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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翰成章谢翰文

1904年春寒料峭的一天，一名男孩在湖南省耒阳一个富裕家庭里诞生，一家老少笑逐颜开。
　　他是这家的长子，父亲希望他日后能操翰成章，遂替他取名谢翰文，又名汉文，号鸿锡。他7岁入本村私塾启蒙，1919年进县城读高等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新民中学。
　　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谢翰文深受影响，常与耒阳籍在衡阳读书的刘泰、黄龙飞等同乡好友相会聚谈，共同研读进步书刊，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逐渐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宏伟理想。每逢节假日，他便组织大家上街演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学生中颇具影响。
　　
　　参加秋收起义，走上革命征途
　　
　　1925年初，21岁的谢翰文从新民中学毕业返乡后，立即投身于耒阳革命活动，参加共青团组织。4月，中共湖南区委派唐自刚来耒阳任县委书记，谢翰文将唐自刚夫妇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宿，并替唐自刚抄写文件、传单。
　　“五卅”惨案后，谢翰文和耒阳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宣传队进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进行宣讲，并印刷传单散发，控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同时，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耒阳分会”，谢翰文当选为雪耻会副会长。大会后，在雪耻会的领导下，县城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市、罢工、罢课，组织“仇货”查、禁队数百人，到城乡商店查禁日、英货。并把查出的数百担日、英货运至金中门外焚烧了。
　　1926年，谢翰文加入中国***，负责青年团工作。“马日事变”后，谢翰文潜入桐子山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9月9日，谢翰文与伍中豪、谭冠三等耒阳籍优秀儿女，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11月，谢翰文在雅江、大河两地组织50多个农民起义后，把队伍拉到烟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湘南游击总队。12月17日，谢翰文领导游击队袭击了肥田镇，缴获民团步枪4枝，捕捉了江申甫等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
　　1928年 1月，谢翰文根据县执委书记邓宗海的指示，去常宁水口山与矿党组织负责人宋乔生联系，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1月26日，谢翰文率领30多个武装农民，配合水口山工人先后两次夺取矿警队的枪100多支。
　　2月16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占耒阳县城。19日，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谢翰文任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负责领导桐子山地区农民武装斗争，帮助水口山矿组建了苏维埃政府。水口山矿工人武装与农民武装会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翰文任团党代表。
　　
　　做好政治宣传工作，辅导彭德怀学文化
　　
　　1928年4月初，正是湘南莺飞草长的季节，谢翰文率部上井冈山后，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独立营，任营党代表。不久，他被调到红四军二十八团任书记官。下半年，谢翰文参加攻打永新城、龙源口等战斗后，因病入红军临时医院治疗。当敌集中3万兵力进犯井冈山时，他抱病找到彭德怀：“前方战斗如此激烈，让我参战吧。”彭德怀被他的坚定态度所打动，把他留在茨坪军队做秘书工作。
　　1929年4月，红五军收复井冈山，部队进行整编，谢翰文调任四纵队党代表。他深入连队，发现十一连政治工作抓得非常活跃，便总结经验，在全纵队推广，使全纵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后来，时任十一连指导员的方强在回忆那个时期的工作时说：“谢翰文抓政治宣传工作，头脑敏捷，会抓典型；特别是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好，他开会作报告，没有一个不认真听的。”
　　谢翰文在治军工作中，对重大问题有独到见解。1930 年，中央“左”倾错误领导曾下令红军主力夺取大中城市，组织全国暴动。谢翰文对此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认为“搞全国暴动是一个盲动错误的口号”，并写了《纪念红色五月与我们在河西的任务》一文，在红军刊物《武库》第十四期发表。文章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形势等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这次师落河西，其任务是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使赣江两岸打成一片，迅速夺取吉安赣州乃至争取江西省先胜利。”批判了“左”倾盲动，支持了彭德怀正确执行毛泽东作战方针。
　　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谢翰文任红三军团秘书长。7月，随部参加攻打长沙。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为扩大这次战役的影响，谢翰文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利用皇仓坪国民日报馆，出版《红军日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于29日出了第一期《红军日报》，一时轰动了社会各界。对红军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就连当时的《大公报》也惊呼:“红军在戎马倥偬之际，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微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乎。”《红军日报》上所发表的总前敌委员会的布告、命令等，也大多出自谢翰文之手。
　　8月，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在浏阳永和同红一军团会合，成立第一方面军，谢翰文仍担任三军团前委秘书长。这时，部队兵员比以前扩大了6倍，致使部队中的党团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等暂时不能跟上。谢翰文便在总前敌委员会议上提出：“加强部队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是当务之急；要使全军干部提高认识，各级领导应做出表率。”他同军团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张平凯商量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军团长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行下效，部队党团工作很快得到发展。
　　1930年，谢翰文调任红五军第三师政治委员。他到任后，向全师政治宣传干部提出：“把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做到战士身上去！”
　　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出身农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贫乏。在攻占敌占区后闹了不少笑话，出过一些问题。比如：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听到收报机上还在“嘀嘀嘀……”地叫，就恼火地边用枪托砸、用脚踩还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当垃圾处理掉，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部队急需的药品、物资，致使白白地损失掉。
　　彭德怀等各级领导都深刻体会到: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此，部队领导强调要加强部队文化教育。彭德怀以身作则，作出榜样。请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
