。比如，在我们的语境中，诗意很容易跟山水诗和古典园林的梦幻意向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城市中的中低收入住宅设计跟着这种感觉走，无论从效用还是从美学上讲都没有前途可言。在海德格尔演讲的那个年代，针对现代主义设计的问题，我想最有意义的回答可能是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给出的。一九五五年，在就任芬兰科学院院士的时候，这位不善言辞的建筑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演《艺术与技术》，极为清晰地阐述了关于“弹性标准”的想法。他认为，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给人类生活和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破坏，技术官僚的理性主义对“小人物”的健康和整个人类社会已经构成威胁，只有“人的尺度（the human scale）才是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的正确尺度”。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富于弹性的“人道的标准化”，解决“如何在不毁坏人类先天的个人特性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货品的传播”。阿尔托的这篇演讲事实上也阐述了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精髓。我想，在海德格尔和阿尔托的思考的基础上，用“人道”代替“诗意”对于设计思考栖居的问题可能更有效，而且，在“诗意的栖居”道路上，“人道的栖居”是必然经历的阶段。事实上，在海德格尔那里，“人道”和“诗意”也是统一的，他说过，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的栖居在大地上，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栖居生活。然而，若达不到“人道”和“人性”，栖居更谈不上“诗意”。在此，我用“人道的栖居”替代“诗意的栖居”是因为它的现实性——既然诗意不可得，我们就要回到人道。但是人道的标准也在变，当城市里的低收入者生活在贫民窟里时，使他们住上设计良好、建筑质量可靠的独立单元住宅是人道的；而当人们住上了这种住宅之后，人道的标准就又有了新的提高，这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作为设计者或决策者，如何把握这种人道标准的提高呢？
　　类似“普鲁蒂-艾戈”的例子实际上也对现代主义者的主观主义提出了诘问：这是属于谁的栖居？谁有权把握/操控这种栖居？许多设计师，尤其是在建筑和规划领域，对此也进行了认真思考。其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居民参与”（Inhabitants Participation）概念的提出,在工业设计领域，与之相应的就是“用户参与”（User Participation）,它们在设计研究和实践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有人认为，“参与”观念受到重视与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民主理想有关。而事实上，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纽特拉（Richard Neutra）和琼斯（J.Christopher Jones）等人对于设计师主观成分过大的批评。他们认为，公民的生存环境被设计自己却浑然不觉，成了霸道设计的牺牲品。这当然是错误的，因此设计方法论应该是公共的，体现公民权利。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观念实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但引起了许多设计师的重视，也激发了他们的实践热情，比如国内建筑界所熟知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他的建筑和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中便十分强调用户的参与，而这也成为当代设计方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海德格尔说：“本真的筑造之发生乃是由于作诗者存在，也就是有那些为建筑设计、为栖居的建筑结构采取尺度的作诗者存在。”我想，也可以设问，这“作诗者”是谁？是建筑师、规划师吗，是政府吗？当然包括，然而决不能忘记的是将来栖居于其中的那些人。无疑，只有它们的参与，设计者和决策者才能更好地把握那个变动的人道标准。
　　

　那么，在中国当前这个住宅缺乏、房价高企的时代，如何理解人道的栖居呢？显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多盖房子”，但只是大力兴建低收入住宅（当然，这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是不是就达到了“人道的栖居”呢？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但是肯定需要研究和讨论。在我看来，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探讨人道的栖居，最好的概念就是可持续，这既是一个国家已然认可的发展道理，也是一种正在被认真探索的设计方法。这个概念，海德格尔的时代没有，但是他的文章中是隐含着的。可持续是什么？虽然这个概念在不断延伸，比如，近来人们又加上了机制的可持续、文化的可持续，但最主要的仍是三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生态平衡。而建筑设计师、规划设计师、政府官员们在考虑低收入住宅设计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有的概念框架就是“可持续”。比如，在设计建造低收入住宅之前，设计者和决策者就应该想到：居民在住进去之后，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否可以得到改观，还是有了房子，经济水准下降，就像一些因大型工程而被异地安置的居民，虽有不错的住所，却缺乏就近的就业机会，或工作需长途跋涉，不胜其苦，这样的住宅规划设计在经济上就是欠考虑的；如果低收入住宅的设计建造只是暂时的解决的住房紧缺问题，长期的却是助长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占有的公平和公正，甚至青少年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这样的住宅设计在社会的可持续上就是短视的；在环境的可持续方面，如何规范低收入住宅对公共绿地的占有，如何防止为补救住房严重短缺的局面仓促建成的住宅迅速老化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低收入住宅自身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协调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否则，如果不做全面、审慎的考虑，大量仓促建成的低收入住宅在不久的将来，其最坏的情况就是变成贫民窟，而这势必将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来，有两位学者的相关思考值得关注。秦晖建议深圳划出一块土地，让外来务工的农民自行搭建，发展出中国第一个贫民区。他认为，这样农民就在城市有了家，而且贫民区并非政府耻辱，反倒体现人性关怀。而贺雪峰则反对这种积极城市化战略，他认为，农民若完全进城失去了务农的收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贫困，绝不能人为的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否则，中国可能因此失去应付重大危机的能力，进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同意贺雪峰的意见，从设计史和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在中国大中城市建立贫民区也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应有之举。
　　按照秦晖的说法搭建起来的“贫民区”就是“贫民窟”，因为它符合贫民窟的基本特征：高密度的人口、在房屋结构和服务上的低标准，以及“贫穷”。两个词的区别犹如“下岗”和“失业”。联合国人居署二○○三年发表的全球人类居住报告《贫民窟的挑战》中对新中国一九九○年前的城市住宅建设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年的中国城市化，五十年间为三亿人口提供或再提供了住房，没有形成贫民窟和不平等，可以称之为人类所有时代的一个壮举。”的确，在物质相对的匮乏的时代，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穷，不分贫富，都住平房、“火柴盒”或筒子楼。后来，部分先富者搬进了高档住宅区，中低收入者混居在一起，差距有，但问题不大。但是，9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直觉判断，我认为，可能中国没有显性的贫民窟，但有隐性的，比如外来务工人口在一些大城市城郊聚居的城乡结合部。当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的时候，隐性的就可能变成显性的。我们在建造低收入住宅的同时再空出地来建贫民窟，无论是居民“自建”还是政府筹建，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不但会使要解决的问题更加繁杂，而且多此一举。难道我们还得在城市贫民和外来务工者之间再区分身份和贫困的等级，在现代住宅设计这种民主的设计形式里再分出三六九等，据此进行设计和筹划吗？
　　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困而导致的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既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空间上。《贫民窟的挑战》报告指出，贫民窟自一九九○年以来在不断增长，贫困正在向城市移动，即“城市的贫困化”。低收入住宅区的规划和设计应该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是失望，甚至绝望。大批量、大范围的建造低收入住宅区自身潜在的危险就在于容易形成贫民窟，其条件的拮据和恶化表现在经济、交通、教育、医疗、治安、卫生等各方面。通过建筑和规划，通过住宅的形式明确区分了穷人和富人，贫民窟使社会阶层之间产生隔阂。穷人聚居的地方，第二代通过空间的占有和远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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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8 13:11:16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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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无病呻吟] ·周博人道的栖居

2008-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