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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搅局之王

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的翁同龢在其任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也许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也许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使得他一生毫无建树，成了职业的“搅局者”。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很难对付，他像一个刺猬一样，让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他还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其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人称“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长）。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也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得到了“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成大事者，一半在天

翁同龢，光绪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又是两朝帝师，权势可谓炙手可热。他的家乡江苏常熟被时人誉为“人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可以说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翁同龢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大哥翁同书当过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一家子不是帝师就是省长，翁同龢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成长于这样的环境，自然获益匪浅。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了状元。更了不起的是，没几年，他侄子也中了状元。翁家的辉煌，世间少有。

翁同龢的状元，来得很有趣，说起来还与一根人参分不开。

殿试前一天，翁同龢的父亲考虑自己家离殿廷太远，怕翁同龢早上起床太早，加上路途颠簸，影响实力发挥，于是，为了方便，翁父就和户部尚书孙瑞珍商量，让翁同龢在他家借住一宿。

这本来是件麻烦人的事儿，没想到却正中了孙瑞珍的下怀。原来，孙瑞珍的儿子正好也要参加殿试，孙瑞珍暗忖道:我儿子虽有希望夺取状元，可小翁水平更高，把握也更大，得借这个机会治治他。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

晚上，孙尚书弄了一大桌子饭菜招待小翁。吃的时候，孙尚书甩开膀子灌酒。小翁念书行，喝酒却不行，没整几杯就歇菜了。孙尚书见此十分高兴，就让自己的儿子赶紧去睡觉，而与小翁谈天说地，闲谝了两个钟头。

实在没啥好扯的了，孙尚书又把小翁弄进书房，开始絮叨殿试的注意事项，并且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其实这些常识，小翁早就烂熟于心了，根本不必要再听，但他不好意思说想睡觉，只好强撑着精神听孙尚书忽悠。如此反复指点，直到深夜，孙尚书“熬鹰”熬得自己都困了，才放小翁去睡觉。

第二天，小翁耷拉着脑袋、黑着眼圈去考试。拿到卷子后，没看几行，就觉得双眼发涩，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眼看考试就要完蛋了。突然，小翁瞄见“参与朝政”的句子，那“参”字使他猛然想起，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两支长白山老参，藏在他的口袋里。小翁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掐了一截，塞进嘴里，慢慢嚼。说来也怪，没过几分钟，他就感觉精气流贯，神志清晰，思维敏捷，文如泉涌。小翁就跟打了兴奋剂似的，抖起精神答题，一气呵成，按时交卷。

翁同龢考完回家，把吃人参醒脑提神的事一说，家人也大为惊奇。小翁中状元后，家人便把另一支人参供奉起来，视为神物。

据说，过了数年后，小翁的侄子翁曾源吃了供奉的那一支人参，也高中状元。

当然，人参只是推动力量和辅助作用，小翁的真才实学自然是根本原因。但在中了孙尚书阴险的圈套后，这根人参还真发挥了扭转局势的作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逸事了。翁同龢26岁便中了状元，确实聪明过人，至少在学识上比他那40多岁才靠他的关系中状元的学生张謇要强得多。但张謇因为坎坷的经历厌倦了官场的黑暗，转而从事实业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历史地位，所以毛主席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而我们的大书法家翁同龢呢，顺利的仕途使他在官场流连忘返，从事“道德政治”所带来的虚荣使他难以自拔，也使得他终其一生无甚建树，并郁郁而终。

无处不在的制衡潜流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还有两件事与他有关，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这两件事可算近代史上头等大事件了，而他在这两件事上的表现却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同时这两件事也是对他的政治能力的两次考试，结果如何呢？状元还是那个状元吗？

先说甲午战争。没开打之前，光绪皇帝就摩拳擦掌地想跟小日本干。因为“儿皇帝”经常让阴沉着脸的老太婆压着，他很想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好挺起腰板做皇帝。

而老太婆则一向小瞧日本，再者平时受够了洋人的鸟气，也想杀鸡给猴看，通过打败日本警告列强。

李鸿章的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因此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量避免战争。

翁同龢呢？以主战派面孔出现了，极力要求打。他表态:朝廷既然花这么多的银子搞军事现代化，总得观观效果吧。于是就力主添兵，速赴朝鲜。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打了两个星期，李鸿章开始琢磨变通了，他建议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此建议却遭到翁同龢的反对，翁同龢以军机处的名义答复李鸿章:“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帮忙，单挑没问题。”这话说得够牛的了。9月16日，平壤失守了。第二天一大早，翁同龢知道了消息，当场就怒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并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他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力主继续战斗。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战略判断也是对的，但是翁同龢并非行伍出身，对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差距缺乏清醒认识，所作部署无异于纸上谈兵。10月24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日军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31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11月3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可见战争是对翁同龢有利的，事情危机，他倒凭着一腔热血升官了。

翁同龢是拿这场战争来赌光绪和自己的前途的，因此他狂热地渴望胜利，但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赌法注定将以惨败告终。他太没有章法了，焉能不败？当翁同龢知道金州也失守了，旅顺快保不住了，就慌忙派唐仁廉去增援。11月22日旅顺也失陷了，翁同龢“愤虑难当”。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日军也是拿国运来赌这场战争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上下一心，准备充分。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也抓对了机会。1895年1月10日盖平失陷。14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清流这帮文人毕竟都是科举中磨炼出来的，玩文字功夫一流，说自己向来不敢“阿附议和”，巧妙地将问题转移到“该不该议和”这个永远也扯不清的道德争论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张战争，为一己之私克扣军饷的责任都被撇清，顺带还强调一下自己一贯的爱国立场，多么精彩的表白啊。可惜日本人听不懂，日本人只认刺刀，而这恰恰是我们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最不擅长的。面对接连的惨败，翁同龢就像一个明天就要考试而自己一点准备都没有做的小学生一样，临时抱抱佛脚，提出了“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当然没有任何用处。当他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的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后，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2月13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22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坚决反对，而且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好一副爱国主义的面孔，可惜记性太坏，忘了是谁造成“必欲以割地为了局”这种万劫不复的局面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翁同龢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高调宣扬爱国主义以掩盖自己的责任。当他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时，再次“力陈台不可失”，而且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我们的翁师傅真是为国为民，可惜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结果条约还不是签了吗？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竟然想学李鸿章玩“痞子手段”，可见其方寸已大乱。翁同龢收到台湾士绅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后发出“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可惜只是感慨，没有付诸行动。如果翁同龢要是真的以身殉国的话，之前的失误不仅可以一笔勾销，而且他还有可能作为伟大先烈被永久载入史册，可我们翁师傅显然没有做先烈的打算，所以他还是有面目活在世上，看来曾国藩老先生的“挺”经真是深入人心，不分清流浊流，大家都运用自如。

由此可见，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而翁同龢呢，只需要高喊口号，发发感慨，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真正算得上个“聪明人”了。只可惜，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翁同与光绪）看透了，这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一扯后腿，二拆后台

翁同龢，是豪门子弟，应该是见过挥金洒银的场面，但他有时对手里的公款却很抠门。

这不是好事，而是完完全全的坏事，甚至还是有罪的。因为他抠门的原因是整治政敌，场合是国防大事，后果是甲午战败。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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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22:40:14 作者：时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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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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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