　　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其他干部、战士休息以后，彭德怀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当时纸张既缺又贵，山区还买不到。彭德怀每次率部打下城镇后，就叫人上街买来一些便宜的草纸、箱包纸，用来写毛笔字，既学写了生字、生词又练了书法。在谢翰文的辅导下，彭德怀以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慢慢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作战命令、文书了。
　　彭德怀带头识字、学文化，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识几个字的就当老师，叫做“能者为师”。为了能让大家识字，做到行军、识字两不误，谢翰文建议，行军中每个人背包上贴一两个字，大家边行军边认字，到了宿营地就互相测验，看记住了没有。
　　为了进一步调动干部、战士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部队各级领导还将识字活动渗透到娱乐生活中。如:在墙报上开展识字问答，晚会上开展识字比赛；设立“识字岗”，不认识会岗哨上这个字的不能过这一道岗哨。这种带点娱乐性的识字活动，提高了大家识字的兴趣，收效很好。

　当时，正式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多，很多时候是把政治课和文化课结合起来上。比如讲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把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等写在门板上，结合政治识字。当然，有时也请有些专门知识的同志给大家讲些兵器常识、科学知识和卫生防病知识等，使大家增长见识……
　　1931年春，谢翰文同师长彭鳌奉彭德怀军团长命令，带领红五军第三师长时间隐蔽在东固地区达25天之久。当时，部队严重缺粮，战士衣着不够，谢翰文便同师长彭鳌商量，发动师直属机关工作人员上山挖竹笋、野菜充饥，把节约的粮食送到连队去。他和师长彭鳌夜晚巡查连队岗哨时，看到战士衣服单薄，便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战士穿。后来，谢翰文还规定连队晚上要给站岗的战士做御寒的姜汤，预防生病。师首长的关心，激起了全师官兵的斗志。5月30日，部队对建宁城发起攻击，全歼守敌刘和鼎3个团的兵力。随后，部队又参加了莲塘罗子沟、方石岭战役。为了充分发挥战场上对敌政治宣传作用，谢翰文组织战士用风筝载着宣传标语飘送到敌方阵地，还派出战士在阵地前喊话，有力地配合了战斗的进行。
　　部队在连续取得胜利的同时，俘虏了大量敌兵。为扩大政治影响，根据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谢翰文主持召开师党委会，决定将大批俘虏释放。这件事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指责，说谢翰文“右倾”、“无原则性”。谢翰文坚持真理，据理力争：“这是按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办的，没有违背原则。”后来，有人把情况上报，谢翰文被撤职，留在师政治部做一般的宣传工作。但谢翰文仍然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今，老将军方强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仍感叹地说：谢翰文同志在中央苏区反一、二、三次“围剿”期间，因多放俘虏的问题，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他虽然被降职使用，思想有情绪，但工作仍很努力，特别是在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参加长征，积极扩大红军队伍
　　
　　1934年10月，谢翰文随红三军团长征。
　　长征途中，谢翰文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编写了许多行军快板、歌谣，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其中，《冲锋歌》很受欢迎：
　　杀啊！杀啊！冲锋，冲锋！
　　高虎脑，万年亭，
　　红军个个都英勇，
　　杀得敌人胆抖心惊，
　　前进，快前进！
　　消灭前面的敌人，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除了做好一般宣传工作外，在长征路上，谢翰文还积极参加了“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谢翰文总是飞快地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看见路边有庄子，就走进群众家里，轻言细语地去做“扩红”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多新战士,就是这样被他招进来的。
　　4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发现前面的山坡上蹲着许多群众,远远的望着他们。谢翰文想发动他们当红军，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那些群众见状，立即往山顶上退去。谢翰文向他们喊话：“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干人(即穷人)，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站在了半山。开始，谢翰文对老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但这位老汉充耳不闻。经过多番宣传之后，两人便一问一答地对谈起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和敦促，那些退向山顶的群众又一哄而来。谢翰文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的大道理和工农当红军的重要性。一番宣传鼓动之后，陡然从人群中站出来一个青年：“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很快，又从人群中钻出四五个青年。
　　4月21日早晨,当队伍经过兴仁县观音山时，谢翰文见到一个放牛的男人，便鼓励他去当红军。放牛的男人爽快地答应了。临行前，他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地招待。”原来这位放牛男人家中还收留着3位红军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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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途中，谢翰文做了许多的政治思想工作，获得官兵的一致好评。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
　　
　　英勇不屈，与妻子笑傲刑场
　　
　　长征胜利后不久，谢翰文被抽调到红军大学担任校务处长。进校后，他忘我工作。老将军汤池回忆说：“谢翰文同志名为校务处长，实际上是负责学校全盘工作。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精力充沛，既要负责秘书处、队列处、组织处的工作，还要管理全校师生员工们的吃、穿、住，尽管他工作很忙，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由保安迁至延安。第二期开学后，随着学员不断增多，校党委为了充实基层领导，谢翰文担任学员十三队队长。他以普通学员身份与学员们一起生活、学习和劳动，组织演唱组、出墙报等，把全队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不久，谢翰文又调回校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为宣传部长）。他决心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当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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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7 22:16:53 作者：盛义良　曹志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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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小和尚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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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