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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隆中对拷问诸葛亮

1800年前(公元207年),一个“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的千古英主,一个“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万世名臣,风云际会,在南阳诸葛草庐中,畅论天下,笑谈三分。这一段风流佳话引得后人无限遐想,<<隆中对>>更被誉为旷世未有之奇计良谋,刘备正是以此为建国纲领,雄据荆益,建号帝王,三分天下。
　　论述关于<<隆中对>>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笔者不必狗尾续貂了,本文想从另一个方面对其进行思考,分析<<隆中对>>中的不足之处及与蜀汉政权灭亡的关系,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荆州是个烫手山芋
　　　　
　　　　诸葛亮认为荆州是用武之国必争之地,难道曹操孙权不这样认为吗?事实上,早在7年前即公元200年鲁肃就向孙权提出了吞荆州夺益州,划江称雄,然后北伐中原一统寰宇的战略规划。曹操对荆州更是觊觎良久,只是由于北方尚不稳定时机尚未成熟,才未采取行动。一年后(公元208)曹操在北方已定兵甲已足的情形下发动的“赤壁之战”,其直接目的就是夺取荆州。所以,与其说荆州是必争之地,倒不如说是是非之地是烫手的山芋。在各方势力都想染指的情况下,刘备集团夺取荆州无异于虎口夺食火中取栗,就算一时侥幸夺得荆州,能不能守得住也大成问题。其后的“吕子明白衣渡江,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悲剧,就证明了夺荆州不易守荆州更难。当然,东吴急于夺取荆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荆州处长江中游而东吴处长江下游,由荆州攻东吴顺流而下一日千里易如反掌,而由东吴伐荆益,则逆流而上,万分艰难,故荆州对于东吴来说,是战略要地,是咽喉门户,非争不可。后来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故事既说明了从上游顺江而下直捣金陵是何其容易,也说明对东吴来讲荆州是确实是必争之地。

益州难成霸业
　　　　
　　　　诸葛亮认为益州是天府之国,刘邦以此为根基而成就帝业,所以刘备也应效法刘邦据有益州以图天下。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历史上果真是“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吗?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正月(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可见刘邦在益州汉中连头加尾也就待了四个月,哪里称的上“因之以成帝业”,况且以后楚汉相争的主战场在以荥阳为中心的豫州和以彭城为都会的徐州之间展开的,而刘邦的后方根据地则在关中三秦之地(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所以应该是高祖因关中以成帝业而不是因益州以成帝业。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没有那一个建国益州的政权能够成功的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先汉与后汉之间的公孙述政权，三国时期的蜀汉，魏晋时期的成汉与谯蜀，五代时期的前蜀与后蜀，元末的明玉珍政权,它们都只能是偏据一隅,终为中原王朝所取代。益州避乱自保尚可,决非成就王图霸业之地,王夫之也说“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书宛、雒、秦川之两策，不可也”。成都平原与汉中平原固然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相比,耕地面积还是很有限的,山地及丘陵大面积存在,农耕经济十分落后,有限粮食的产量限制了人口增长(当时魏国人口大约四百四十三万，西蜀仅九十四万),这也极大地制约了军队人员的数量和后勤的保障。崎岖的道路和闭塞的交通,使的蜀地与外界缺乏经济文化交流,文化教育难以展开,人才更是十分稀少,蜀汉政权的重要人才几乎都不是益州人。战争=人才+兵员+后勤,既缺人才又少兵员再加上经济落后后勤难以保障,决定益州实非帝业之基。
　　　　
　　　　
　　　　
　　　　益州崇山峻岭蜀道难行的地理环境，是一把双刃剑,艰难险阻不仅阻挡了敌人的入蜀，同样也阻挡了自己的出蜀向外扩张。在元朝以前入蜀通常只走两条路线，一是从甘南、汉中入蜀，一是从湖广入蜀,出蜀亦如是。后来元朝与清朝比较奇怪，元朝是从西藏进入四川西南地区，然后东进。清朝入川路线从两广地区迂回包抄进入四川的。因此汉中与湖广是四川的门户，一旦失去这两个区域，那么蜀汉政权的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而早在公元219年,荆州就为孙吴所夺,故以后的蜀魏交战,蜀国只能由汉中出兵,而最后魏灭蜀亦是走这条路线。
　　
天下有变在何时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认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天下有变”,何谓天下有变?就是曹魏集团出现大的混乱,北部中国再次濒临分裂。那么如果天下无变呢?诸葛亮没有明说,我们不妨替蜀汉集团规划一下,应该是外联东吴内修政治,发展经济厉兵秣马,大兴教育招揽英杰,积极准备以待时机。很不幸的是终诸葛亮治蜀的后半生,都是天下无变,可以说直到蜀汉集团灭亡,都是天下无变。曹丕灭汉和司马代魏都是“和平演变”兵不血刃,没有发生动乱,且司马代魏其事发生在蜀汉政权灭亡两年后。真正的“天下有变”是在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及其后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而此时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已过57年了,距邓艾灭蜀28年了,早已是“一夜风云散,变换了时空”。
　　　　
　　　　
　　　　我们就要问了，既然天下无变不具备北伐的条件，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屡次兴兵北伐曹魏，且屡败屡战死而后已？
