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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中法建交始末

　长期以来中法两国友好相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在联合国内也有着密切配合，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任。近年来两国间一系列活动，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活动的开展，不仅加深了两国人民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把中法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新中国成立伊始，中法两国并没有立即建立起官方联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15年。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消息震动了西方，也震动了世界，媒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
　　
　　15年中，法国多次错失建交良机
　　
　　新中国诞生不久，便先后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等国建交。由于在台湾问题上拖泥带水，尽管英国、荷兰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予以承认，但中国同这两个国家始终处于“半建交”状态。而由于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法国当时拒绝承认中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同中国军队面对面地站在了朝鲜战场上。朝鲜战争结束后，法国也结束了印支殖民战争，这本来可以成为中法两国接触的一次机会，但是法国又没有抓住。
　　1954年4月至7月，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出席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期间，法国本可直接与中国对话，但当时的法国总理拉尼埃是主战派，会议期间双方没能进行接触。后来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接着他以总理兼外长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

　　1954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这是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它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善中法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会谈是两国建交进程的起点。

　　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特别是由于朝鲜停战及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法国越来越不能无视新中国崛起的事实。会议后期，两国代表团彼此接触，增加了了解，为中法关系的正常化开辟了前景。然而可惜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不久就倒台了。

　　1955年，新上台的法国居伊·摩勒政府曾试探过中法之间建立过渡性代表机构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又无果而终。
　　法国过渡政府之所以迟迟未能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在诸多事务中极力和美国保持一致，其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的影响。这种状况在戴高乐执政后才有了改变。

　　富尔首次访华与两国建交障碍的消失
　　戴高乐将军是敢于对美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但由于一直持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在再度执政5年多之后才启动了同中国建交谈判的进程。当法国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陷入全面危机时，戴高乐正在科隆贝双教堂隐居，法国统治集团极力请出这位二战英雄，以救共和国于危难。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可以说，他的上台为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在埃德加·富尔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富尔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律师出身，对国际法较为熟悉，能言善辩且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经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法国政界拥有较高声望，并同戴高乐关系密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做过戴高乐政府的副秘书长。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前夕，富尔没有像多数老牌**头面人物那样退居反对派地位；相反，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戴高乐上台。富尔虽然**，但他对中国尚友好，一直主张承认中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正是因此，富尔进入了中国高层的视野。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后的富尔偕夫人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毛泽东在接见富尔时，引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述了中法关系的利害。富尔回国之后，发表文章称，“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句的意思，希望能在法中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富尔首次访华的成功无疑在中法间架起了这样一座桥梁，这也加快了中法建交的进程。1960年，戴高乐总统曾专门召见富尔，就打开中法关系征询其意见。当时富尔的回答是：主张承认中国，但建交时机还未来到，因为当时中法关系还存在着一大障碍——阿尔及利亚战争。

　　1962年3月28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历时7年零8个月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终结。至此，中法建交的障碍便不复存在了。
　　
　　富尔再次访华与两国“内部默契”的达成
　　

　　1963年10月21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富尔再次访华。这是他代表戴高乐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
　　经过商谈，双方确定富尔将经香港抵深圳，然后再从广州飞赴北京。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后，富尔很快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中国官员。在香港时富尔曾对记者说，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质。但当见到中国官员后，富尔改变了此前的论调，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并自称是戴高乐总统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需要面交我领导人。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他遂采取表面上写信给富尔，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方式，向中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富尔是代表戴高乐来华磋商建交问题的。此举可谓用心良苦——戴高乐既要尽一切可能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有机会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中法建交问题，同时又要顾全自己作为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结果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这种状况的出现。因此，富尔之前的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弹。鉴于此，中方经向上请示后决定按照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富尔一行，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

　　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他感觉到情况正在起变化。当晚，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欢迎富尔夫妇。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前来机场迎接富尔一行。与上次访华时入住六国饭店不同，此次富尔住进了中方事先安排好的钓鱼台国宾馆。晚间，张奚若会长举行了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也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升级的接待规格中察觉到，中方已经收到了戴高乐发出的信息。抵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之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又分别同富尔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了6次认真、坦诚的实质性会谈。在富尔访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了富尔。

　　
　　应当指出，北京、上海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3个方案，显示出法国对中法建交还存有某种侥幸：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戴高乐的意思是，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备用方案。周总理在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委托富尔提出的3个方案作了明确的答复。他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

　　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湾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中国建交。
　　二、“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
　　三、暂缓建交。但前提是双方应积极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等待。
　　周总理在最后指出，中国方面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最好选择，也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他又说：英国、荷兰承认中国13年了，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关系，双方没有互派大使，因此都不愉快。与其像英国、荷兰那样，中国认为不如等待下去。周总理还明确地说：“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互派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同时表示，如果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尔当即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国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

　　在台湾问题上，富尔又说，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前提。同台湾断绝关系，对法国来说，是不愉快的，因为这是一个礼遇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周总理听了富尔的话后，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抛弃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蒋介石集团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保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也都很清楚，蒋介石集团之所以在联合国有席位并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周总理又以打比方的方式反问富尔：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如果皮杜尔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成立了反对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周总理说，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两国均为奉行独立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缓和双方暂时的矛盾，外交学会安排富尔夫妇去内蒙古、山西等地参观访问。考虑到寻求现实解决法台关系的办法，并照顾到戴高乐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条件下，于是10月31日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即：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三、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而以上方案的形成，又基于中法间之前达成的3点内部默契之上，即：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变通方案的提出，主要是照顾到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面临的处境及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谈判结果，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的大门铺平了道路。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过人之处，体现了中国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富尔欣然表示同意，只是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只能携周总理提出的中方方案返回巴黎向戴高乐复命，然后再答复我方。至此，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谈判告一段落。
　　
　　伯尔尼会谈与中法建交公报的形成
　　
　　富尔回到巴黎后，为保密起见，法方决定更换其谈判代表。1963年12月11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通知中国大使馆：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委派法外交部欧洲司公使衔司长博马歇前来瑞士，希望12日上午会见李清泉大使。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的响应。

　　博马歇是有备而来的。在此次会谈之前，戴高乐亲自就伯尔尼谈判给予博马歇以书面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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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9:32: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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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