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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阶平交往的日子

冯佩之与吴阶平相识甚久。吴阶平在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和协和医科大学任校长时，冯佩之先后任这两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人从相识到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前，冯先生向笔者深情地回忆起了——
　　
　　今年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吴阶平九十寿辰。为纪念这个日子，笔者在北京木樨地采访了吴阶平多年的好友冯佩之先生。冯先生现已退休，每日除了和老友们忆旧，就是研究书法。他的书法也许算不上飘逸轻灵，但在拙稚之中每每能看到真诚和洒脱。采访时，在他的案头，有一幅刚刚写完的条幅，我看了许久，不禁轻轻地念了出来：“与有肝胆人共事”。说实话，人到老年，还能有这样一腔热血在胸中奔涌是不多见的。冯先生知道我的来意，他指着这几个字，很认真地说，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也感谢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与有肝胆的人共事了一场。
　　
　　从相识到相知
　　
　　1962年初，因工作需要，上级调我到北京第二医学院任党委书记。那时困难时期刚过，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市决定建设北京第二医学院。记得刚到任时，学院还在创建时期，很多地方还是施工现场，耳边还不时传来建筑机械的隆隆声。
　　听了介绍才知道，吴阶平院长作为北二医的创建者，从寻找校址、勘察、设计到施工，都是他领导基建人员一点一滴做起来的，除了必须的出诊之外，他经常和基建人员吃、住在工棚里。这让我对吴院长产生了敬意。
　　北京第二医学院建成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好教学。吴阶平在办学指导思想、领导管理体制、办学模式、思想政治工作等诸方面都有新的思路。特别是他强调的基础教学和临床必须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和建立教学医院的实践，在当时都极富创意。后来这所学校为北京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有很多人成长为专家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吴阶平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我到任时，正好赶上吴阶平同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病。我深知这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医疗任务，事关国家外交的大事。我作为党委书记责无旁贷地要大力支持，并要照顾好他的家庭，免除他的后顾之忧。于是我首先请教务长安排好教学工作，在吴院长不在的这段时间，教学工作要能够正常进行；另外，经常到吴院长家里去看望，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这段时间里，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我安排车辆陪他们全家去观看开幕式。吴院长的夫人赵君恺患脑血栓导致偏瘫，日常行动都比较困难，我就与院党委的同志们紧急商量，请了全国著名的针灸专家杨继升大夫为她看病。我自己每天下班后，去接杨大夫为她针灸，和杨大夫共同研究病情，为她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一直持续了多日。后来听说陈光大夫赴日本留学后创建的“穴位注射”疗法对治疗脑血栓有效，我又请陈光大夫前去治疗，也是我每天接送。对陈大夫的医术我是了解的，我的“美尼尔症候群”就是陈大夫治愈的，所以也请他来为赵君恺治疗。经过杨、陈两位大夫的精心治疗，赵君恺的病情始有所好转。这让他的家人很感动，慢慢地我也就成了吴院长家很受欢迎的客人，和他的子女也非常熟悉，连他的第三代我都抱过、哄过，来往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其实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北二医党委和我应该做的，但吴阶平回国以后，为表示对我的感谢，特请他的父亲吴敬仪老伯和他的岳父赵老伯，亲笔为我写了条幅作纪念。
　　1964年，北二医组织师生到门头沟大台矿参加劳动，这在当时是师生们的必修课。因为带队的工作比较辛苦，本来由我带队就可以了，但他坚持要求带队，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劳动。那时我和他睡在一间屋里，每天劳动之后，已经非常疲劳，早晨醒来我俩都想出去散步，但又都怕把对方吵醒，想让对方多睡一会儿。结果就经常发生很有趣的一幕：他醒了，看到我还闭着眼睛，就也把眼睛闭上；我醒了，看到他还闭着眼睛，也把眼睛闭上，如是反复几次，直到我们俩同时睁开眼睛，相互对视一下，会心地一笑，才一同起床，出去散步。
