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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与抗大

　　1978年8月12日，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致悼词，其中提到：“一九三六年起，任红军大学和以后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副校长，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培育和熏陶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干部。一九三九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诚然，抗大办学，是罗瑞卿军事生涯的重要一笔，也是奠定他“军事教育大家”声誉的光辉实践。
　　
　　是学员，更是管理者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红军学校的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和林彪、罗瑞卿、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创办红大，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大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正式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他本人任政委。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级以上的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莫文骅、符竹庭、童小鹏、萧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罗瑞卿既是管理者（教育长），又是教育者（教员），还是学习者（第一科学员），可称得上一身三任。
　　1936年7月3日，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红大被迫移驻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县（今志丹县）。罗瑞卿带人在城外的山坡上找到几十个一直没人居住的石洞，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于是，这些石洞成了红大新的校舍。罗瑞卿和学员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毛泽东闻报，欣然地说：因地制宜，艰苦办学，罗瑞卿的机变是应该称道的。
　　罗瑞卿身为教育长，也是一名学员，在学习方面更是以身作则。1936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毛泽东为红大第一科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门课既为罗瑞卿后来征战沙场提供谋略基础，又为他办学治校提供方法论基础。除了仔细听课，他还督导学员自学和引领学员们讨论。石洞里很暗，他便带领学员们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讨论。对罗瑞卿和学员艰苦学习的作风，毛泽东非常赞赏，一天他来到学员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罗瑞卿等学员的表扬，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对于罗瑞卿，毛泽东以手抚肩说：“你这个‘监工’不错。教育长嘛，自然是长于教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红大第一期学员200多人纷纷“下山”，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罗瑞卿则作为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工作组成员，赴西安折冲国共关系。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组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刻，第一期学员发挥了巨大作用。
　　
　　眼观七路，耳听九方
　　
　　“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林彪、罗瑞卿奉命把红大迁到延安创办第二期。因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来计划的红大第二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二期。第二期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任、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另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其中，更多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既有沦陷区的学生，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一时间，学员由第一期的300名左右一跃成为1000多名。为了克服教材、课堂和校舍的困难，教育长罗瑞卿协助林彪做了艰苦的努力。缺乏教材，他就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教员共同座谈讨论、自己编写；没有课堂，他就把学员们带到山峪、场院等“自然课堂”；学生没有坐凳，他就让人拣起破砖砌小台子当坐凳；没有桌台，他率先垂范，坐下来把两个膝盖一拢，成为听课记笔记的“最好桌台”。
　　罗瑞卿不仅仅是埋头于抓教学，对于学员的政治路线、政治方向教育，他一直抓得很紧。他说：古人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人应该“眼观七路，耳听九方”。所谓多出的一“路”、一“方”，是要把握政治路线、明确政治方向的意思。1937年4月，他参与领导抗大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批驳张的言行，响应毛泽东“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号召。1937年5月至8月，他和学员一起听毛泽东为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一课，并组织学员一起讨论，为肃清王明“左”倾主义思想的影响作出了很大贡献。10月上旬，他主持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团结一、二、四３个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曾在抗大工作过的李志民上将回忆说：“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抗大首先展开的。罗瑞卿同志……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
　　
　　挖掉“隔阂”墙
　　
　　随着华北抗日烽火的激起，培养更多军政人才更成为当务之急。在1937年8月1日，人民建军10周年之际，抗大第三期开学了，学员激增到2000多人。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但任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师长，而抗大的工作交由罗瑞卿主持。学员的衣食住行，罗瑞卿样样操心。他率领抗大教职学员上凤凰山挖窑洞，历时半月，共完成175个新式窑洞，解决了抗大的校舍困难，并修筑了盘山“抗大公路”。为此，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与工农隔阂的一堵墙啊！”随即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赠予抗大，以资鼓励。
　　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要求、强化军事教育与严肃军事生活，从第三期开始，抗大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罗瑞卿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当时，学员住宿的窑洞虽然简陋，但内务卫生却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都赞叹不已。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罗瑞卿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党的发展工作、选拔干部、培养教职员，到教材的选择、课程的安排，都进行认真的研究。此外，他还亲自讲课，经常深入课堂、操场，了解学员的情况，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为了推进学校的发展，罗瑞卿改进学校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从第三期起，他曾从学生中有计划地抽调培养了不少的学校工作干部和教员。在举办教员训练队的基础上，他曾分别批示办政工训练队、区队长训练队。后来，又办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既为创校建军培养了许多教学人才，也加强了学校的领导。

　　罗瑞卿指示抗大学员把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时刻准备“上前线”。教学中，他要求学员从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队列教练、单兵战术动作等基本军事知识，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指挥，都认真演练，刻苦钻研，学习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许多知识青年入学前从未摸过刀枪，通过军事训练和毕业后的实战锻炼得到提高，逐渐成长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军政干部。到1938年4月，经过教育长罗瑞卿等人8个多月的严格教育，2000多名干部奔赴前线。罗瑞卿也因此被毛泽东称为“负责任的校长”。
　　罗瑞卿除了每天强化教学之外，同时密切关注着学校在人民心中的形象。1937年10月，抗大第三期学员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未遂枪杀女学员刘茜。对此事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随意杀人已经触犯了刑律，特别是杀了从外地投奔延安来的青年，政治影响更坏，所以应当依法制裁；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是长征的有功之臣，年纪又很轻，革命正需要他去冲锋陷阵。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干劲，很能打仗，在黄被关押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罗瑞卿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党的原则，罗瑞卿表示：黄克功敢于随便杀人，就是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况且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革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最终，黄克功被依法枪决。这件事扩大了抗大在知识青年中的良好影响。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前往国民党设在武昌的黄埔学生联络处做统战工作。回来后，他建议党中央成立抗大同学会，并请毛泽东为同学会题词。3月5日，毛泽东经慎重思考，挥毫写下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从这幅题词中，抗大有了自己完整的总教育方针：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为了庆祝抗大成立三周年，毛泽东写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把抗大的教育方针最终确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罗瑞卿十分关心革命青年的政治进步，要求抗大政治部门认真做好党的发展工作。当时，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罗瑞卿则明确表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而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先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他再三强调，抗大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他还亲自领导抗大干部、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并多次到抗大讲演，揭露、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在罗瑞卿的教育下，抗大广大干部、学员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力地抵制了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大的干扰破坏，落实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每期学员毕业时，党员比例都占到70%以上。
　　1938年5月下旬，罗瑞卿主持抗大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校以来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了此后党的任务，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就在当年5月，毛泽东为全国抗日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借鉴，腾出自己的一处窑洞，让罗瑞卿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不到半年，罗瑞卿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是我党军队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其内容生动具体，有理论有事实，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出版后，对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军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罗瑞卿曾在抗大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开学。这一期，是抗大的“黄金时期”，学员增至5600余人，校址相应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伸至甘肃的庆阳。特别是代表新中国妇女先锋的女生，也不断地壮大，曾单独成立了一个“抗大第八大队”，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罗瑞卿主持编写的《抗大组织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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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5:36:05 作者：夏明星　苏振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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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风云] ·罗瑞卿与抗大

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