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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友阿甲与京剧现代戏会演

　　一
　　
　　我与阿甲认识近70年，是老同学、好朋友。前些年他已不幸离开人世。有些事常使我怀念：他为人善良、勤奋好学，在中国京剧改革和承传发展民族艺术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应该记下他的历史功绩。
　　1938年初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之初，我与阿甲同是第一期的学生，但无论年龄和学历，我们都相差甚远。那时他已是苏州美专(或杭州美专)绘画专业的毕业生。我仅是个15岁的毛丫头，阴错阳差也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虽然我们是同年级同学，但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常常像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鲁艺第一期，设有戏剧、美术、音乐三个系，不过五十多个学生，连院长、老师、行政领导人员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像个大家庭。那时候我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伟大的革命情谊吧。
　　阿甲原名符律衡，是浙江人。他地方口音很重，还有点口吃的毛病，一开口说话总是先“啊，这个这个”，听起来很像“阿甲”，以后他就把名字改为“阿甲”了。他的真名实姓后来倒好像被人忘掉了。
　　在鲁艺初期，美术系的同学除了专业的素描写生等作业之外，很多时间都要为戏剧系的演出做舞台美术工作，我们全校人手少，演出任务不少，工作常常在一起。我虽说是演员，但演出任务很少，因为我一腔广东音无法演话剧，多数时间在后台帮忙，在阿甲指导下搬桌椅、管服装什么的，所以大家很快就熟悉了。阿甲不仅是个美术家，还很喜欢京、昆，唱得很不错。有一阵他说让我改行学京剧，他会好好教我，他觉得我嗓子还不错。我感到很可笑，北京话我都说不好，还能唱京剧?但在以后我倒成为新歌剧演员了。
　　在延安时，不少老首长、老干部，包括毛主席、朱老总等，都喜欢听京剧，不大喜欢话剧，所以不久以后鲁艺来了一些会唱京剧、拉二胡和其他场面的学员，有金紫光、张东川、任桂林、王一达、任钧等人，大家凑在一起，时常唱京戏，不过没有正式演出。大概到1938年末，那时江青也到了鲁艺当女生辅导员，她会唱几句京戏，活动能量也大，对领导了解，于是排演了一出京戏，把田汉改编的《打渔杀家》改为《江汉渔歌》，由阿甲和江青主演。这是延安首次完整演出的一出京戏(当年叫平剧)。首长们看了很高兴，于是在鲁艺创办了第一个“延安平剧团”。阿甲是个领头的，还有金紫光、张东川、任桂林、王一达、王久晨、任钧等，以后又有从上海到延安的方华，大家从国统区买来戏箱、服装头面等等，逐渐的很齐全了。大概1939年初，演出了由《林冲夜奔》改编的《逼上梁山》。这时齐燕铭、罗合如等同志都参加了平剧团的领导，从此鲁艺有了“实验话剧团”和“延安平剧团”。后来“延安平剧团”主创的《三打祝家庄》成为革命京剧的典范之作，流传很广，受到很高的评价。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了“中国京剧院”，原来“延安平剧团”的人员成了骨干，而原有的中国京剧名角梅兰芳、叶盛兰等人，以及戏剧名家马彦祥，和其他解放区调到京剧院的人如马少波等，就都到了“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京剧团。北方各省有不少京剧名人名角也都成立了省京剧团，而各地方剧种如豫剧、山西梆子、江南的越剧、淮剧也都逐渐发展壮大，在全国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地方剧种在对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和娱乐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戏曲演出的剧目，主要内容都是历史题材，剧目也大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几乎没有反映现实生活或先进事迹和人物的新戏。当时曾有一些思想进步、敢于创新的戏曲工作者，开始尝试用戏曲形式来反映当代生活和先进人物，我记得比较早的有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郎咸芬等主演，来北京演出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好像警醒了广大戏曲工作者，原来戏曲也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部也表彰了这些成功的尝试。