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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铁父亲秦邦宪

　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乘坐美方运输机由重庆飞返延安，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博古——正是当时与王若飞、叶挺等人一起在空难中丧生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他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秦邦宪。不过，很多人对这两个名字只知其一，而且，很多时候，博古是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今年是博古诞辰100周年，我们请来了他的儿子秦铁先生，他将向我们讲述他印象中的父亲。
　　
　　一
　　
　　秦铁：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高高的，头发是冲天的，因为头发很硬。再一个就是笑声爽朗，因为他左耳朵不太好，说话声音比较大。他总认为别人听不见，所以说话声音和笑的声音都比较大。
　　秦铁1940年出生，他和父亲秦邦宪、母亲张越霞生活在延安。他的印象中似乎很少见到父亲，6年中真正和父亲在一块儿的时候大概也就两三年。然而短暂的欢乐时光在秦铁脑海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记。
　　记者：你父亲叫您什么？
　　秦铁：我父亲叫我侠，侠客的侠，因为我母亲叫张越霞，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小侠，用谐音。
　　母亲张越霞曾经在一篇回忆博古的文章中写道：“你那样的高大个子，竟假装与小孩子打架……赤手空拳将孩子们打败了，你就更高兴起来，爽朗的笑声常吸引别人也来围观这一幕儿童生活。侠儿因为对你无可奈何，只好骂你几声‘母鸭子’。”
　　记者：父亲跟您一起，比如说教你玩啊，这样的机会有吗？
　　秦铁：有，只是一个礼拜大概也就一次或者两次，晚饭以后，或者上午，要休息休息，就说咱们现在放松一下吧，换换脑子。就上清凉山。我们自称为清凉山娃。他跟我们玩老鹰捉小鸡，往往是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大概有四五个孩子。他赢了，笑声爽朗，就哈哈哈的。我们输了，作为一个孩子，我有时候不服气，但是拿他也无奈，只能叫他一声“母鸭子”，因为他笑的声音非常大，而且非常像鸭子声。在清凉山上，他的笑声能传很远。
　　延安的清凉山是当时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出版发行部、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等众多新闻单位的所在地。1941年5月，中共最高机关刊物《解放日报》出版，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
　　秦铁：当时父亲是《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在延安，熄灯最晚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办公的习惯；一个是博古，因为《解放日报》报社编辑人员是有早班有晚班的。所以，清凉山上最后熄灯的就是我父亲的窑洞，但第二天早晨他们敲铃，换班嘛，白班的该起来了，我父亲也就跟着一块儿起来。后来，他这么一讲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时我看不着他。
　　1941年到1946年间，博古还同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在把精力倾注于新闻出版事业之余，挤出时间翻译了《苏联***(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马列经典著作。在秦铁的印象中，父亲伏案工作的书桌上总有一本用土疙瘩压着的书。
　　秦铁：他老压着一本书，拿土疙瘩压着，那个时候连砖头都没有，拿土疙瘩压着，是在翻译。
　　秦铁回忆说，延安时期，工作之余放唱片跳跳舞已经是最高的文艺生活了，而父亲却并不乐于此，倒是更喜欢出些谜语给大家猜。
　　秦铁：我父亲跳舞不多，他到那去就是给大家伙儿出个谜语。谜语猜中了，他非常高兴，有时候他用自己的稿费买点什么东西当成奖品，发给大家。
　　
　　二
　　
　　父亲“母鸭子”般的笑声，父亲书桌上的土疙瘩，父亲出的谜语……这些点滴细节深深地印在了秦铁的童年记忆中。1946年2月的一天，父亲离开延安去重庆，临走前他允诺将给儿子带回来两样梦寐以求的礼物：一双红皮鞋和一篓橘子。6岁的秦铁无从得知，这一次竟然是与父亲的终生诀别。
　　秦铁：我的印象是那天天气非常不好，阴沉的天，细细的雨，而且雨还不大，短时间在外面待着衣服都湿不了，长时间待着才湿，就像雾的那种，后来听到了飞机轰隆轰隆的声音。
　　1946年，39岁的博古接受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工作岗位，那就是以“政协宪章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身份前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参加宪章审议工作。2月13日上午，博古从清凉山启程，告别家人离开延安。
