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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里与湖南和平解放

　周里，原名周礼，1903年11月出生在湖南省炎陵县（酃县）策源乡，毕业于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5月加入中国***，历任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宣传委员、中共酃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酃、遂（遂川）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红军长征后，周里率部在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任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湘南特委书记等职。1942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等撤离湖南赴延安，中共湖南省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周里任书记；从此担负起了领导湖南省革命斗争的重任。1948年至1949年，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争取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杰出贡献。
　　
　　组成统一战线共做程潜工作
　　
　　1948年4月，程潜奉蒋介石之令，回湘主政，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7月24日，程潜乘专列由武汉回到长沙，随同他一道来湘的还有蒋介石委任的李默庵、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这是蒋介石对程潜不放心所采取的对策。当日，湖南各界在省政府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程潜慷慨陈词：“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和***拼命，纵然活到100岁，我也还有勇气与他们拼命。我们有实力，有办法，我现在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了，大家也就不用怕***了。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们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不怕他们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来就把他们丢到湘江河里去。”一番杀气腾腾，使在座有识之士和进步幕僚大惑不解。散会后，程潜对前来拜访的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湖南保安副司令萧作霖说：“你们看那些坐在台上台下的好多都是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人，我不得不提防，我说与***拼命，只是说给蒋介石和白崇禧听的。”
　　此时此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周里正在学习中共中央“假若战争中打过我们的、坚决**的，现在动摇，亦应争取”和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认真分析程潜的历史和现在：程潜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抗日战争中率部打过日军，并拥护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曾与他长谈，鼓励他走和平道路，投向光明。他与蒋介石、白崇禧都有矛盾，在目前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的处境下，经过争取，程潜有可能站到人民方面来。经过一番全面的分析，周里决定把省工委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工作上，争取程潜走和平道路，并决定成立统战策反小组，由地下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担任组长，在周里直接领导下工作。
　　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1938年入党，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不少上层人士，与湖南大学的许多知名教授关系密切，对党忠诚，办事敏捷、机警、谨慎。周里向余志宏交代任务时，余志宏谈起了他与程潜的族弟程星龄的关系，他说，在福建社会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期间，与当时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的程星龄有过交往，相互熟悉。1945年，程星龄以***嫌疑遭到蒋介石拘押，直至1947年才由程潜等人保释出狱，移居台湾。可写信给程星龄，动员他回湖南做程潜的工作，同时还可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思想开明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同做此项工作。周里为之高兴，希望他尽快开展工作。
　　1948年9月，程星龄回到长沙后，周里在余志宏的陪同下多次与他见面，共商如何争取程潜和他周围的上层人士。程星龄把程潜的苦衷告之周里：“程潜回湘，有自谋出路的想法，他要掌握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而要扩充军队，没有蒋介石同意是不行的；只有蒋介石相信他坚决**，事情才好办。”周里说：“程潜回湘后的一些治湘措施是得民心的，只要多做工作，争取程潜是完全有可能的。”
　　方叔章与程潜是同龄人，一起留学日本，两人关系甚好，程潜请他出任省政府顾问，可以随便出入省政府和程潜公馆。方叔章来到程潜公馆，对程潜说：“如果***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是打，是和，还是走？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军队就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不能打。走吧，你一家20多口人，去香港、美国，你那么一点钱花完了，生活怎么办？台湾就更不能去，因为你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都搞不来，他们不要你，你看怎么办？”
　　程潜说：“总不能投降吧？”
　　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方叔章这句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影响，程潜沉思片刻，觉得方叔章说得有道理，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由此看来，确实不能打，不能跑，只能和。
　　程潜希望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
　　
　　解除程、陈顾虑扫清起义阻力
　　
　　要促使程潜痛下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里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帮助程潜消除两大顾虑。
　　程潜回湘后的第一个顾虑是手中没有军队，难以控制湖南。蒋介石虽然派他回湘主持军政，但并不信任他，同时派了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的亲信回湖南掌握军权。程潜深深知道，如果自己手中没有军队，湖南局势就难以控制，主持和平就更是一句空话。为此，周里找到程星龄，请他出谋划策。程星龄说，如果将隶属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从武汉调来湖南，就可以解除程潜的后顾之忧。周里觉得此举可行：陈明仁和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1924年，程潜担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破格录取了陈明仁为第四大队学生。因此，他对程潜十分尊敬，相互关系甚好。陈明仁虽在东北四平街与共军打过硬仗，但后来因为得罪蒋介石和陈诚受到排斥，他对蒋介石不满，与白崇禧也无渊源，因此他随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可能的。随后，程星龄征得程潜许可，找到了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请他前往武汉做一次说客。