随后又有河南豫剧大师常香玉新创作的豫剧《朝阳沟》、山东的京剧《红嫂》，也获得很大成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极大欢迎，并从戏剧理论和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国戏曲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也形成了各自一套相对固定的规律和形式，不容易打破用来反映当代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剧种的大胆尝试证明了，程式并非都是不可变更的，而唱腔和表演亦可以在原来的特点上加以继承和发展，这就使得原来的各剧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京剧提出了新的问题，由于京剧经过二百多年的不断完善，无论唱、念、做、打都更程式化，更难于变更，改革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完整韵味和特色。虽然京剧本身有各大门派的不同，但都限于唱腔和表演上，而主要的各式框架是不变的，那么京剧能否演当代题材呢?其实在1958年“大跃进”时哈尔滨京剧团名演员云燕铭就带来京剧现代戏《自有后来人》，但是由于不少问题未解决好，没有引起京剧界的注意罢了。
　　
　　三
　　
　　1963年到1964年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曾经作过两次批示，非常严厉地批判了中国文联和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死人部，快要堕落为裴多菲俱乐部等等，引起文艺界极大恐慌，并已开展对不少名作家如田汉、阳翰笙、阿英等人的大批判。其实这时文化部已经在筹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审查演出并挑选优秀剧目。当时我在戏剧家协会工作，主管剧本创作，所以就参加到全国京剧会演办公室，主要是观看演出和审读各地送来的剧本。本来这次会演规模不大，有实验性质，后来国务院批示，既然是全国性会演，那么应该把范围扩大；只要有排好的剧目都可以到北京来参演。所以当时有数十个新剧目。为了挑选出好剧目，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北京的剧团，当时中国京剧院排练的《红灯记》已接近完成。我曾到人民剧场看过几次，这一剧目是由以前哈尔滨京剧院的《自有后来人》剧本重新改编而成的。改编者主要是翁偶虹，也有副院长张东川，总导演就是阿甲。他们组成一个班子，包括主要演员李少春和杜近芳等人，除了故事内容和《自有后来人》相似，其他的都已完全改了；特别是人物创作非常具有典型性，唱腔既没有脱离京剧韵味，又加上音乐伴奏的创新，导演的调度，舞台美术现实和人物性格造型等等，不仅已经完成，而且几近完美。我们曾去看过几次，看过排练的人都很赞赏。北京京剧院的《沙家浜》，是由上海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赵燕侠、马长礼和谭元寿等人不断创新，整个戏完成比较晚一些，那时还有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则是由北京人艺的话剧改编的，我们没有去上海看排练。
　　周恩来总理为了推广和发展京剧现代戏，批示只要排演出新戏的都可以到北京参演，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大为增加。我们收到二十多个新剧目，记得已经比较完整的有河南京剧团的《朝阳沟》，云南京剧团由关鹔鹴主演的《戴诺》，山东有《红嫂》、《奇袭白虎团》，湖南有《屈原》等等，把剧本寄来，我们看过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到更多地方观看排练。比如远道的云南就让他们提早进京；因为是名演员关鹔鹴创作演出的，应该比较好。当时有一出戏比较特别，即山东省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以抗美援朝为题材，舞台上出现了美国兵，而且有志愿军与美军开打的场面。这是所有剧本中独一无二的，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山东省委特别重视，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并特别邀请会演办公室派出人员审查，我们当时也实在派不出人去济南看戏，就提出让山东省京剧团提前来京，在北京审查该剧，他们知道后很快由省委宣传部阎副部长率团到北京来。
　　这次京剧会演是由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剧协协办的，中宣部也派人来参加了，林默涵是主要领导之一。会演本来与已经多年未参加文艺领导工作的江青无关。有一个晚上，我们正在人民剧场观看中国京剧院连排《红灯记》。这时《红灯记》已基本完成创作，只是让有关人员再次来看彩排，并提出修改意见，当晚林默涵和我们几个业务有关人员到场观看，阿甲和张东川还特别和我们坐在一起，以便互相交换意见。演到第二场时，忽听剧场外边传来汽车声，继而是零乱的脚步闯进了剧场，大家都很惊愕。只见周扬带领一群人走入剧场，和周并行的是一个穿军装、戴军帽、披着首长军大衣的人，大踏步走进来。这时大家都站起身来张望，周扬高举手势并大声叫暂停，剧场里的人都呆住了，阿甲赶紧走过去，张东川也走了过去。周扬放大嗓门喊道：“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带头鼓掌，又接着喊，“江青同志很关心京剧现代戏，所以来了解情况，你们继续排练吧。”这时在场众人都发呆了；有些人是认识江青的，大多数人恐怕没有见过面。阿甲走近前去，伸出手同时又像鞠躬。江青却打哈哈地说：“阿甲同志，大导演呀，听说你要把斯坦尼演出体系与京剧相结合，很好嘛”，同时伸出手来与阿甲的手碰了一下（其实她并没有坐下来看排练），环视一下所有人说，“很好，很好，我下次再来看排练！”随后昂首阔步走出剧场，周扬紧跟其后。

