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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的变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对两党合作抗日的态度转向积极。中共中央应国民党邀请，派周恩来、朱德和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等，飞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并就红军改编等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了“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的决心，并下达总动员令。于是，两党最终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委任了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称八路军的番号，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
　　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与皖东，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佩戴“八路”二字的长方形臂章，新四军佩戴“新四军”或“N4A”的臂章。臂章的标准尺寸为8.5厘米×6.5厘米，白底蓝字。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为直筒圆顶加围式，分单帽和棉帽。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两端靠两粒小纽扣结合在一起，冬季帽围可以放下，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军上衣为立翻领、对襟单排五粒扣、四个明贴袋，分夏服和冬服。不分大小号码，长度一律“二尺五”。军裤，干部为西式裤，士兵为改良中式裤。军大衣为翻领、双排扣、两个暗袋（军官大衣有袋盖，士兵大衣无袋盖）、后开衩（军官大衣长开衩，士兵大衣短开衩）。军服颜色，八路军多为土黄色，新四军多为灰色。当时一名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士兵的装具应包括八路军军帽、军衣、鞋、绑腿、子弹带、手榴弹包、腰带和棉被，一般都是两双鞋。附属的装备还有干粮袋、碗袋。
　　
　　“换帽子”风波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有的领到衣帽愤怒地抛在地上，甚至哭了起来。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深入的统一战线思想教育。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9月2日，贺龙在一二○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脱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嵌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在刘伯承师长的一声命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
　　虽然指战员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来的军衣和帽徽时，总是不太愉快。有的同志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恋恋不舍地说：“老伙计，咱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多少年，这下子可要分别啦！”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随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来……
　　
　　臂章的故事
　　
　　八路军的识别标志主要以臂章为标志（也有些部队和领导机关人员佩戴圆形或长方形胸章），佩戴在军衣左袖上臂部位，是表示八路军官兵身份或勤务，有多种版式，均为长方形。最早的八路军臂章规格为8.5厘米×6.5厘米，白色麻布底，蓝色印制，中间有“八路”字样。稍后佩戴的臂章，也仅有“八路”字样，可是中间套了一个椭圆形框。八路军1938年佩戴的臂章，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佩用”字样，背面加盖有所属部队的印章。八路军1939年佩戴的臂章，规格为8.6厘米×5.8厘米，双层白布底，印蓝色字，正面中间印“八路”两个大字，下面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佩用”，背面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战斗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此后便制作中文数字“十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图案设计与1938年度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仅将中间的“八路”二字改为“十八集团军”，背面有师别、职别、姓名、编号等栏。在抗战中、后期，也有一部分八路军部队佩戴当时国民革命军统一的标志，即在臂章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表示“十八集团军”。
　　在敌后抗日战场，八路军所属部队也制发了多种臂章。1938年12月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曾制作佩戴“山纵”臂章；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领导，改称“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简称“平汉纵队”），曾制作佩戴“平纵”臂章，该臂章仅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期间平汉纵队官兵佩用。1940年6月7日平汉纵队又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十旅，便开始佩戴统一的“八路”臂章，平汉纵队也成为历史。因此这种臂章使用时间只有半年，并且当时仅有三个团佩戴，流传至今已成珍品。
　　在人们心目中，新四军战士往往身穿灰色布军装，佩戴标有“N4A”的臂章。但实际上新四军先后佩戴过6种不同时期的臂章，而每一种臂章的设计又都有其不同的含义。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叶挺和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二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用木刻当印版，着蓝色印在白布上，发给指战员佩戴。这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发展了，原来印制的臂章不够用了，叶挺军长又指示设计新臂章。为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此后，新四军开辟皖南、皖东、江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1940年又设计了新臂章，正中是一名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右上方标明“1940”。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引起全国人民的声讨。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时，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他是一位华侨，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从小酷爱艺术，在学校专攻西洋画。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庄五洲与莫朴、许幸之等人一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教学工作。美术系有50余名学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系。每一位新来的同学，第一件关心的事便是希望尽快穿上一套新四军军服，佩上新四军的臂章。庄五洲为此精心设计了一种新臂章：用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N、4（代表中“四”字）和A（军的英文略号）组成“N4A”表示“新四军”。在上方左右两角各加了一个五星，中间标明“1941”，以纪念皖南事变中的死难烈士。这个臂章不久被简化为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这种臂章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蓝字，醒目有力，深受同学们欢迎。“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用。
　　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英文缩写臂章不再使用，启用中文“新四军”字样的新臂章，此臂章一直使用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抗战时期我军服装来源
　　
　　抗战初期，根据中国***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曾给八路军、新四军发放过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制式服装。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由武汉国民党军队后勤领来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挂包、军毯等成品。1938年改发服装费和部分材料，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人去西安7家服装店定做军装，在天津购买了部分皮鞋发往部队。1939—1940年，国民党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1940年11月完全停供。国民党政府的供应，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部分被服需要，对保障部队基本生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对八路军、新四军被服和其他经费物资的供应，不是与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而是“稍次于国民党军队的标准”。
　　部队经常扩编，也给军服供应带来了困难。原三十九军后勤副军长、后勤学院院务部副部长赵永胜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进驻冀南威县后，仅在一两个月里，招收新兵共两千多人，新兵穿的是各种各样的服装。尤其是投诚的伪军，穿着黄色服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赶快发给灰军装。
　　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除国民党政府供给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例如，八路军一二○师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的率领下，于1937年9月8日从陕西开赴晋西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入冬后，1万多名战士还穿不上棉衣。为保证部队过冬，由关向应政委亲自出面，带着宣传部长、供给部长和军实科长到山西临县做工作，在临县商会帮助下，暂借到棉衣1万套、棉被7000条、棉鞋2000双、现洋2000元，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渡过了抗战后的第一个寒冬。一一五师独立团，胜利完成平型关战役的狙击任务后，11月扩编为独立第一团，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加到6000余人。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在新收复的山西灵丘、广灵、浑源、阳源和河北的涞源、易县等县城和集镇收购棉花、布匹，由供给处组织当地裁缝店铺突击制作两个月，解决了部队棉衣问题。1938年，新四军军部决定，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去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宣传，结果募捐国币6万元，解决了部分冬装。
　　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服生产采取工厂、群众、部队“三结合”的办法。抗战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但工厂生产有限，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也是被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0年后，国民党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棉花、布匹来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的被装供应，暂由党政军各系统自行筹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被装，由军委总后勤部负责组织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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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0:35:47 作者：徐　平　胡　珺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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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不是我说的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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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