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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的“旅行通讯”

　　今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简称“青记”）成立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范长江、羊枣、夏衍、碧泉、章汉夫、恽逸群、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等发起成立了“青记”，在抗战初期发挥了团结鼓劲的作用。2000年，国务院确定11月8日为“记者节”，就是对“青记”在抗战初期所发挥作用的肯定。在“青记”的实际工作中，范长江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长江（1909—1970 ）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新闻史是分不开的。
　　
　　范长江初识胡政之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胡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范长江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于进入红军，那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不付工资、差旅费，支付稿费，但可以借支。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也可能成功。于是我去天津找胡政之。……我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
　　
　　范长江成名于《中国的西北角》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长江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的当务之急。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西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如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范长江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8月还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10次，发行十几万册，脍炙人口，风行全国，被誉为和一年以后出版的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此书发行的数量之大，再版的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中共领袖人物形象现身《塞上行》
　　
　　范长江外出采访回到天津后，受到《大公报》社同仁的热烈欢迎，这时他已经成为该报的正式记者，后又与胡政之、张季鸾（该报总编辑）赴沪，创办《大公报》上海版，任通讯课主任，统筹对外采访工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举世震惊，其中内幕是各报社争抢的新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又找到范长江，要他利用人地两熟的优势，再次去西北采访。范接到任务，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他还想起胡曾多次对他说过的，有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因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的诸多因素，它可能是划时代的，很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刻画深深的印记，“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这次范长江再去西北，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正式的“记者”身份，而且报社还为他支付差旅费；这时的范长江已是新闻界的“名人”，地方官吏和普通读者一听到“长江”的大名，如雷贯耳。他在一篇通讯中曾记述过他的这次旅行的真实目的，他写道：“记者于事变（指西安事变）后奉社命从绥远到兰州，因已确知周恩来在西安，且知已到西安附近，曾到过彭德怀、贺龙等的部队，我很想借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1937年2月2日，范长江到达西安当日，遇到了突发的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9人反对撤兵，枪杀了第六十七军军长、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和参谋处处长徐方等4人（史称“二二事件”），范被阻隔在城门之外，无法入城。2月3日，范找到《大公报》西安分销处的李天炽。经李的介绍，范见到了邓宝珊，后又受到杨虎城的招待。2月4日午后在杨虎城公馆，范长江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见到范长江后，迎上前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的一席话，打消了范长江原有的与***领袖不好接近的顾虑。彼此寒暄之后，周恩来另有安排，又约5日“作竟日长谈”。5日清晨，范长江如约再次来到杨公馆，与周详谈中共与西北军的联系、中共在西安事变所扮演的角色等读者关心的诸多问题。周恩来坦诚地说，1936年夏他与张学良在延安正式见面，他们当时主要讨论张所提出的两大问题。范长江对此是这样记述的：“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周恩来对范长江一再澄清有关中共参与了西安事变预谋的奇谈怪论。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范长江还到西安新城后面的尚贤庄，在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见到了叶剑英。采访周恩来后，范长江大胆地对周恩来提出要去延安探访的请求，周爽快答应，并派车送去。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护下，经过3天的行程，范长江于9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中共交际处，受到热情接待。
　　范长江进入延安城后，“满街是黑衣红星青年人，服装较外间为完好。商业亦较热闹。下午至红军大学休息。……红大，那时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门上贴了许多欢迎我的标语，因为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标语中有一条是‘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看了有几分不好受”。在抗大，范长江第一个见到的中共领导是林彪，林时任抗大校长。范对林彪的印象：“他是30岁刚过不远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有些在打乒乓球，有些在打篮球，教官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不好认。寝室内务，不大讲究，官长学生之间，也无多礼节，他说他们不赞成形式主义的。自然他们是以红军作蓝本，而苏联红军的兵学原则，是法国拿破仑的遗留，重自由，重活泼。和德国兵学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学德国，中国有些部分又是学的日本。红大的教育方针，是自动多于被动，讨论多于上课，室外活动很注意，每日上课时间，最多不过三四小时。”

　在延安，范长江的采访活动不受限制，由于时间紧迫，他连轴转，马不停蹄，连吃饭的空隙都搭进去了，一口气“闪电式”采访了11人（包括林彪）。他对所采访的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作家均留下深刻印象，记下了鲜活而生动的描述：
　　———吴亮平。“宣传部的吴亮平先生，他小小个子，清秀的面庞，无论他吃过多少苦头，还保留着书生面目。他的外国语文很漂亮，苏区对外英文广播，就是他担任。他说话是清楚、明白、有系统，并有平和而坚定的见解。美国记者斯诺入陕北，就是他给毛泽东作翻译。他是一位漂亮的宣传家。”
　　———廖承志。“这是廖仲恺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爱者，他会好几种外国文字，会书、会唱、会写、会交际，而且会吃苦，这是红军中多才多艺的人物。《红色中华日报》现改为《新中华报》就是他主编的。”
　　———刘伯承。“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伏罗希洛夫敬佩过。‘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战斗员都知道厉害的。”
　　———林祖涵。“一位老者”，“老而益壮”。
　　———朱德。“已有50多岁了，而面目仅如40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丁玲。“我们初见，而不想到见面在这样地方。她打算在陕北收集些材料写东西，将来当有些特别的东西出现。”
　　———张闻天。“现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精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徐特立。“他居然从江西走到陕北，这是了不起的事件。”
　　———张国焘。“宴会中，只有张国焘先生没有来，说是病了。饭后，我特地去看他，因为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觉得很抱歉。他现在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我们去时，他果然已经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凶，他的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这是另一作风。”
　　最后，范长江采访的重头戏是毛泽东。2月9日晚，范长江来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两人谈了一个通宵。范有精彩描述：“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他对窑洞产生了感情，因为它冬暖夏凉，适宜居住。他说薛仁贵回窑回的是这种窑，不是南方的砖窑。他因为过去行军作战关系，作计划下命令，都是夜间，于是白天在卧式轿里睡觉，夜间才紧张地做事，弄成和我们新闻编辑一样的日夜颠倒。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如果行军时，身体有劳动机会，睡觉可以好些。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地和我谈论。”范长江事后曾深情地回忆过这次采访，他说：“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摸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对于毛主席的敬爱之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
　　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范长江向他提出要留在延安，收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毛泽东思索片刻，毫无迟疑地答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办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由此可见，《大公报》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毛以耐心而又略带命令的口吻说：“你应该马上回到上海去，做宣传工作，写书可以以后再办。”范接受了毛的意见。
　　2月14日傍晚，范长江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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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0:36:17 作者：王　鹏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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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荟萃]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

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