　　没有过几天，《红灯记》排演过半，江青真的又来到人民剧场，还是由周扬陪同，坐下来看完排练。她让所有主要演职人员，包括编剧导演，主要演员，我记得有张东川、阿甲、翁偶虹、李少春、杜近芳、袁世海、高玉倩等，围成一圈坐下了，江青发言，很严厉地说：“你们的编导都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难道暗号就是一盆花吗?李玉和一家都很贫穷，怎么穿新衣服?京剧有化子装嘛，应该改。李玉和是工人阶级，英雄人物，李少春个子太矮了，演唱都不够有分量，缺少英雄气。杜近芳是唱青衣的，铁梅应该是小旦。这出戏还要大改，李少春和杜近芳应该换人。”气势汹汹，在场的人都错愕吃惊，这时阿甲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的意见都很好，都对，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意思修改，如何改请你指示。只是两个主角不能换，因为已经排了好几个月，而且唱腔、动作设计等都是李少春他们自己创作又经过不断修改才有今天的连排，时间很紧，演员就不换了吧，求你啦江青同志!”但江青毫无所动，站起身就走出了剧场。
　　1964年6月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期间《红灯记》主角没有换，演出很成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大家都认为这是会演中最成功的现代京戏：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阿甲和张东川他们都非常欣慰。我们曾在一起谈论：《红灯记》的成功，无疑使京剧这一古老又有严格规律的剧种找到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1965年底，文艺界的“大革命”之风已开始刮起来了，阴风阵阵，人人不知所措。江青活跃起来：她首先要在京剧中闹革命，就在全国京剧会演的总结大会上。这次总结大会原来已决定请周恩来总理作总结报告，会议就在原文联大楼的会议室召开。全国各地来京参加会演的领导和主创人员参加，我记得是下午两点半开会，人们都兴高采烈等着听周总理的报告哩。开会时由周扬陪同周总理来到会场，可紧跟着的却是江青和她的卫士们。这引起了会场窃窃私语一阵骚动，因为有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见过江青。江青一行在前排坐下了，周总理即开始作总结报告，我记得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充分肯定这次会演的成绩，为京剧改革找到了很好的道路，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又特别提到演员们的努力尝试和创造，尤其是不少京剧名家们如马连良、李少春等都十分热情地参加京剧改革，为今后改革获得很好的经验；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创新绩。会议由齐燕铭同志主持，周总理讲话后，会议本来应该结束了。江青忽地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跑上讲台，对着麦克风大声吼叫，大家不知所措，周总理站起来，招手让大家坐下，说：“江青同志有什么话请讲吧。”江青没头没脑地就骂起来：“解放到现在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呢?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你们都拿着这样的高薪，一月几千几万，你们不是白吃人民的小米吗?你们对得住人民百姓吗?你们那些改革都是什么?”眼看着全体人员脸色刷白，无所适从，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说 “再见了同志们”，独自走出会场，江青一伙紧跟其后。
　　
　　四
　　
　　江青的京剧革命开始了，首遭其祸的是《红灯记》。江青到了京剧院召集《红灯记》主创人员会议；将总导演阿甲撤换靠边站；浩亮换掉李少春，刘长瑜换掉杜近芳，张东川留下，修改剧本。其实直到最后也没改什么，一直演到现在都与原来一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阿甲因“不听首长指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李少春被打成反动权威关进牛棚，直至郁郁而终没有重现舞台；杜近芳是幸运地靠边站。不久之后有关媒体就大肆宣传，说江青领导京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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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6:23:27 作者：张　颖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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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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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