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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其中吃饭问题排在第一位。吃饭离不开粮食，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为了让人们吃饱饭、吃好饭，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问题是他操心最多的事情之一
　　
　　粮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需要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粮食问题直接关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生存问题。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民以食为天，中国这句古老的俗语朴素地道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但他出生不久便家道中落。作为长子，幼年周恩来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使他与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参加革命后，周恩来深入农村的机会更多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周恩来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更加深入。从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到1949年3月进入北平的17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除1938年到1943年夏，再加上1946年这六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生活在农村。就是在国统区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常回到革命根据地。这就使得周恩来对农村和广大农民十分了解，对他们的温饱冷热给予无限的关注。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农村调查情况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最了解农村，最熟悉农村，最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与温饱，所以他讲农业问题也就最有发言权。

　　在新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不仅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最早的人，而且是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最多的人。周恩来十分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任总理的27年中，他不仅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结合当时的情况多次重申和深化这一认识。我国长期饱受粮食短缺之苦，周恩来深知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将其地位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他指出：粮食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他还指出，“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来平衡对外贸易”。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耗费的心血极多，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据长期担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在1960年至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而运筹帷幄、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现今保存下来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室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他已经在忧虑1958年大浪费之后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958年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事实正如周恩来预料的，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大跃进”中刮起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回来报告后，周恩来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小鹏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当时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7天，天津10天，辽宁9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刘少奇曾说，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粮食危机让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粮食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
　　
　　周恩来一直处于经济工作第一线，并担任了“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非常清楚。1960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是个禁区。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等省市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据原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度危机。1960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粮食数量是进口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知道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迫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FO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粮食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也常问到。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1961年，周恩来到东北视察，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周恩来心里很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周恩来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和副部长杨少桥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周恩来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能够渡过春荒。
　　
　　让周恩来难忘的一次视察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形成的农村各项“左”的政策，周恩来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4月，周恩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开展调查工作20余天。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他又亲自到邯郸农村调查。他先在邯郸市听取了3天汇报，接着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实地调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召开了部分公社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周恩来问坐在他身边的社员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站起来说：“总理，huachengnz.com华程网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在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仔细倾听着。张二廷诚恳地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这话深深触动了周恩来，他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一阵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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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23:21:38 作者：何立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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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网络荟萃] ·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