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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钧我所知道的邓初民

　　我来民盟工作时，邓初民先生已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当时他已年过七旬，身体不大好，来机关的时间不多，所以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听老同事介绍：邓初民解放前是一位知名的民主教授，又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活动家，有“邓马黄”民主三教授之称（即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解放后，这三位名教授政治上分别划分成了“左、中、右”三派，黄松龄早年加入了中共，任教育部副部长，自然是左派；邓初民加入民盟，成了中间派；马哲民在湖北省任民盟主委，1957年遭了殃，被错划为右派。邓初民解放前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他的著作曾影响过当时一代青年，解放后怎么成了中间派呢，我带这个疑问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邓初民先生因年高多病，“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自己也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政见，平平安安地走了过来。他于1981年2月4日去世，享年92岁。1981年4月7日，民盟中央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政协礼堂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学术纪念会，民盟中央主席史良主持，张友渔、费孝通、杜任之等同志在会上讲话。我因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才对邓初民先生一生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一
　　
　　邓初民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88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2年他考进宋教仁创办的武汉江汉大学学习，由于在校看到一本《社会发展史》，醉心于原始社会，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人，遂将原来的名字“希禹”（希望将来做一个 “大禹治水”式的人），改为“初民”。次年，他得到亲友的资助，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学。1917年回国，1919年到山西太原进山中学和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任湖北法科大学教务长，经董必武介绍，秘密参加国民党工作。北代军攻克武汉后，他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并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邓初民还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课，当时也是一位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逃出白色恐怖的武汉，到上海参加中国***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出任主席，并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法政大学任教，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遭国民党当局解聘，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又因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被迫出走香港，继而辗转流离，到达桂林，受聘于广西大学任教。抗战期间，他先到成都朝阳学院任教，后到重庆从事抗日民主爱国运动。1941年加入救国会，继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编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等进步刊物。1947年由上海转赴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1948年底，在党的安排下，他乘船离开香港，奔赴祖国东北解放区。
　　解放后，邓初民服从党的安排，离开北京到山西，任山西大学校长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58年因病辞去在山西的职务回到北京，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一直到他去世。
　　
　　二
　　
　　邓初民是我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学者之一。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的影响，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立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回国后，他在山西太原任教时，开始用社会发展史和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他还办了一个《新觉路》的杂志，宣传进步思想。
　　他在许多大学授课的内容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并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社会进化史纲》、《中国社会史教程》等。通过这些授课和写书，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他在书中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因果关系。社会构成过程和社会变革过程，也自然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被人们发现。”这些观念，不仅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也是属于主流思想，是正确无误的。
　　他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1948年，他在香港南方学院讲授《社会科学常识讲话》的课程时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科学的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的。只有把科学建筑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才是可靠的，才能帮助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有用的科学”，“科学不仅要建筑在唯物论哲学基础上，而且还一定要建筑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哲学基础之上”。这份讲稿经他的学生整理，解放后得以出版。
　　邓初民先生为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解放前，在我国大学讲坛上流行的是形形色色的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政治学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学。邓初民先生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在对世界各国政治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新型政治学，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在1929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1932年署名田原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在回答政治学的内涵时，他说：“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他论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特别是为建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社会阶级与政治、**、民族、政治的统制、国家，作出了贡献。
　　
　　三
　　
　　邓初民先生并不是一位关在象牙之塔中的埋头于著书立说的学者，而一直是把教书、著书与当时的中国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早在留学日本时，邓初民先生就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和林伯渠同志，并参加了我国留日学生会的工作，编辑会刊《民彝》。“五四运动”期间，他代表山西新闻界到北京开会，去看望了李大钊同志，并接受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在山西开展工作。在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武汉革命政府的工作，支持各界民众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斗争，对不法劣绅予以严厉制裁。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参加“社联”的活动，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鲁迅先生主持的“左联”一道，在文化战线开展反“围剿”的斗争。到了广州，正值“一二·九”运动高潮，他坚定地站在爱国师生一面，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四十年代，他到成都任教，在讲坛上公开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方针，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为，和马哲民、黄松龄同志一道，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三教授”。
