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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我与彭雪枫共同度过的烽火岁月

　　知道彭雪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战士。
　　1930年7月，红三军团由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领，从岳州返回平江苏区，准备按中央指示，乘湘、桂军阀混战之机，去攻打省城长沙。为此，红军在我的家乡平江县突击补充兵员，各级地方党组织都行动起来，没有多久，就动员了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
　　我也积极向共青团组织提出了当红军的要求，得到批准。我被派往红五军第一师报到。当我赶到一师时，部队已攻进了长沙。组织上看我识几个字，便把我分配到特务大队当宣传员。从此，我就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攻克长沙，是红军第一次占领省城。由于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加上还有大量农民也跟着进城，一度社会秩序不大好，国民党伤病和潜藏在居民家中的敌人趁机闹事。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安定民心，军团部组织了执法队，由第六师政委彭雪枫率领一个团负责维持治安。他以快刀斩乱麻的行动，坚决打击、镇压了肇事者，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因此，彭雪枫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正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事变后，国家进入全面抗战。我们在抗大学习的军事干部被编为一个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直接对侵华日军作战。
　　7月17日晚上，我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去报到时，我原以为会马上奔赴抗日前线，但没想到等待我的却是一项新任务———去太原做秘密联络工作。在中组部，彭雪枫来看我，原来是他点名要我去的。1937年7月18日，我随雪枫搭乘朱德总司令的汽车，离开了延安。这是一辆大卡车，总司令坐在驾驶员旁边，我们站在车厢里。那时，这就是很好的交通工具了。朱总司令是到前线整编红军部队的。我们在路上遇到大雨，车轮陷入泥坑里。我便跳下车找到附近的八十一师，参谋长李寿轩派了几十名战士前来推车。此后一路顺利，直达云阳镇。我们与朱总司令道别后，雪枫直赴太原。我由交通员宋绍林陪同，先到西安七贤庄秘密联络站，并上街购置了便衣，然后再去太原。
　　在太原新满城西街30号“彭公馆”，我向雪枫同志报到。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从1936年11月起就到太原、北平、天津、济南、西安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主要是做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这次，毛主席给阎锡山写了亲笔信，由彭雪枫带交。阎锡山则派其亲信梁化之与彭雪枫直接联络。
　　为适应秘密工作需要，我们更名换姓，称兄道弟，就像一个大家庭。彭雪枫就用原名彭修道，我们称他为修道兄。电台台长兼秘书罗若遐曾用名“岳夏”，便改称岳公远。他妻子李建华是报务员，是江西新淦地下党的干部，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认识。雪枫的警卫员是从庆阳步校学员中选来的一位副连长，叫程朝先。雪枫借用《诗经》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中天”的典故，为我取了个化名叫“中天”。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我们，红军即将改编，并准备入晋对日作战，要尽快成立太原办事处。10日，又收到毛泽东主席的电令：太原办事处立即开设，以彭雪枫为主任。连续接到电报，看来形势发展很快，于是我们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早上，雪枫对我说，中央已告知张经武在山东做秘密工作的联络地点，要我们立即到济南与之取得联系，你去跑一趟吧。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秘密工作任务，雪枫交代得非常具体。他说，先要同济南上层的一些社会关系取得联系，有了立足点后，再伺机与经武同志接头，并强调，秘密联络点和联络暗号要记在脑子里，路上坐火车要和年老忠厚的人交往，万一遇到麻烦，在山西境内可以说是阎锡山子弟学校的学生，如在河北被捕，可以公开身份，说是***派来的。雪枫还交给我几百元法币，要我带给经武同志，作为他的活动经费。在雪枫的细心交代下，我圆满完成了任务，平安返回了太原。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转眼间，冬天来临。日军在攻占太原、石家庄、济南、南京等地后，准备从晋南地区渡黄河，与东线日军会师于洛阳、郑州、开封之陇海线上。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继续败退，华北失陷，中原告急。一天，毛主席发来电报，要彭雪枫立即前往河南，到确山县竹沟镇整编豫南部队，并利用其与西北军的关系，进行统战工作，准备开展河南敌后游击战争。
　　我们一到竹沟镇，就迅速组建部队，发展抗日力量。经过党组织的号召动员，当地群众抗日情绪甚高，纷纷前来参军。随着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竹沟镇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到处是抗战的歌声。周围抗日救亡活动，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们的活动，震惊了当地的顽固派和土豪劣绅。他们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诬陷我们“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为此，国民党派西北军第三十二师一八八团团长夏华国来竹沟“视察”，为下一步名正言顺地攻打我们寻找借口。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获悉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提前通知我们。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决定力争避免军事冲突，以理服人，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
　　夏团长一行到竹沟镇后，雪枫和我佩戴八路军臂章，出面接待，让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介绍情况时，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并请他们到现场察看，说明我们是按国共两党协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来竹沟，协助整编八团东进抗日的。夏团长和我们相处了10天，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顺水推舟地报告上级，说在竹沟没有发现违法抗日宗旨的不法活动，随即撤回。
　　此后，我们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但我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把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选在何处？哪里可以作为根据地的基本区域？由于豫皖地区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心里还没有底，故决定继续东进，到徐州附近地区实施战略侦察。我们还将部队的现状和准备继续东进的计划报告了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1939年元旦刚过，我们就收到了毛泽东、王稼祥的复电：“你们在豫皖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并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去做，必获大效。”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2月9日，我游击支队进驻永城书案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游击支队进入敌后四个月来的工作。我们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提出了建立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具体任务。
