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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富豪在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 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明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 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关于1 9 4 9 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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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谁也不会想到，资本家有一天会不属于人民，甚至成了人民之敌。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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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7 23:09:2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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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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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