　　到重庆后，他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全力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他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这一时期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本是《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向》影响都很大。在他主编的《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上，经常刊登***员和进步人士的文章，叶挺同志的诗“为人进去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就刊登在他主编的《唯民周刊》上。李、闻惨案后，他不畏艰险，出席了重庆举行的重庆各界人民追悼李、闻大会，他的名字也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1947年他到了上海，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仍然到大学和职工集会上作报告，他讲演声音洪亮，如同怒吼，田汉同志写诗称之为：“自有人如铁，怜他卒过河，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江波。”他不愧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民主战士。他参加了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举行的一届三中全会，积极推动民盟在关键时刻接受中国***的领导，全力以赴地投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他撰文批判中间路线，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四
　　
　　邓初民先生是1962年才加入中国***的，此时他已73岁高龄，介绍他入党的是周新民同志和张庆孚同志。
　　邓初民先生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是和他在组织上接受中国***的领导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他很长时间不是党员，但是他始终和***员战斗在一起，始终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员身上，始终把自己的行动和事业紧紧地和党的斗争方向联系在一起。
　　他最初认识的***人是李大钊同志，并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在留日学生中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他和董必武、陈潭秋、吴德峰、李哲时（即李文宜）等***人并肩战斗，并向陈潭秋表示“今后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也一定要直接间接地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做。”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主持的“社联”，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他受到张云逸同志的帮助，并且从张云逸同志那里阅读到了党的文件。到了成都，他常和车耀先同志接触，并受党指示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他则直接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到了香港，仍然和党保持联系，在民主人士中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1948年底，他在党的安排下，乘船离开了香港，到达祖国东北解放区。
　　解放后，邓初民先生在山西工作期间，和当时任山西省财委会秘书长、商业厅厅长兼山西大学财经学院院长的杜任之同志往来较多，经常面谈。一次，谈话时，邓初民先生说：“我和党接触并接受党的指示做革命工作近三十年，但我还不是党员。”杜任之同志说：“邓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写出了那么多的书，做了许多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的工作，是党的亲密战友，但总不如参加党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邓初民先生说：“党在长期艰苦斗争时期，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没有入党；现在革命胜利了，我要求入党，就有‘投机’之嫌。”杜任之同志说：“解放前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在白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大有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后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路途还是很长的，现在入党也很好。”邓初民先生表示同意，并说：“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党接触，常能看到党内文件，我想现在先看党内文件，直接受党的教育，然后再申请入党。”中共山西省委同意了邓初民先生的要求，他重新阅读党内文件。1958年他调回北京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副主席，直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直到1962年才实现了他的夙愿。
　　1979年，邓初民先生在他九十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沧桑九十年》的文章，总结了他一生所得到的四条经验，摘录下来，不知是否过时：
　　第一，“知识分子只有依靠***，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获得前进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教育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宣传、教育的确可以使许许多多的人转变。‘人是可以改造的！’即使是反动营垒的个别成员也是如此，何况人民内部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一定要本着‘人可以改造’的辩证观点，来不断进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庄严事业。”
　　第三，“卖弄聪明，装腔作势，翻云覆雨，两面三刀，凭借这套伎俩，自以为得计，和人民为敌的人物，归根究底，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了。”
　　第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把它真正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用于一切领域，这是何等重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来决定对待它的方法。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正确了，顺利了。不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错误了，倒霉了。大而至于国家，小而至于个人，无数事情的教训难道不是这样吗？违反辩证法就得受惩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和邓初民先生最早接触的***人之一是张友渔同志。张友渔是山西灵石人，比邓初民小10岁，邓初民先生从日本回国在山西任教时，张友渔同志还是太原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邓初民和其他几个大学教授办了个杂志《新觉路》，宣传进步思想，吸收了两个学生做编辑，张友渔就是其中之一。抗战胜利后，张友渔同志在重庆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新华日报》（重庆版）社长，两人来往密切。在这次追思邓初民先生的学术座谈会上，张友渔同志作了主题发言，对邓初民先生一生的功绩作了崇高的评价：“邓初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待人热忱，他所经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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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0:33:3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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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