　　在实施这一战略计划时，首先遇到了严重的春荒。因为我们没有政权，只能靠打鬼子、捉汉奸，搞点物资，补充经费，或是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商量，靠统战关系，解决部队的供应。因此我们非常困难，不仅干部、战士每月几角的零用钱发不出，就连每天3分钱的菜金都没有保证，能吃到红薯干、高粱面窝窝头就很不错了。大家风趣地把红薯叫“无产阶级香肠”，把黑乎乎的窝窝头叫“猪肝”。一天，三大队政委张辑五奉调赴蒙城县做地方工作。雪枫同他谈话时已近中午，我便留他吃午饭。结果，警卫员端来三碗红薯，连一点菜都没有，我很难为情。雪枫苦笑着对张辑五说：“实在过意不去，你今天离军远征，本应弄点好吃的，实在没有办法，就这样吃一顿吧！”饭后送别，雪枫给张辑五两元钱作路费，张说啥也不收。我在一旁相劝，他只收下了1元钱。后来张辑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的1元钱，胜过和平时期的1000元、1万元啊！
　　在最困难的时候，资凤处长向雪枫和我报告说：“金库”里仅剩下1元5角钱了。快要揭不开锅了，萧望东带领部队在永城东北打了个胜仗，缴获了10多匹战马。彭雪枫便对资凤说：“不是有出《秦琼卖马》的戏吗？我们也卖掉一些马吧，先保存下抗战的人，然后再从敌人手里夺马！”就这样，资凤卖掉了一些战马，解了燃眉之急。当地群众看到部队这么困难，但对民众却秋毫无犯，深为感动，称誉游击支队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尽管困难重重，但根据地的建设从未停止。9月1日，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涡阳县曹市集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了豫皖苏边区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大刀阔斧地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定。
　　1940年4月，毛主席给彭雪枫来信。信中说：一年来，豫皖苏边区迅速得到发展，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得到扩大，你们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对你们取得的成绩深表满意。毛主席的指示，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虚怀若谷的彭雪枫
　　
　　1941年2月上旬至5月中旬的反顽斗争，是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军民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高潮、坚持华中抗战而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是继苏北自卫作战之后，华中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反顽斗争。这次反顽作战，对迟滞国民党顽军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的行动，对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苏北地区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在极其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我豫皖苏根据地军民为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战略任务，竭尽全力，顽强奋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早在1940年12月下旬，我们已经就如何迎击顽军的大规模进攻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从战略全局上看，困难再大也应坚持。积极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放弃现阵地”。正在我们反复研究和部署迎击顽军进攻之际，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高潮达到了顶点。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毛主席于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月19日，我八路军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我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3月初，反顽之战进入高潮，战斗愈加残酷激烈，一些部队伤亡惨重。一些地区的日伪又乘机四出“扫荡”，根据地内的土顽和反动会道门势力也积极组织暴动，我们的处境已非常不利。在这严重的时刻，我党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任团长的陈锐霆，派人前来联系，要求举行战场起义，最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陈团起义时，雪枫率部加以策应。4月20日，我们趁机一举包围并消灭了顽军十四纵队一支队牛肃久部，打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歼灭战。但我们在战后未能及时转移，22日在小营集西北地区遭顽军骑八师及一四二师的突然袭击，损失严重。由于我师在三个月之久的战斗中屡遭重创，根据地急剧缩小，回旋余地日渐狭窄，再加弹药缺乏，部队十分疲惫，处境已非常困难。
　　事后，我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总结、整训。我认为在三个月反顽斗争中，我们对战略形势的分析不够准确，特别是对敌伪顽我之间错综复杂且急剧变化的矛盾，没有及时地注意把握，放松了自己应有的戒备，以致在实际斗争中受到损失。雪枫同志对我的报告给予了肯定。
　　后来，部队东渡洪泽湖，在淮宝县仁和集进行整训。7月19日，召开仁和集会议。开始，会议是政治部召开的，由萧望东主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总结三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结果，会上认识发生分歧，少数同志言辞激烈，把矛头指向望东同志，弄得他主持不下去，遂改由雪枫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后，又有几位同志把矛头对准党政军委员会的领导，直接指向雪枫同志。从战略方针、根据地建设、部队主力培养、干部政策等问题上，对路西工作予以全面否定。个别同志还使用兄弟部队的电台向新四军军部发报。会议开不下去了，只好暂停。雪枫报请华中局和新四军派人前来主持。这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正带工作组由淮南来皖东北检查工作，华中局确定由他来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参加四师的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
　　雪枫同志全面总结了三年来豫皖苏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对自己在路西工作期间的缺点和失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虚怀若谷，主动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充分表现了***人的高风亮节。子恢同志也为雪枫同志坦荡无私、光明磊落、不诿过于人的高尚品格所感染。会议期间，他针对大家提出的不同意见，找同志们谈话，做了大量的工作，批评了一些同志搞无原则斗争和非组织活动，对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痛失彭雪枫
　　
　　1943年以后，我淮北根据地坚持“向西向北”发展的方针，为举行大反攻，我四师部队从4月份起开始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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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0:34:0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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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