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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曹阿瞒

曹操在历史上可没有少挨骂,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其一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按圣贤经典行事的人。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让他声名鹊起，人们却都只记住了后半句。其直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最为后人诟病,他在魏武三诏令公然宣称：“高才异士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放弃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提倡不拘一格惟才是举亦颇遭非议。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儿子夺位篡汉革鼎移祚,更使他成为大大的“汉贼”,以致今日的一般民众对其都殊无好感。

其二传统的史官作史,专以褒贬为己任,将一切是非功过都归结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是故揪住历史人物的道德问题大书特书。曹操这样一个典型的乱臣贼子自然成了反面教材,史家于此多有批判,以彰显礼仪名分纲常伦理。曹操“祸国殃民”的诸般罪行几经史家“炒作”再加上罗贯中同志的<<三国演义>>的大力宣传,其知名度不亚现今的任何明星大腕。

我们如果真正的走近他，可以发现其实在他身上矛盾重重。他一方面高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追慕先贤周公，另一方面又说“江湖未静，不得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不得幕虚名，而处实祸也” 将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让汉献帝做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他一方面吟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才若渴，另一方面却又杀孔融杨修崔琰逐荀彧祢衡。他一方面不无得意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俨然以扶汉室于将倾的中兴功臣自居，另一方面却又“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封魏公”“晋魏王”以周文王自命，代汉自立之心昭然若揭。

我如果仅仅把他放在三国这段历史里，对他的认识理解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当我们用远距离宽视界长时间的大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把他放在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暴发到公元589年的隋文帝灭陈的405年间长期混战大分裂的历史中考察，我们或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秦汉“第一帝国”的瓦解

由于大规模治水、救灾和抗击“15英寸等降雨线”以北以西游牧民族的需要，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形成了一早熟的大一统帝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对一个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它为了维持自身，要求培养数目庞大文职人员和常备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和军事人员会越来越多所需要的费用会膨胀的越来越大。而大一统的国家的农业经济在多数时间里已或多或少地处于停滞状态，无力承受这种经济负担，众多大一统国家因此而被接二连三的推翻。
具体到秦汉帝国，举察制与征辟制的长期施行的结果是“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形成官员既要忠于君主又要忠于举主和上司的“二重君主观”。朝中显贵累世公卿援引私人广植党羽而成豪门巨室，君主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再加之东汉政权本来就是依赖高门大户各方豪强建立起来的，豪强地主利用政治特权进而拥有掌握了巨大的经济特权。土地的高度集中不仅中央政府的经济利益受到侵蚀，更激化了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社会动乱一触。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东汉政权因地方豪强羽翼丰满尾大不掉和中央经济财政破产而土崩瓦解。

长期分裂的不可避免

黄仁宇说“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
对于黄氏的上述说法我们该如何理解?

传统的史家基本都以英雄史观和政治史观作史,故特别着重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和朝代的兴衰轮替的叙述。殊不知政治组织的的变化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肤浅的表面征象,是暗流汹涌历史长河的水波浪花而已,故朝代的兴亡更替是最直接也是最表层的反映历史的前进发展。另外从唯物史观看,只能是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不能造时势,历史人物也只是比常人更能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与要求,顺应历史潮流而奋起,建功立业推动历史的前进。
我们需要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低水平的均衡的经济的破产,经学的僵化,豪门士族或以学问或以阀阅形成政治经济特权使得中央权威丧失。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在进入公元3世纪后,已无法通过局部改革修正而存活，只能是另起炉灶全面变革。不论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还是民间的低层机构都需要全面改造。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农村经济，适合于简单而雷同官僚机构的统治，一旦经济文化进步，各级官僚即不能对社会实行有效管理，土地兼并盛行,富者田连肝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官僚名士们或是以道德名义抑制豪强或与之勾结鱼肉百姓。事实上，即使是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地；有些则惩罚对手时将他们的亲属与宾客一并杀害。这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土地兼并之后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曹操平河北，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晋武帝司马炎惩曹魏不行封建而轻易为司马所取代之失,大肆分封诸王,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流民”问题与分封问题纠集,“八王之乱”的祸根于此埋下。由“八王之乱”又引起“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难渡,兹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立国,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相继诞生,但这些政权都不能结束长期分裂的局面。

