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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庭朝鲜战场琐忆

　　撤军
　　
　　1954年仲夏，“抗美援朝”停战快一年了，我们正在大规模地参加朝鲜人民清除战争废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当时，我在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五师无线电报务训练队当班长，我们的老师长就是“上甘岭”战役前线总指挥(时任副军长)，后来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李德生。
　　那时，我们驻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西北边的永兴县。因为停战了，干部战士天天都在盼望回国。由于我们是无线电台报务训练队，比其他单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员那里有一架训练用的旧电台，于是，一有空，大家都拥到教员宿舍(办公、睡觉在一起)，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每天晚上，熄灯号都响了，大家还不愿离开。
　　5月初的一天，我们全队集合到离村庄较远的一片树林里。指导员带着兴奋的微笑，满面红光地站在队伍前，故意抿嘴缄言。人们看着指导员那喜悦的样子，都在猜，肯定有什么喜事。待大家实在憋不住了，指导员才未言先问：“同志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开什么会吗?”
　　经他这么一问，“悬念”的效果真的马上出来了，于是，不约而同地齐声答道：“不知道，指导员，你就快讲吧!”
　　指导员微笑着又捱了片刻，才大声宣布道：“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的喜讯———我们要回国了!”
　　“回国万岁!”
　　“祖国母亲万岁!”
　　“乌啦!”
　　人们顿时一片沸腾，队伍也乱了，有的呼口号，有的跳跃，有的互相捶打、拥抱，有的还抹着激动的眼泪。这时，指导员才急忙制止说：“同志们，可不要大声嚷啊，虽然是大喜讯，但又是军事机密，要不我们还会跑到这么远的树林里来开会吗?”指导员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朝鲜停战虽然快一年了，我方早就提出双方尽早撤军，但美国却不同意撤。按《停战协定》规定，自停战生效之日起，除在中立国监察小组的监督下，只能一兵换一兵、一枪换一枪，除此，双方都不能向朝鲜增进任何军队和武器装备。至于公开撤军，必须要等双方达成‘撤军’协议后同时撤；如果我撤敌不撤，敌人就可能趁机乘虚而入，重新挑起战争。即使撤走，废旧军用物资，都必须要事先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写报告申请，经过批准后方可施行；如果发现弄虚作假，就要以违犯‘停战协定’论处。双方何时才能达成公开撤军协议，现在还很难预料。可是，我们老呆在这里，大家看，同志们手里的武器都是‘水帘注’(苏式四弹步枪)，还有我们的‘汉阳造’，我们老是用这些落后的旧式武器，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指导员深深喘了一口气，继续说：“咱们是无线电训练队，大家毕业以后就要用电台，可是电台呢?不要说新电台无法进，连旧电台也没有!因此，我们各个部队，都急需进行军备改装，但按‘停战协议’规定，一人一畜、一枪一弹都不能进，又怎么改装呢?所以，上级决定，只好逐步分批悄悄撤。”
　　“啊!悄悄撤?”
　　道理虽然很清楚了，但大家的思想一时还是转不过弯来。“悄悄撤”，这不就等于我们好像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吗?想当初，沿途敲锣打鼓、披红戴花欢送我们入朝，如今胜利了，即使不称“凯旋”，也不能悄悄回家呀!但为了大局，大家终于还是想通了；再说，回国毕竟是人们日夜梦盼的大喜事，部队改装就更是大局。
　　既然是“悄悄回国”，这就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首先，这是千军万马的行动，而不是几个排、几个班的活动。再加上《停战协议》规定，双方五个交通口岸都有中立国监察小组(还有军队)昼夜检查、监督、巡逻。我方五个主要口岸：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都有监察小组监视着，怎么“偷撤”法呢?
　　中立国监察小组是由敌、我双方各提出两个未参战国，共四国组成的。我方提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美方提的是瑞典和瑞士。
　　当时我军回国，就是以撤出“废旧军用物资”的名义撤出的。现在想想，那种关系也十分微妙，但通过巧妙的“关系”，终于都办成了，要不千军万马怎么可能哟!
