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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汉奸”

注意,这里我不是用“汉奸”之类带有强烈道德批判色彩的词语来界定一代枭雄吴三桂,而仅作名词之用。因为道德为中国人讨论一切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一经提出,所有事情再无转寰之余地亦无再讨论之必要了。传统的治史者最大的问题是把一切是非都归于个别历史人物的贤愚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将历史人物简单的脸谱化,很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今日我辈当引以为戒。

说到吴三桂,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陈圆圆,“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吴三桂因陈圆圆而降清引清军入关的这一段历史,经由吴伟业的<<圆圆曲>>而广为人知。陈圆圆也因此无可避免地被戴上“红颜祸水”的帽子,与妲己裦姒杨玉环并列于历史之中。希腊不同于中国,他们可以为一个女人而进行一场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海伦并没有遭到任何的非议,这在中国看来是不可思义的。其实“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几个弱女子又怎能在大丈夫掌权的世界里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呢?

当吴三桂接到崇祯勤王的诏书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夜,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城克府所向披靡。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的数万关宁铁骑是挡不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的，他可不想为崇祯皇帝殉葬。但是圣命不可违，万一出现奇迹,北京城没有被农民军攻克,那么他抗旨欺君的罪过就大了。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拖,拖到局势明朗的时候在做决断。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崇祯自杀,这时候局势也渐明朗了。只有数万军队的他想另立山头自己单干显然是力有未逮,拥立一位明室后裔举兵讨贼再造中兴显然也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稍有不慎就会腹背受敌遭受灭顶之灾。在明、闯、满成三方势力之间，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

　　其实他只有有两个选择。一、归顺李自成,二、投降满清
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投降满清而不是归顺李自成。“冲冠一怒为红颜”只是文人之言,难以为凭。乞师于满清仿申包胥哭秦廷以复国,不过是粉饰之词,亦难以使人信服。

一直一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误解，把农民阶级当成先进的代表历史潮流的阶级,把刘邦、朱元璋参加的起义和李自成起义笼统地称为“农民起义”对其大唱赞歌。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中是没有所谓的先进阶级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及知识分子,在没有先进的思想武装和引导他们的情况下,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先进性可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杨家天下李家坐罢了,那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呢?当然这其中具体的原因有很多,笔者打算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象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这样的只有清一色“根正苗红”的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我们把这一类起义称为“贫民暴动”型起义；另一类是象秦末起义、隋末起义、红巾起义这样的不仅有广大贫苦农民参加，而且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甚至官僚统治者参加的成分混杂的组成统一战线起义，我们把这一类起义称为“社会变革”型起义。

“贫民暴动”型起义，它的参加者难几乎都难以维持生存的贫民。他们起义的目的也很单一,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均田免粮吃饱肚子。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成员不但没有参加，而且还极力帮助中央王朝镇压起义军,比如像曾国藩的湘军。“贫民暴动”型起义往往是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他们能给予旧王朝以重创但难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们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诸如“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也只能是口号,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与现实严重脱节,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他们常常是为反抗而反抗,没有自己的远期的战略规划和符合实际建国纲领,为后面改朝换代铲平道路作嫁衣而已。

“社会变革”型起义的发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要推翻的政权已不具有“正统性”与合法性，孟子说“君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孟子在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在儒家看来,祸国殃民涂炭生灵的国家与国君已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了,全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可以联合起来推翻它。秦朝末年、西汉末年、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都是属于这种具有法统上的正义性且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的“社会起义”。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首举义兵,其口号就是“伐无道,诛暴秦”,继之的刘项都不单纯的“贫民起义”，项羽是楚国贵族出身就不用说了,刘邦虽然是一小小亭长但是其阵营里萧何曾是沛县的“公务员”张良更是世代相韩贵族后裔。西汉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为王莽篡汉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身为帝室之胄的刘秀一匡天下兴复汉室。元末红巾起义一方面是因为在元朝的统治下哀鸿遍野天怒人怨,另一方面被视为夷狄的`蒙古人统治华夏本来就不具有正义性。而这其中,朱元璋能够异军突起荡平四海还因为他进行的是一场联合地主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起义”。正因为“社会起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那些起义领袖如刘邦和朱元璋刘秀和李渊，就既能够直接指挥起义农民为其冲锋陷阵，又能够利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各级政权,所以他们最后都能一统九州建国称帝。

李自成的农民军其参加者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军提出的口号都是“均田免粮”“三年免征等的口号,这就决定了其领导人不能向农民征税,只能够用“劫富济贫”的方法求得生存和发展。但是长久免粮是不可能，除非流动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走向垮台。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尽管都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京城并登基称帝，但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另一方面,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后表现出对官僚、地主那样的残忍态度，使明朝的官僚地主看到了不但与农民军联合起来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岌岌可危,官僚地主阶级无可挽回地都走到了农民军的对立面。那些在李自成起义大军压力下投降了的明朝官吏和将领和普通百姓，在占领北京后，农民军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使他们认识到，李自成并没有长久坐江山的能力。
吴三桂也正是从李自成和农民军进城后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了李自成非命世之雄主难成大业,大顺政权的瓦解不可避免,所以在一番利害权衡之后,毅然决然地投靠了满清。

促使他降清,除了上面的原因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在他降清之前,在这明亡清兴的大变局中,还有很多将领投降清朝成为“贰臣”。他不是第一个降清也不是最后一个,使得他的投降不会在道德与民族大节上有很重的负罪感,在我们这个讲求“舍身取义,杀生成仁”的气节的国度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天命三年（1618），明将游击李永芳献城投降。天聪五年围大凌河城，明将吏张存仁等降者达130多人！祖大寿(吴三桂的舅父)、祖大乐、祖大弼及其家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其将吏,还有松锦之战中被俘而后降清的洪承畴,都是降清的著名人物。

吴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主观上讲，即便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多尔衮也不是秦哀公。乞师复国报“君父大仇”的说法不过是他投降的一块遮羞布,满人入关后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是让吴三桂以报“君父大仇”的名义剿杀农民军和其他反清武装。吴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当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将汉奸做彻底。最后闯贼是平了，大仇似乎也报了，但大明却没有复兴,他成了借吴师灭楚的伍子胥,而不是乞秦师复楚的申包胥。
吴三桂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身份是大清平西王，在其人生最后六年,又举兵反清,挑起一场叫做“三藩之乱”的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吴三桂举事反清时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了一首诗。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在明亡清兴大变局中的矛盾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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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4 11:59: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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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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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