　　这些小事还有很多很多，每忆及此我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温馨。他送给我的两幅墨宝，我也一直珍藏着。每看到条幅，便回想起我们相处的那些岁月。
　　
　　一张偷偷送来的球票
　　
　　1965年春，我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但一直和吴阶平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一年以后，十年浩劫开始了，我被批斗、关押，从此和吴阶平失去了联系，但我们的心一直是相通的。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令我难忘。
　　1969年正值造反派批判、斗争老干部最厉害的时期，也是林彪一号令后，各机关分散、干部下放的时候，我和吴阶平虽互相惦念，却无法接触。当时我被军宣队分配到长辛店农机学校参加劳动。一次在家休息的时候，吴阶平偷偷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一张首都体育馆的门票，让我去看中国乒乓球队在国外参赛后回国的表演赛。那时他在中南海为周总理做保健工作，我估计他的处境还好，不像我一样天天挨批斗，不愿和他联系，怕因为我受审查影响到他，但想到他专门来送球票，一定是有事找我，便硬着头皮去了。在体育馆里，我看到吴阶平的位置就在我旁边，我深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是不打招呼为好，便默默地坐在他身边。他知道我来了，也是既未说话也未握手，彼此心知肚明。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的比赛上，好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还是看着球台，低声问：“解放了没有？还在被批斗吗？”我用余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便也目视前方低声地回答：“批斗已经停止，但还在劳动。”他又问：“整天劳动你的身体受得了吗？”我说：“年纪大了，腰疼得厉害。”他说：“你应该去看医生，后天下午你去北大医院病房找一下周仁厚教授，让他给你检查一下，别搞坏了身体。”我答应他一定去。之后我们就专心看表演赛，一直默默无语。就这样坐着我们都感觉太压抑了，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受不了了，便站起来往外走。就在站起来的一瞬间，头朝我又低声叮嘱了一次：“你一定要去北大医院找周教授看病。”说完就走了。我则一直等到了比赛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翻腾了很久。一方面感激吴阶平的情谊，心里感到暖暖的；又一方面又觉得这真像是地下党接头，革命胜利都这么多年了，居然还用这样的方式联系，心里又涌起一阵凉意……
　　那天我按时到北大医院病房找到了周仁厚教授。见面时，他也装作是偶然遇到，开口便问我得的是什么病，让我躺在床上检查，他极其认真地摸了很久才告诉我：“你病得不轻，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卧床休息，免除劳动。”随即开了休息和免除劳动的证明。后来，我拿着周教授的这个证明，不论到哪个医院都能很顺利开到卧床休息的证明，这使我免除了在长辛店超负荷的劳动。如今我身体能有天这样健康，基本上是周教授那一张证明的功劳。
　　
　　突然来了调查组
　　
　　1969年我被“解放”了，当时北京市委准备调我到北京工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因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控制着教育界，我不想去，就向市委提出，我多年被斗，心脏有病，又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需要住院检查。于是我便住进了友谊医院。当时友谊医院有北二医毕业的70多名医师，都是我和吴阶平的学生。他们对我十分关心，听说了我的情况就问：“如果您不愿意到北工大工作，我们就从疾病上给你找出路，开证明。”学生们根据我的意见，为我认真地作了全面的检查，并把结果报告给北京市委，说我有胃癌嫌疑，需要长期观察。这样我就在友谊医院继续住下来了。

　　在我住院期间，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声称是中央调查组的。我不知来由，硬着头皮在病房里接待了他们。他们在病房里刚刚坐定，劈头就问：“你认识吴阶平吗？”我和吴阶平共事多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回答：“认识。”他们马上追问：“你们最近见过面吗？”我说：“没有，他在中南海，我在接受隔离审查，怎么能见到面呢？”当时我想，是不是我们在体育馆见面的事情被人发现、告密了？我心里很着急，怕这件事牵累了吴阶平，但表面上依然很镇静。他们又问：“你认识朱玉忠吗？”看来这几个人来意不善，我装模作样地思考了半天后，回答：“不认识。”他们急了，拍着桌子喊起来：“就是在中医医院的朱大夫！”他们连单位都点出来了，我只好说：“认识，我去看病时他还帮我找大夫、取药呢。”他们又追问：“你和他讲什么了？”我回答：“讲了我的病情，请他帮忙给我找大夫好好检查一下。我还问过北二医毕业生在中医医院有多少人，工作情况如何……”一番审问之后，他们十分不满，再次告诉我，他们是中央派来的，要我好好想一想，要老实交代，他们下次还要再来。这突如其来的调查，让我想了很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吴阶平是否在中南海出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吴阶平不会出事，凭他的人格也不会讲出我们见面的事情。