　　未定回国时，天天都在梦想；真要走了，却又恋恋不舍!其实，大家在这里与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建设三四年了，不仅和朝鲜人民和军队，而且和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都把朝鲜视为第二故乡，怎不留恋呢?但又不好公开向群众讲，因为还有暗藏的敌特啊。所以，只好以“换防”的名义和乡亲们简单地话别。
　　我们是从东海岸元山市北边的高原车站上车的。上车之前，人们都深情地看了一遍朝鲜的田园山水，各人都怀着一种不同的矛盾心态，依依难舍地上了车。
　　既然作为废旧物资，每节装“废旧物资”的双层闷罐车厢，两边车门都贴了“封条”。那大小便怎么办?俗语道：“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每人两只鸡蛋粉小铁盒，一只盛大便，一只装小便。每过一道口岸或车站时，那种紧张心情就甭提了，一听机车拉笛进站，每个人的心呀，就像突然悬起来的降落伞，随着人们的耳朵也迅速竖了起来，个个屏住呼吸，并把正在梦乡打“雷”的人们也摇醒，以防“雷”声被中立国检查人员听见呀!人人紧贴着车厢，竖着耳朵，警惕地注视着外边的动静，如遇铁路工人在下面敲打检查机件，都被惊出一身大汗，直到汽笛再次拉响，人们才粗粗地吐出一口长气，心里那架悬着的降落伞才缓缓地降了下来，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闷罐车厢本来就是装运猪牛骡马的，各种粪便有几公分厚，现在又增加每个人那两盒“宝贝”，那气味就可想而知了。
　　列车启动后，大家才把车厢两边每只透气的小铁窗卸开一条小缝，人们轮流到小窗口透透气、看一眼即将告别我们“第二故乡”那些移动的山山水水。虽然许多田园、村庄，还是满目疮痍，但刚刚拂去战争烟云的朝鲜大地，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还是开得红红火火，显示出和平的希望。
　　
　　《“白毛女”在朝鲜前线》
　　
　　我们的“废旧物资”专列，由于是“凯旋”，不像进军时那样“十万火急”，就像一只长形的蜗牛，沿途一直走走停停。一天傍晚，专列临时停在一个小站上。车站旁是一支高炮部队的营地，由于停战了，不用防空，营区正在放映《白毛女》露天电影。我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又想起一年前的一件传奇的往事……
　　1953年的初夏，我部刚调到朝鲜东海岸元山港防区，那时我还在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五师某团后勤处当通信员。一天，我通过两道飞机封锁线到团部送信，当我把签收的信函、文件、报刊收拾好后，军邮员说：“哎，小王，这里还有你一封挂号信呢，请签字。”
　　我的挂号信?我顿感疑惑。接信一看，更惊疑了：信封上确实是我的名字，但左下角的落款，却是一行“人民日报编辑部”几个醒目的大字。我一时怔住了，说：“不，这不是我的信。”军邮员说：“哎，明明是你的大名，怎么不是你的信呢?”“我没有任何人在《人民日报》，怎么会有我的信呢?可能是同名同姓，我不签，你另外查吧。”我肯定地说。“咳，我只认你。或许是你的什么战友调到《人民日报》呢。我哪有时间给你查?要查，你自己拿去查吧!”
　　“不，我的战友、老乡跟我一样，没有识几个字的，又都是新兵，怎么可能调《人民日报》呢?”
　　“那不一定，《人民日报》就不用打水、扫地、冲厕所的人啦?你快签名拿走吧，不要在这里磨蹭了。”军邮员下逐客令了。
　　我一想，军邮员的话好像也有一定道理。可再一细想，仍觉不对。但在军邮员的催促下，我只好先签名收下了。
　　回到后勤处，我把信交给了领导，并汇报了情况。孙主任拿着信说：“这明明是你的信，单位、番号都没有错，怎么不敢拆?好，当着大家的面，你不敢拆，我替你拆，可不要说我侵犯你的公民权哟!”孙主任开起了玩笑。

　“哧啦”一声，信一撕开，大家都愣住了，原来是5万元人民币(旧币)现金。信中还附有一张纸条：“王朝庭同志：你写的《‘白毛女’在朝鲜前线》一稿已在本报发表，现寄上稿费5万元，请查收。”落款是一只长方形红图章———“人民日报编辑部财务专用章。”
　　这是怎么回事呢?5万元，确实不少呀(当时因在国外，只有内部军邮，无法汇寄，故只好直寄现金)。我当时每个月的津贴费只有1.2万元(原来只有4000元，出国后才增加的)，相当于我四个月的津贴呀!这下可轰动了，大家纷纷说我写的文章在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真不简单呀!一时间，我似乎真像成了凯旋的“英雄”，这更把我搞懵了。人们问这问那，我却似梦非梦，哪说得清?
