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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前后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18日，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经过实地观看，接受、学习了苏联***由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　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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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6 21:18:39 作者：李金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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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