乱世英雄起四方

自黄巾起义董卓入京以后，四方豪杰蜂起，曹操乘势而起举兵讨卓，收编黄巾军以为己用，抑制群雄，一统北部中国，使大汉帝国苟延残喘死而不僵。
然而曹操与整个时代是凿枘不相符的，长期分裂的局面无可挽回，士族门阀的兴起无可阻当，皇权的架空更是无可奈何，他的矛盾与悲剧皆缘于此。除此之外，他自身也有两点缺陷。
其一、他的门第出身不好，他不是出身在世代卿相的钟鸣鼎食之家，不能取得士族豪强阶层的认同与支持。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在东汉这个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宦官乱国成为朝野共识的时期，他自然不能取得巨室豪强所的支持。
其二、他的军队是帝国体制外的，是没有法律依据收编黄巾军而成私人武装。以体制外的力量维持现有体制，自然是费力不讨好难以功成而易遭非议。

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其意义不止是为曹操一统北方奠定基础。袁绍代表新兴地方势力，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与之抗衡的曹操这时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由学阀而变为军阀的袁绍，妄想颠覆东汉政府,而有宦官家势背景(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的曹操以非士族豪强的身份以私人武装“青州兵”企图维护东汉政权的完整与权威。曹操虽胜,而后汉不过延命二十载而已,“汉室不可复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曹操的心路历程

曹操自称“本志有限”,其从政之初“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因“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不得以辞官归故里。“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举义兵讨董卓降黄巾,灭袁术于淮南,战袁绍于河北,征刘表于荆州,定鼎华夏功勋卓著,自己也认为“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赤壁大战后,曹操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的政治待遇。封魏公，建宗庙、立社稷,加九锡，晋魏王，权力与地位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汉献帝相比他只缺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如果把这些都归咎于曹操个人的野心与欲望的膨胀,恐怕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其实我们可以把曹操的政治生涯以赤壁之战为界分成两段。赤壁大战之前的曹操以古之中兴名臣自期自许,希望以一己之力剪灭群雄混一九州定鼎中原拯救汉室。自己也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业,功绩汗青书之不绝,与伊尹周公并驾齐驱。
儒术在治世时可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安民,但乱世时却不可以之拨乱反正成王称霸。在礼崩乐坏“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群雄逐鹿“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以“兴义兵，诛暴乱，朝天子，佐王室”起家,必需儒法并举杂用百家方可成就大业。他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征袁绍、平乌桓、灭刘表、驱孙权、定关中、击刘备，一直以尊汉的名义，打着“奉天子以令不臣”旗号,儒表法里兼用兵、纵横、杂诸家之术。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意识到鼎足之势已成长期分裂难免,更清楚了汉室不可复兴吴蜀不可卒除。而他此时已54岁了,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他的平生功业只能如斯了。<<龟虽寿>>或许就是他此时此刻的写照。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天年。

　　

他处在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若他还政于献帝,将军政大权全部交出,不仅的一生拼打的事业会人亡政息,就是他的身家性命也堪虞,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所以才会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另外,那一批投奔而来与他征战南北指望能够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的,那么他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将夺权进行到底。为此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清除异己分子,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当初他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扯着虎皮作大旗,组成统一战线,各方英雄人物前来投奔。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分不清他们哪些是投奔曹孟德而来的,哪些投奔是大汉王朝而来的。当曹氏集团与大汉王朝两者一体的时候,这个矛盾不会突显,一旦曹氏集团打算与刘氏集团分道扬镳说沙扬娜拉的时候，曹操必须将那些大汉王朝的铁杆粉丝和曹氏集团内部的“走资派”干掉,保证政权始终在“人民”手中。

　　其二、扩张自己的权势,缩小与皇帝的距离,为代汉自立做准备。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曹操破马、韩回来，获得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的政治待遇。征孙权回来，曹操获得的是封了魏公，他平汉中、伐张鲁回来以后，由公爵晋升为王爵，封魏王,建宗庙立社稷,而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 只在死后得到了由他儿子追封的“魏武帝”这样一个假皇帝的名号。我认为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此时已掌握了绝对权力，如果再要取得皇帝的虚名,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一个舆论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必须承担很大的与收益并不对等风险，这种赔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

　
　　其次，曹操一再称“本志有限”,“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自己绝对没有代汉自立的意图。况且他是靠“奉天子以令不臣”“发家致富”的,这时候代汉自立，就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自己打自己嘴巴。一旦他最先称帝，刘备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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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4 12:02:3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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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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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