　　一阵哄闹赞许声平静之后，协理员才问我：“哎，小王，你什么时候写的文章呀?”
　　我苦笑着说：“协理员你还不知道我?斗大的字还识不了几个，怎么会写文章呢?”
　　“那，那是怎么回事?”有人这才想起说：“哎，快找找报纸吧。”一看纸条上的日期，已经半年多了。战争条件下，连近几天的报纸都难找，何况已半年多了呢。
　　晚上，我静静地回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终于想起来了：那还是1952年秋，我团从金城前线换防到后方休整，一天傍晚在一片森林里第一次看《白毛女》电影，由于敌人夜航侦察机不断在空中巡视，放映员一听到周围山头上的防空枪信号，就只好适时停映。在放映过程中，部队情绪激昂，有的战士流着眼泪自发地喊起口号：
　　“坚决为‘白毛女’报仇!”
　　“坚决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去!”
　　“坚决为朝鲜人民报仇!”
　　……
　　第二天，团政治处组织部分干部战士座谈，我也参加了。会后，宣传干事要我把我的发言写成个材料。这下可把我吓住了!我只读过三年半私塾，如今连家信都是请战友代写，怎么会写材料呢?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得不写。
　　材料终于写好了，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学“高玉宝”，画一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代用符号，至于错别字就更不用说了。材料交给宣传干事，他给我补上那些“符号”空白、改正了错字后，自言自语地说：“应该有个题目呀。”我问，什么叫“题目”？他说就是每篇文章的“名字”呀。他想了一下，便说：“就叫《“白毛女”在朝鲜前线》吧。”
　　啊，这么说，真是我写的“文章”变成铅字了?而且我的名字也一块变成了铅字，还登在权威的《人民日报》上啦?经首长和“秀才”们盲目的评价和赞许，我才懂得文章的价值，于是，我的心情也才兴奋激动起来。
　　哪知，第二天，突然就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议：
　　“哼，我还以为他真有那个本事呢，靠哥哥的名气，有什么光彩?”
　　“就是嘛，真不要脸!”
　　“要是他会写文章，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倒过来！”
　　在机关里，知识分子较多(其实，大都只是初中生，那时就算知识分子，排级干部)，议论议论也是正常的。机关团支部书记严开贵(我的入团介绍人)关切地问我：
　　“哎，小王，你小子不简单嘛，你那大作家哥哥在《人民日报》，难怪你写的文章能发表!”(那时还没有“走后门”这个词)
　　“什么!我哪有哥哥在《人民日报》?”我疑问道。
　　“王朝闻是不是你哥哥?”军需会计贺忠贤也问道。
　　“啥?我哪知道王朝闻是谁呀?我只有一个老农民哥哥叫王朝进，一辈子都在大山沟里种地，还没有我识的字多，怎么会出来一个王朝闻呢?”我解释说。
　　“咳，小王，你不要保密嘛，据说你哥哥王朝闻是《人民日报》的大作家，现在正在板门店和美国人谈判呢，说不定还会来看你呐，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哟!”
　　“就是嘛，我们不会沾你的光，你怕什么?”
　　由于我文化低，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王朝闻其人。然而，凡是稀奇古怪的事，往往你愈否认，反而传得愈快、愈真、愈远、愈奇，大有弄假成真之势!我想，历代那些生动的民间传说故事，也许就是这样添油加醋“创作”出来的吧。于是，我干脆也不解释了。直到回国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还真有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家和美学理论家王朝闻其人，而且还确实是位四川老乡，不过距离我家还有一千多里呢。
　　从这以后，《人民英雄报》(军报)给我来信“约稿”；继而，《志愿军报》也来信“约稿”，急得我直哭鼻子。我回信说，这完全是团政治处引起的误会，我没有文化，不会写文章。两报除经常给我寄来一些报道提纲资料外，还说我是“谦虚”、“客气”，等等，弄得我有口难辩。我去找团政治处诉苦，但首长和干事们却鼓励我说：“小王……大胆些，写吧，有空我们一块帮你修改。”这下真是被“逼上梁山”了。机关团支部书记严开贵把他随身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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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2:47: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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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王朝庭朝鲜战场琐忆

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