　　记者：您父亲最后那次走，你还记得吗？
　　秦铁：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我要到重庆去了，你想让我从重庆给你带回来什么东西？”我就说要两样东西，一是一双红皮鞋，二要一篓橘子。为什么要这两样东西呢？因为那时候从重庆回来的小女孩都穿的是红皮鞋，我知道有别的颜色皮鞋的话，我肯定不会要红的，对不对？
　　记者：小男孩嘛。
　　秦铁：就看见过这个，只有这个印象，就要一双红皮鞋。橘子呢，因为当时重庆和延安之间不是有美国军事调停组的飞机来回飞嘛，所以重庆办事处有时给捎来一些橘子，这些橘子就给一些领导人家里分分。这玩艺好吃，比那酸枣好吃多了，所以就想要这个。别的当时就没有印象了，还有更好的东西，但没要。就这两样，作为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双红皮鞋，一篓橘子，使年幼的秦铁更加思念父亲，天天盼着父亲带着礼物归来。直到1946年4月7日晚上，母亲告诉他，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
　　秦铁：我高兴坏了，那天晚上比较兴奋，睡得比较晚，折腾一阵，折腾累了，非睡不可了。第二天一早，母亲领我到机场去接我父亲，我特别高兴。首先我想到的不是他回来了，是我那两件东西回来了，可以说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感情，对父母亲在旁边不知道珍贵，而且马上又能见到，也不觉得非常惦记。说实在的，惦记的是自己想要的红皮鞋和橘子，马上要到手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感情。后来是到中午时间，听到飞机响声。
　　4月8日上午，博古和王若飞等13人乘坐C-47美式运输机，离开重庆飞往延安。飞机起飞后即用电台和延安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一切正常。中途飞机抵达西安，再次向延安发电说，飞机将准时抵达延安。当时的时间是12时25分。在这架C-47运输机上，中方人员13名，美军机组人员4名。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博古和王若飞，同行的还有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囚禁、刚刚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另外还有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他刚从巴黎回到重庆，也搭机返回延安。4月8日下午1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机场，准备迎接王若飞、博古等人的归来。博古的夫人张越霞也带着小儿子秦铁来到机场迎接亲人。
　　秦铁：那天机场人特别多，好像当时的五大书记除了周恩来（当时他在重庆）以外都到了，还有好多叔叔、阿姨及老百姓，场面比较壮观。可是后来，转了半个多小时吧，没声音了。听他们说可能明天再来。如果一般的情况下对这事我记忆不深，但因为我惦记着红皮鞋和橘子，所以大人讲的一些话听见就记住了。第二天也没回来，当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第二天凌晨，美军观察组忽然来电话说，飞机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中办主任杨尚昆立即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作了汇报。
　　秦铁：当时中央领导决定给全边区发电报。所说的全边区，就等于给各个边区的领导发电报，找有没有一架迫降了的飞机，而且跟美军观察组和杨叔叔那边也商量好，9日、10日两天，美军观察组派飞机在延安地区盘旋寻找。都没有消息。
　　一连三天，美军飞机在延安边区多方寻觅，仍然没有结果。一直到4月11日晚上10点，中共中央才接到从晋西北发来的特急电报，称该机于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发现，机已焚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

　秦铁：当时飞机从西安飞离以后，可能是迷航了，飞到了山西的兴县，飞机就撞在那石头上了。
　　4月8日飞机失事时，黑茶山附近村民曾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紧接着是一剧烈的爆炸声。
　　秦铁：第二天早上又上山去寻找，最后拣到了我父亲的图章和黄齐生的图章，另外还有重庆办事处一个圆形的章，已经烧了，烧变形了。后来说又找着了一个名单，这以后才正式开始收集遗体和辨认。当时张震他们跟我讲，非常惨。他们一边讲，一边掉眼泪，说完整的被烧的遗体就三具。三具完整的遗体有我父亲一个，有叶挺一个，有黄齐生一个。能辨认出来的一个就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长年戴眼镜，深度近视眼，他有那个痕迹。黄齐生呢，是因为清理遗体的时候发现有白的胡子根，只有他那么大年纪。三个大个，剩下的就是叶挺，代表团就他们三个人个子是最高的。
　　飞机是撞在黑茶山南坡东侧的一块巨石的南面，撞石的印痕清晰可见。飞机的残骸斜躺在一块巨石前的山坡上。
