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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王树声和李彩云事件

1985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向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杜义德了解有关原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杀事件的原委。在出示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批示、指示后，这位1955年就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终于语焉不详的说道：“李彩云是我和王树声同志错杀的。”其时，距离李彩云烈士牺牲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杜义德中将晚年著有《杜义德文集》，内中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开国中将征战厮杀的一生的回忆。然而，这部厚厚的文集中我们却丝毫也看不到他对红四方面军山头主义横行、军阀作风肆虐，公然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的深层次反省，在杜义德的文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随意就把这些个错误扣在了死人张国焘身上。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张国焘当然要负有首要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高级将领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在张国焘横行霸道的历史状态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对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可惜，杜义德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历史告诉了我们李彩云，1908年生于甘肃洮南，毕业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以后历任红五军团司令部训练科长、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兼金川独立师师长、甘肃省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彩云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战士，也是百战之余的精锐忠贞之士。据他的老战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李新国在《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中回忆，为了固守倪家营子，西路军总部决定第二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李新国时任骑兵师作战科长）骑兵师配备的马匹十分恶劣，但是李彩云仍旧斗志昂扬的率领全师400多指战员奋勇杀敌、临难不苟。可包括李彩云在内的所有人应该都不会想到这位被“青马”（青海马步芳军阀集团简称）悬赏2000元大洋的优秀将领躲过了敌人的堵截、追杀却在生路透出一丝曙光的时候遭到了来自王树声、杜义德这些自己人、来自背后的黑枪，永远的长眠在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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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这是官方刊载的王树声的简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王宏信。1905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1926年加入中国***。1927年6月，参加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队长、分队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大队党代表、支队长、团长。1931年11月，任第四方面军第11师师长。后任第73师师长。1933年7月任第31军军长。1934年任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35年3月，参与指挥嘉陵江战役后参加长征。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率小部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部队被冲散，孤身辗转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同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出版有《王树声军事文选》。

和李彩云的经历相比，王树声显然“显赫”的多。这点我们从他的官方简历就能看出来。王树声能够迅速跻身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除了他自身的战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红四方面军提拔使用干部的准则－刻意选拔工农干部。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引自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92页）而在这个公式的背后实质原因则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让张国焘不能随意的为所欲为。例如曾中生、许继慎、舒传贤、徐以新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背景的干部，张国焘必杀无疑。是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东西呢？显然不是，张国焘的这种阴暗的举动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树声、沈泽民、陈昌浩、郑义斋、徐宝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开提倡大力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随着这股妖风的横行，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在必杀的范畴之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晚年回忆，他曾经偶然冒出一句“牛顿”的名词险些遭到张国焘的清算，幸亏徐向前机智的予以搪塞才幸免于难。1938年，毛泽东郑重指出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断送了红军的前途。

而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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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农干部中也突出涌现了像王树声、许世友、徐海东等名将、猛将，也突出涌现了一大批坚定忠贞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排斥、滥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张国焘推行的这套办法和后来文革当中鼓吹知识无用实际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愚弄下属、摆弄群体，以便于一人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在这样的风气下，工农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对张国焘一体凛尊、绝对服从。也天然的对来自其他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出现本能的排挤、打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彩云的蒙难实际也是这一政策的应有体现。

除开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一前提外，还有一个就是红四方面军固有的山头主义在作祟。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多次引用足以证明党内的山头、宗派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共存。不独红四方面军，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派别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相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更为严重一些。严重到可以自视最高、目无中央。张国焘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红四方面军土壤的烘托。红四方面军这种派系林立、山头激涌的现象不仅在红军时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还有所流露，例如红二十五军旧部围攻程子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王树声在这些缺点中留下的痕迹算是最重的一个。

关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素养比较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余天云几欲殴打朱德、谩骂刘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红军公认的创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说且为人宽宏，只是因为在南下问题上同张国焘有所分歧，这就在像余天云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心目中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别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给张国焘调教出来的喜欢动辄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诸如机会主义错误、右倾主义错误、日本特务、国际特务这类的帽子的手段则颇有一套本领。有人不过是给朱德在马匹上提供了一点便利，立刻遭致余天云的唾骂和殴打，有一次甚至准备对朱德老拳相向。（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当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参见《莫文骅将军自述》144、145页）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可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看来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岂非咄咄怪事？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也在证实这一点即“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引自该书214页）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王树声何以例外？事实上，王树声、杜义德比这些个“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的将领比起来走得更远。发展到了直接枪杀同志，目无组织、目无中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李彩云为什么遭到枪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彩云在路上发泄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李彩云身属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对于张国焘在草地会师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枪的行径有所了解，他认为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针，后面的有些情况完全可以更好一些。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早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更不是什么秘密，连陈昌浩都开始松动，逐渐向中央靠拢，张国焘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消息日渐传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彩云背后议论张国焘就算是犯了作风散漫的错误，也不到论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国、李彩云休息的时候，王树声、杜义德的枪口指向了李彩云的背后，几声枪响之后，李彩云这位红军骑兵部队早期组建者之一、英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慌做一团的李新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西路军沉浮录》作者、西路军史研究者董汉河说，当时王树声、杜义德都平静无事的告诉李新国，这是枪支走火所致。（参见该书424页）一名红军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逃难途中给“枪支走火”杀掉了，杀人者用鲁迅的话说：“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彩云被杀的时间，《西路军沉浮录》中记载是1937年春天以后，而根据甘肃省党史研究者提供的时间则确定为1937年6月。《西路军沉浮录》中认为当时剩余人数为11人时李彩云遇害，而甘肃党史研究者认为是9人。但是，这些纤毫的差异都无关宏旨，李彩云遇害且死于同志手中则是确认无疑。朱德这样评价过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朱德说：“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指张国焘），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杀掉了，或者被赶走了。···”（引自《朱德传》352页）张国焘用“肃反”这一极端工具和手段压服党内、军内不同意见者，用保卫局刺探人心由来已久。但是，这并不是张国焘的专利，在张国焘之前，毛泽东也使用过，以至于酿就了“富田事变”，在张国焘之后，更有毛泽东把“肃反”直接上升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给批臭了，就单独的把这种现象的发明权、使用权都按在张国焘的名下。这种全身散发着封建思想的臭气的“肃反”恶习让党内蒙冤者数以万千记，多年以来累及的冤假错案不知凡几。就王树声自己而言，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就和徐向前的妻子一道给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掉了。但是，王树声同样也是张国焘在肃反运动中的受益者，没有许继慎、周维炯这些能征惯战的名将的倒下，也不会有他王树声在1934年便坐上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资历。这么说不过是在陈述一段历史，而无意贬低王树声本人的军事成就和战功。因为就是战功和军事能力也需要机会的等待和来临。张国焘一方面用杀伐的手段遏制了反对者的前行，一方面又用委以重任的办法笼络了人心。他利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的质朴、听话、没有文化等特点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强化个人威望，让崇拜张国焘的风气日益蔓延。王树声等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掏出了他们的手枪指向了李彩云的。然而，这不过是大的背景，还有一个小的背景，也许这就是牵扯到具体的个人修为的问题或者个人品质的长短问题了。

这里我们举一个徐以新的例子出来，徐以新算是“28个半”中的一员，可是在红四方面军中，徐以新却对张国焘不大买帐。用陈昌浩批判徐以新的话说就是：“你（徐以新）是仅次于曾中生在红军中反对张主席（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徐以新最后没有落到许继慎、曾中生的下场不是他命大，而是张国焘碍于此人的来头有些复杂再加上陈昌浩和徐以新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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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7 15:23:5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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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