　　1月29日，刘斐赶到武汉，终于一番唇枪舌剑，说服了白崇禧。2月18日，陈明仁踌躇满志，率部浩浩荡荡来到湖南，见到了昔日的程潜校长，当即表示“愿跟随颂公走”。
　　程潜的另一个顾虑是自己属于***惩办的战犯。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在陕北发表消息，公布了中国内战的43名首要战犯，程潜列第26位。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提出“结束战争、争取和平”的八项条件，又有“惩办战争罪犯”一条，因而，程潜惴惴不安。他曾对邓介松、程星龄说：“我都成了战犯，还谈什么和平？”程星龄随即约周里、余志宏到他住处，转达程潜的思想。周里说：“我们欢迎程潜走和平道路，只要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希望他不要顾虑这个问题。如果他接受中共和谈八项条件，他就不会成为战犯了。再说，如果战犯名单中不列他程潜，蒋介石、白崇禧不是会更怀疑他站到***一边去了吗？”接着，周里又以傅作义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傅作义不是也列入了战犯名单，但他按照中共八项条件，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因而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优厚待遇。”
　　程星龄把周里谈话及时转达给程潜，程潜如释重负，满脸喜色，提出要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因为当时中央有明确规定，地下党负责人不要轻易出面，于是，周里委派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去见程潜，并叮嘱余志宏：“你转告程潜，湖南人民历经战乱，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希望他打消顾虑，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你还可以向他讲清《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关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分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的规定。如果他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由地下党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余志宏随程星龄一同来到程潜公馆，按照周里意见，与程潜进行了长谈，程潜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协定最后修正案，并拿出走和平道路的实际行动。
　　陈明仁回湖南后，表示愿跟随程潜走，但他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因而顾虑重重，对和平起义，一怕泄密，二怕***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帽子，把他的部队当俘虏看待。一段时间，他思想斗争激烈，深深陷入苦闷、彷徨和恐惧之中，因怕泄密遭受蒋介石、白崇禧的陷害，因而非常谨慎，公开场合都是唱花脸，扬言要和***打到底。周里指示：陈明仁公开场合唱花脸，正说明他有思想顾虑，工委一定要多做工作，帮助他甩掉包袱。随后，经过周里同意，余志宏和程星龄协商，设法将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从台湾请回来，专做争取陈明仁的工作。李君九与陈明仁同是湖南人，曾在陈明仁部下工作多年，深受陈明仁的赏识，思想进步，曾与***有过接触，表示愿为地下党工作。
　　李君九回长沙后，来到了陈明仁家中，挚友重见，一番亲热。陈明仁急着询问台湾情况。李君九实言相告，把南京党政机关搬迁台湾造成的混乱局面说了一遍，接着就当时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前，解放军已准备强渡长江，国民党败局已定，要继续打是没有出路的，唯一可走的道路是和平起义。我在台湾看到一份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得知颂公的和平主张深得全省人民拥护，但是颂公实力不足，左右都是军统特务的监视，因此需要你的支持，全省人民也都把和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相信你一定会顺应民心率部和平起义。”
　　陈明仁听完李君九的一番谈话，连连点头称赞“言之成理”，但接着又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李君九说：“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几个没有旧账的？但***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不仅会将旧账一笔勾销，而且还会根据立功大小给以相应的报偿。”陈明仁觉得李君九的话说得有理有据，但还是搬不掉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仍然没有表示明确态度。恰在此时，程星龄从香港带回了章士钊给陈明仁的一封信，程星龄向陈明仁谈起了章士钊接见他的一段谈话内容，他说：“章士钊对我说，毛泽东真是英明伟大，他对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寄予厚望。毛泽东还对我说，中共对陈明仁是既往不咎的，绝不会追究四平一战的问题，当时陈明仁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程星龄谈完，立即将章士钊写给程潜、陈明仁的信交给了陈明仁。
　　陈明仁听完程星龄的谈话，又看过章士钊给他的信，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内心感到十分兴奋，当即表示随程潜一起和平起义，并提出要见省工委负责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程星龄向周里汇报了陈明仁的态度和要求，周里十分高兴，当即派余志宏与陈明仁见面。陈明仁见到余志宏，深感内疚地说：“哦，过去一向**，尤其是四平一战，名噪一时，得了蒋介石的青天白日勋章，却得罪了贵党，本人深感遗憾，现在愿随颂公起义，以补历史过失……既然贵党如此光明磊落，说话算数，就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1949年6月，程潜执笔写了决心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里收到程潜备忘录后，立即让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化装成商人，送到汉口华中局。华中局经王首道、萧劲光于6月30日将程潜备忘录转报党中央。
　　毛泽东看过程潜备忘录后，于7月4日复电程潜：“决生决心采取反蒋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并请程潜派员到汉口第四野战军洽商有关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电示四野：“陈兵湘鄂边界”，选派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前往武汉，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程潜收到毛泽东复电后，旋即派民促社成员刘纯正去汉口与四野联系，要求解放军从速入湘。
　　
　　粉碎白崇禧阴谋程、陈通电起义
　　
　　1949年5月6日，武汉即将解放前夕，白崇禧慌忙迁往湖南，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至衡阳，长沙设立指挥所。他一踏进长沙，便杀气腾腾，叫嚣“要在湖南与共军决一雌雄”。长沙上空顷刻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为控制湖南，白崇禧来了个“釜底抽薪”，免去了一批程潜周围重要军政人员的职务，用桂系亲信取而代之，程潜的两名得力助手———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兼长沙警备司令萧作霖被白崇禧免职，程潜设立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也被撤销，副主任程星龄也被免职于无形。接着白崇禧又施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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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5:37:41 作者：王锡堂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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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