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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陈云在“四人帮”倒台后及时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问题
　　
　　发生在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人民反对“四人帮”极“左”做法和政策的一次民众的觉醒。这次抗议运动虽然当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党内“左”倾思想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陈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对新中国经济工作的起步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四人帮”刚被抓起来不久，仍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李先念与陈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李先念曾说，一生有两个老师，陈云教会他管经济；徐向前教会他打仗。在电话中，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很重要，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976年10月18日，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所附的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中指出：“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在当时党内“左”倾思想还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对“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表示了怀疑。由于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党内的地位很高，陈云的意见对中国当时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的原定性失去了基础
　　
　　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指导思想上，他又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不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是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都不能同意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1977年3月10—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其实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了极大成功，深得党心、民心、军心。1976年10月７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华国锋却强调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陈云不为“两个凡是”所动，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向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他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陈云在这里很策略地把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两件事分开，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也会顺理成章地得以解决，因为“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就是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的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口气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华国锋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陈云赞成华国锋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1978年5月2日，邓小平会见丹尼尔·利昂·伯斯坦为团长的美国***（马列）中央机关报《号角》编辑部代表团，在回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相问题时指出：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撤职的。我出来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把结论反过来了。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那时候我任何人也没有接触过。
　　
　　1977年９月，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云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热烈赞同邓小平提出的“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们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准备。

　　陈云在1977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重申要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并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1978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辟新路的分水岭。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

　不仅如此，陈云还在经济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拨乱反正。这些工作，推动了国家工作的向前发展，党内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越来越多地占据工作的主导权，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凝聚了人心和力量，也使“天安门事件”平反逐渐提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日程。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次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与会者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表示了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的6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在这里，陈云直接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语惊四座，发人深省。以陈云这样资历和威望很高的革命老前辈，这样鲜明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舞的作用，大家纷纷表态支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活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似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四五’运动。”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huachengnz.com华程网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公开地表达与1977年华国锋讲话相对抗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同日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拟定了一篇300字的消息，并于1978年11月15日由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新华社的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3天的考虑，华国锋在11月18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他用这样一种方式，作出了支持曾涛等人行动的表示。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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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9:27:44 作者：姜长青　刘　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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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无赖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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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