　　秦铁：那个石头本来是很大的一块石头，上头削掉一点。飞机从南方过来，把石头撞得向西北倾斜。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在当时发布的消息中称：“飞机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但是空难事件却留下诸多疑点。飞机在西安加油后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但是却飞到了东北方向。黑茶山高度2000多米，而C-47运输机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运输机性能良好，而美方机长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叶挺的长子叶正大回忆说，1951年周恩来曾经对他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四八空难”的真相长期成为一个不解之谜。直到空难60年后，当年的军统特务、隐居台湾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道出了真相。他回忆说，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中共重要的领导人物，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接受暗杀行动的杜吉堂当时是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他让手下假扮成机修人员，检修过程中在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导致飞机迷航并撞山。这次空难事件后，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国民党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国民党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
　　
　　三
　　
　　1946年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博古等人遇难的消息。噩耗终于传到清凉山。只是，6岁的秦铁还没有死亡的概念，他只是不停地问母亲，父亲什么时候才能回来。1946年4月19日，中共领导人与延安各界3万多人在东关飞机场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
　　秦铁：在延安开公葬和公祭大会，场面是人山人海。下葬以后，我母亲让我在那坟上磕头，我不干，我说这是个土包包，我给它磕什么头，我不知道里面埋的是我父亲；第二，我对死也没有概念。所以我说，这个土包包，我磕什么头。我不磕，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才跪下，只跪下，没有磕头。我始终认为，那是土包子嘛。那土包子小多了，山比它高、比它大多了呢，对不对？只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后来长大后，到现在，这是我心里始终非常内疚的一件事情。
　　1946年，秦铁的父亲秦邦宪在“四八空难”中牺牲。从此，父亲只能活在秦铁的童年记忆中。上了小学，秦铁才知道自己是秦邦宪烈士的孩子，到了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批判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年少的秦铁不知道什么叫左倾，只留下父亲犯错误的印象。但是，在私底下，一些叔叔、阿姨对他讲，你爸爸是好人。这一切，都让秦铁感到困惑。他学会了低调做人，并尝试慢慢了解关于父亲的一切，从名字到经历，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
　　秦铁：真正知道，应该是上小学以后了。因为有人说我就是秦邦宪烈士的孩子。我对烈士没概念，而且那个时候，说句比较可笑的话，我对父亲的名字也不知道。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1926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莫斯科时，所取俄文名字的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以后他就常用博古这个名字。后来博古渐渐为人所知，秦邦宪却被人遗忘。
　　记者：您的父亲在延安，您怎么称呼他？
　　秦铁：博古。
　　记者：您知道那个时候他叫博古吗？
　　秦铁：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秦邦宪，因为大家在清凉山都叫博古社长，都这么叫。博古我知道，秦邦宪后来长大以后知道了。就到现在，无锡知道秦邦宪，不知道博古的人，有的是。
　　记者：那知道博古，不知道秦邦宪的也有？
　　秦铁：也有。陕北那块，山西那块，知道博古，不知道秦邦宪。有的人就误认为是两个人。而且非常有意思，1996年，我父亲他们牺牲60周年，我们回延安。尚昆叔叔跟我们四家都见了面，照相，谈这些情况。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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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6:24: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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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