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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眼中的刘伯承

　　章安翔，安徽绩溪人，1919年生，七七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于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10月起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警卫连连长。1947年后历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作战科长。1950年至1952年任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的秘书。采访中，老人回忆了刘伯承元帅的几件往事。
　　
　　当机立断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人，突然强渡黄河，大闹鲁西南，1个月内歼敌5.6万余人，取得巨大胜利，在蒋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的中央连接部分撕开了一个很大缺口，同时也为我军进入中原腹地打开了通道。
　　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纵队集结于郓城、巨野地区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开始挺进大别山。
　　蒋介石为了扭转战局，陆续抽调兵力18个师30个旅，组成5个重兵集团，向郓城、巨野地区实施分进合击，企图迫使我军陷入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而加以歼灭，或将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被我突破的缺口。据当时获得的情报看，假如上述两招不能奏效，蒋介石将掘开黄河堤水淹我军和鲁西南人民，形势十分险恶。
　　那时，我军各纵队首长和师旅领导,很多是年轻有为的战将，打了胜仗后士气很高。加之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从鲁南转战过来会师，使得求战之心更为强烈。多数指战员主张乘胜再打一仗，歼敌若干师，以减轻我南下时的压力。野司、野政的干部中，主战情绪非常普遍，他们对7月10日军委指示中所提到的 “我军愈在内线中多歼灭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这一段话很感兴趣，并把它引为“再打一仗”的证据。可是对军委总的战略部署“要刘邓所部迅速挺进大别山”，却领会不深。
　　几天之中，刘伯承对此没有明确表态。他脑子里一直思索的是“当前究竟如何行动才能最有利于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这个问题。他要求参谋人员把有关的电报都找出来，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思考，来回地走到军用地图前面,反复审视、推敲。
　　8月6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作战室的挂图前，比划、计算着各路敌人的兵力和距离，天气十分闷热,几位首长都穿着旧汗衫，汗流浃背。刘伯承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眼的汗衫早已湿透了。“小平同志,李达同志,打不得,一打就卡住了!不管打哪一路,一碰,他就收缩，结成一坨子，像个核桃，让你啃不动!”刘伯承喃喃地说着,邓政委正在深思,李达频频点头。“到那时，陈兵于阵前，很快他就可转用兵力，成 ‘牛抵角’，那就被动了!”三位首长都注视着图上插有标着敌军番号的小三角旗，一阵沉默。
　　过了不久，李达随刘伯承又来到挂图前，重新计议了一番,看看陈赓兵团的位置和前进中各路敌人的态势，又匆匆回后面去了。
　　刘伯承、李达第三次来到作战室。“打不得，绝不能打，一打就走不掉了!”刘伯承边走边说,更急促地走到挂图前,以右手从陈赓兵团所处的地域划向东南：“就是陈士榘他们参加两三个纵队一起打，时间上也来不及，先机南下之利，也无法保障。”他们又在图上比划了一会儿，满头大汗地离去了。这说明，领导们正在尽力核对着要求“打一仗再走”的人提出来的各种意见。
　　下午，张生华科长也在作战室，李达再次向刘伯承介绍：黄河水涨过快，国民党军决口水淹我军民的危险性更加严重了。
　　刘伯承则进一步阐明：“我们是打头阵的，我们出不去，陈赓也不能到豫陕鄂，陈毅、粟裕更不能及时赶至豫皖苏，三军协同与蒋介石争夺中原的格局就不能实现，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责任重大呀!李达同志,水火无情，必须立即南下。釜底抽薪,焉能怕烫手!”