　　　　其实诸葛亮从公元207年出山到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其主要的工作是外交和后勤方面的，而不是或不主要是政治军事方面。这不能说是诸葛亮不受信任，至少也是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后升为军师将军，具体工作是署左将军府事,因为刘备这个时候的正式职务是左将军，诸葛亮就是左将军府的大管家。在刘备外出的时候“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当蜀汉政权进入“诸葛亮时代”，每自比管仲乐毅以贤相良将期许的诸葛亮当然要大展宏图一偿夙愿。人生苦短，百岁匆匆，天下有变更好，但即使天下无变，也不能无所作为坐等机会的来临，真正的英雄豪杰无双国士是“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那么对于诸葛亮的屡兴兵戈北伐中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唯物史观审视历史,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英雄人物改变不了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只有时势所造之英雄,没有造时事之英雄,诸葛亮这个千古英雄也不能例外。对于北伐,蜀将张翼曾直言“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魏国华歆曾上<<止战疏>>于魏明帝,但是把它送給诸葛亮也未尝不可,其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原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徵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华歆认识到了三国鼎足之势既成,短时间内这一局面难以改变,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治国应以保境安民发展农桑为上,劳师动众征战杀伐为末,一但国强民富人心所向,一统九州就非难事了。诸葛亮匡复汉室的忠心和勇气令人钦佩,但逆历史潮流而为,其结局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以一言蔽之,陈寿认为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却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亦可部分地解释诸葛亮数次北伐而无功,但恐仅一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不能完全将问题解释清楚。
　　　　
　　
兵分两路不可行
　　　　
　　　　 <<隆中对>>中,诸葛亮认为北伐的策略是兵分两路即荆州益州同时出兵两面夹击曹魏。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战略决策科学可行吗?执行战略决策能最终取得北伐的胜利吗?
　　　　
　　　　朱子彦教授在<<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一书中认为,关羽不断破坏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诸葛亮必欲除之而后快,故对关羽北攻襄樊不加阻止,关羽兵败后也不发兵增援,借魏吴之手杀死关羽。那么这里我提出两个疑问请朱教授作答,<<隆中对>>中诸葛亮制定的北伐策略是荆州益州同时出兵两面夹击,而荆州则是由关羽把守,若关羽兵败身死,那么荆州将非蜀汉所有,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不就泡汤了吗?诸葛亮会这样干吗?刘备与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刘备会看着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而不管吗?若说是刘备没有察觉,那也未免太看不起刘备了。是故关羽兵败身死,是因为关羽自作主张孤军伐曹发动襄樊战争,蜀汉集团此时陶醉于汉中的军事胜利之中,刘备对此听之任之。而关羽攻襄樊前三个月征战勇猛，势如破竹,形势一遍大好，根本不须派兵增援，后来形势急转直下而吴国又从背后捅刀子,此时就是想派兵增援也因为由荆州到成都山险路遥,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坐观关羽败亡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以形势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雒，失轻重矣。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挠，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师挫，则秦川之气枵，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踰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
　　　　
　　　　荆州益州相隔千里,彼此之间信息交流十分困难,,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军事行动难以彼此呼应协调一致,兵员粮草在两者之间增援输送更是困难重重。毛泽东在评《二十四史》之《三国志》论诸葛亮之成败时谈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况荆州乃战略要地两面受敌,既要北抗曹魏又要东拒孙吴。若“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则难保东吴不会偷袭荆州。如果把关羽攻襄樊看成是一次北伐的预演,那么关羽兵败荆州丢失则宣告兵分两路北伐的战略决策的彻底破产。
　　　　
汉室不可复兴
　　
　　 “兴复汉室”一直是刘备集团的政治口号和建国纲领,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前,“兴复汉室”的旗帜与“帝室之胄”的身份是刘备的全部政治资本,刘备正是凭借它们才能从一个织席贩履的市井之辈几经征战而面南称帝。但是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后特别是蜀汉政权进入“诸葛亮时代”后,它逐渐变成了政治包袱,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几乎将诸葛亮压垮。
　　
　　事实上,鲁肃很早就说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 ”,汉室之大厦将倾,独木不可支也。但“兴复汉室”既是蜀汉政权的政治招牌也是政治任务,蜀汉政权必须不遗余力地讨伐“篡汉”的曹魏政权,而不能与之停战讲和。因为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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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4 11:55:5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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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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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