那么是朱玉忠出事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说不定谁会出事，想来想去也没有头绪。第二天，调查组又来了，要我详细说说和朱玉忠接触的情况。他们问的事情，我都答不上来。他们问：“你们都议论了什么小道消息？”我说：“没有议论过。”他们又问：“你什么时候见到过吴阶平？”这就有点滑稽了，我说：“‘文革’前见过，他不是在中南海工作吗？我就是想见到他，也进不了中南海呀！如果你们能见到他，请代我问他好。”话不投机，答和问是南辕北辙，调查组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很快我的老伴韩文珍来医院给我送信儿，说中央调查组到家里找过她，问吴阶平到家里来过没有，吴和冯佩之什么时候见过面，以及和朱玉忠的关系等等。我听后心里大概有了一点数，让她马上去了解一下朱玉忠的情况，要告诉朱，不要胡说。不久后我得知，朱玉忠有一个在唐山的中学同学，两人之间来往比较多，这个同学在唐山和别人聊天时曾口无遮拦地说：“毛主席身体极差，已病危……”这句话被人告了密，于是“四人帮”马上派人追查，这位唐山同学无奈，讲出是朱玉忠告诉他的。调查组马上到北京中医医院追问朱玉忠，朱坚决不承认，结果被监视、审查，不能自由行动。调查组知道朱玉忠与我关系密切，于是便武断地推测：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只有吴阶平了解，一定是吴阶平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朱玉忠，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显然，这整个事件后面是有人想陷害吴阶平，抓住这个机会组织调查组，企图通过施加压力，从我这里捞到材料。我刚刚被“解放”，尚未工作，根本不知道什么秘密消息。调查组从我这里得不到需要的东西，便关押了朱大夫，不断追问和吴阶平的关系，以及什么时候和吴阶平见过面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老伴在我与朱大夫之间不断传递消息，指导应该怎样对付调查组，这更坚定了朱大夫正确处理问题的决心。由于我和朱大夫的口径一致，“无懈可击”，时间一长，调查组也就松懈下来，直到“四人帮”被捕，此事遂不了了之。
　　
　　吴阶平愤怒了
　　
　　我和吴阶平相处多年，在我的眼睛里，他从来都是谦谦君子，不要说愤怒，就是情绪激烈的时候都很少见。但前一段时间，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搞了一次征文活动，从当时在中办工作的仲翰那儿我才知道，吴阶平在那个人人钳口而言、重足而立的特殊年代，为了被诬陷的医护人员，拍案而起，真的愤怒了一次。他这一怒，让我看到了他襟怀磊落的大无畏气概。
　　这件事情要从“文革”中的“苏枚案”说起。苏枚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的胞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在济南做地下工作时因叛徒告密，与28位地下党员和领导人一同被捕，这些人在狱中都先后被敌人杀害，唯有苏枚出狱生还。建国后，苏枚随康生和曹轶欧来到北京，“文革”前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开始后，苏枚因在山东单独出狱一事，心中极端害怕，惶惶不可终日。1967年“造反派”开始到处“揪叛徒”之时，苏枚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为了查明苏枚的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结论是“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灵）中毒”。中国科学院、卫生部、总后勤部等药检单位经多次化验鉴定，结论一致：“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公安部、政法干校、北京市公安局又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察，也认为苏枚系自杀身亡。
　　但康、曹拒不接受苏枚自杀的结论，说什么：“苏枚很坚强，没有自杀的思想和迹象，绝不会轻易自杀”，“苏枚身体有瘢痕，是被打击致死的”，“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于是康、曹一面指示当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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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5 6:22:48 作者：刘华扬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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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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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