　　不久,邓政委从三、六纵队陈锡联、杜义德那里回来。水情确实严重，刘、邓进一步商议后，决定报请军委，提前于8月7日夜间出动。电报发出仅3小时,即收到毛主席批准的复电。同时告知刘、邓：“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自己机断处置。”
　　一声令下，刘邓十几万大军分头穿过敌人的合击圈，突然开始了 “千里挺进大别山”之举，打响了转入战略进攻的第一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摧毁整个解放区的计划。
　　
　　一丝不苟
　　
　　1947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刘伯承和李达来到作战室，把章安翔叫到五万分之一挂图前说：“希望你替我们记住一件事，这里，张家磅，你看到了吗?”刘伯承指着地图上鄂豫皖边境英山境内的一个居民点。章安翔赶紧上前探着身子看图，应声说：“看到了。” “好”，刘伯承继续说， “四方面军有位老同志王某某家就在这里，他在长征中牺牲了，听说家里还有一个女儿，你替我们记住，将来进入大别山后，部队到那边时，告诉他们帮助寻找。”章安翔找了一小片纸，记下了村名和那位老干部的姓名，并将纸片用心地收藏起来。
　　部队于8月27日渡过淮河进入到大别山区后，住在光山县东面一个叫孙铁的地方，长途行军的疲劳减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部署就绪后，刘伯承提起了四方面军那位牺牲了的老同志家事，章安翔把原先记的纸片拿出来看,发现人名和村名都记错了一个字，人名现记不清，村名张家磅的“磅”，写成了“榜”字了。章安翔心想这也算不得什么大错，可是一向和蔼可亲的刘伯承却给他一次很严厉的批评：“一字之差，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是战史上屡见不鲜的血的教训!”顿了一下，刘伯承又说：“差以毫厘，谬之千里!参谋人员必须慎之又慎，粗心大意，要害死人的!”第一次受到首长批评，章安翔脸上火辣辣的，惭愧得无地自容! 刘伯承看出了章安翔的惶恐之情，转以教诲的口吻，讲了参谋人员最基本应注意的事项：首先，随时随地都必须力求迅速准确地掌握情况，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搞清楚，弄准确，并作出可能的判断，不可粗心大意，大而化之；其次，对各方面来的情报,要立即报告，不可延误；其三，对上级的命令指示，应反复研究，了解其精神实质，以便针对面临的情况,拟定适当的处置方案。
　　这次教育,给章安翔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反省，做起事来才渐渐变得更加细心了。后来，六纵队经过那边，找到了那个女孩，有十五六岁了，已由当地我方组织给以照顾。
　　
　　情深义重
　　
　　刘邓率领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一路所向无敌，进展神速。1949年12月31日,二野司令部进驻重庆不久，为了探询朱德总司令等几位老同志的家庭情况，刘伯承于军务繁忙之际，亲笔给章安翔一纸便笺，要他办理此事，原件内容如下：
　　安翔同志:
　　凡关于各区来的电报，必须重视，要回电，不可拖沓给以不理的态度。前次我托你查问给粟裕为其母到南京之复电即此意。现陈毅、尚昆均有来电，必须回。而荣臻家庭情况，也须通知(要程子健办)，望你专为我们作检查之事即此，勿忘！再总司令家在仪陇，总司令也托我探讯，这是要川北区党委办的。
　　刘伯承12.31
　　便笺中提到的 “给粟裕为其母到南京的复电”事，其原委是粟裕为湖南会同人，五兵团部队进军贵州靠南边的一路经过会同时，派人看望了他的母亲，老人家有意想去南京看看她的儿子，五兵团来电要求转告粟裕。由于当时(1949年11月上旬，二野司令部驻湘西常德)正在向西南进军作战，忙不过来，处理慢了，耽误了几天。刘伯承认为办事拖沓曾严肃批评，这里重提是再次告诫之意。这次章安翔接到手书后,立即分头向川北、川南军区和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传达了刘伯承指示，请他们迅速了解上述几位老同志的家庭状况报给野司，并要求派人前去看望。其后，又将各地回音陆续转告朱总司令和杨尚昆，告知他们家庭状况和各地组织部门作了看望等情。任务完成后,章专门到浮图关刘伯承住所作了汇报，刘伯承听了很高兴，特意将章安翔留下作了一次意远情深的谈话。首先刘伯承简略地讲了三次“左倾路线”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给党、军队造成的巨大损失及沉重的教训，讲到胜利得来不易： “我们今天得来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多少同志牺牲了，真是成千成万! ”接着讲到几位老帅： “总司令，我们相识最早，那还是反袁(世凯)战争时期，已经33年过去了。陈毅同志，1926年李大钊从北京派他回四川参加组织顺(庆)泸(州)起义，那一次是失败了。总司令也是领导,他在万县做杨森的工作。还有杨公同志，他担任四川军委书记，总司令和我是委员。公同志在1927年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捕牺牲了，才29岁，很可惜呀! ”刘伯承取下眼镜，用手帕轻轻地擦了擦湿润的眼睛，“要告诉程子健同志，研究一下，重庆应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 ‘三三一’惨案牺牲的烈士们，这件事我来告诉他们。”随后刘伯承又谈到聂荣臻：“荣臻同志家在江津,很早就去了法国，后来又去莫斯科学习，大革命时我们就在武汉相聚，南昌起义又在一起，长征中又一度在先遣队共事，一个任司令员，一个任政委，患难与共，也可谓是老搭档了。”提到杨尚昆,刘伯承说：“尚昆同志家在潼南县，公同志的弟弟，也是到莫斯科学习的。1931年回国,抗日战争在北方局。”然后刘伯承总结说：“这些同志，半辈子奔走革命，离乡背井，出生入死，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多少人牺牲了，使我们想起来就很难过，我们这些幸存者现在到了四川，到了西南，一方面要为牺牲的烈士树碑立传，永远纪念。另一方面，上述几位同志都远在中央、华北、华东，工作都很忙，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理应把他们的家庭状况及早地告诉他们，并应帮助解决困难，何况他们都向我们打过招呼呢!好,现在电报都已发出去了。我的心也踏实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948年10月下旬，我军即将发起淮海战役的前夕，刘峙集团以徐州为中心互相靠拢,企图固守徐州，控制陇海路商丘、海州段和津浦路南段，屏障南京。白崇禧集团控制平汉路南段，扼武汉、信阳、襄樊，屏蔽华南。敌人各个集团不仅不能构成完整的战线，而且处于被动挨打，面临覆没的困境。
　　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徐州以东地区为目的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于11月6日打响。此时，陈毅和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发动郑州战役之后，正沿陇海路向东攻击前进，准备钳制徐州之敌西顾，以配合东线之作战。11月2日，陈、邓进至商丘西南地区，发现孙元良兵团向宿县转移，并判断刘汝明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可能自砀山、黄口之线缩回徐州，似有东援黄百韬模样。因此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估计敌人有三种可能的动向及我军之三种打法，其主要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击行动，以钳制邱清泉、刘汝明两部，并拟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
　　陈毅、邓小平将上述作战方案,电报军委并发刘伯承、邓子恢、李达。
　　当时刘伯承与邓子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六纵队和豫西、陕南、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分别钳制、滞留张淦和黄维兵团于大洪山、桐柏山区，以配合东线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刘伯承于3日中午接电后即与邓子恢、李达反复研究，几乎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作战室。刘伯承再三推敲，总觉得方案偏多，思路分散，有未能击中要害之瑕。刘伯承认为，津浦路之徐(州)蚌(埠)段为敌人生死攸关的要害，孙(元良)兵团之被调至宿县即为此。从西面攻击邱清泉兵团，对会战重点支援之力不大。如兼顾西东两面，则力量分散，打不痛敌人，只有集中力量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斩断敌之中枢，击中要害，才能引起震动，引敌回顾，减轻敌人对东线的压力。
　　刘伯承当日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
　　报军委、陈邓：
　　同时接到军委2日20时及陈邓冬午两电：
　　甲、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江日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之中枢的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乙、我们仍令二纵6日到息县(走商城多2日以上行程，且多翻山经沙淮水网，不便机动)。六纵8日赶到上蔡、汝南间，分由南北夹击东进之敌，并令六纵力求保障陈、邓之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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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10:32:43 作者：余春水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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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