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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东西方文明的分歧和演化

引言：文化比较的经济学研究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一连串对外战争的失败, 引发中国启蒙运动家对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以后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先后两次把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推向高潮。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以韦伯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以及中国启蒙运动家一直把儒家文化视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障碍(Weber 1968,1995)。然而近年来世势大变,日益增多的东西方学者把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儒家文化的价值传统；而认为欧美社会的种种病态，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享乐文化泛滥的结果。

百年来中西文化优劣评价的变迁,不仅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改变,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和文化本质的理解。我们看到：世间种种文化都有其生长和发展的理由，每种文化的具体形态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所谓文化的先进或落后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有相对的意义。绝对论或直线式的推理是颇有问题的。

当展望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对文化和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与五四运动启蒙家们相比，在思想方法上有不同的出发点。这也是这次我回北大所作的一系列讲演的主题: 新兴的复杂系统科学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如何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经济社会科学,以及传统的人文学科。下面我从自己的心路历程开始,先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怀的中西文化分歧问题,然后讨论经济学中的非平衡演化问题, 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最后讨论当前国人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 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 以及中国改革的全球战略。

我对中西文化分歧的历史原因产生兴趣，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革命之中,当时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毛泽东号召读马列，引起我对马列原作的兴趣。我发现马克思说中国、印度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马克思 1867)，和当时流行的"封建统治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并不一致。毕业后我到四川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在实际观察和国际比较中, 我深感交通和通讯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中的重要地位。我开始感到当时实行的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在阻止商业流通和劳动分工发展方面的害处远大于对社会稳定的好处。农村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是以粮为纲。

七十年代末思想界开始辨论传统的农业政策。对毛泽东"以粮为纲"、"一大二公"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讨论逐渐开放。我在1979 年写了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从中、西方经济技术不同的农业结构导致中、西方政治军事不同的战略思想出发，批评以粮为纲、土地战争的传统路线不仅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技进步，而且导致周期动乱，生态恶化。文章先作为内部会议文件印发，后来又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令人深思的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叛最激烈的毛泽东，其以粮为纲的经济政策和农民战争的军事战略，却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土地战争的经验一脉相承。与当时的政策讨论相并行，中国的农村改革，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松动粮食的指令性生产，允许多种经营，不把经济作物当作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来限制。然后是松动统购统销，允许长途贩运。包产到户的初期阶段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但只有允许农民进城的对内开放，以至打开国门的对外开放，才会有乡镇企业奇迹般的发展，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轨道。

我在国内时，思考的是中西文化分歧的经济原因，为的是探讨改革的对策问题。出国以后才发现类似的问题正在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中被研究, 我的许多想法与文化唯物主义和年鉴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Harris 1980, Braudel 1981)。我在加入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的研究以后，从复
杂系统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理论生态学的模型，把文化行为模式引入学习竞争模型，研究稳定性与复杂性的关系。我们下面来讨论和中国经济社会演化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对中西方文化分歧原因的重新认识

我要事先说明，我们现在讨论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本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家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中国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是和当时的革命运动紧密相关的。我们今天的讨论，重在对中国问题有个全球视野下的研究，使中国文化的经验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所以，在讨论自己出国前的工作之前，先对当代有关的各派学说，作一简明的介绍。我感兴趣的是各个学派不同观察角度的贡献，给大家作参考，我并无历史评价的褒贬之意。

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批评和剖析，包含着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归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近十几年中国的经济起飞让许多经济学家困惑：中国自然资源、人力(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国外援助都不如东欧，怎么反而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规模又最大的国家呢。于是，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因素，就统统用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来解释。那怎样理解文化呢？难道中国的停滞和起飞都由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吗？

对文化的解释，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我这里借用传统术语，分别指社会演化的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并无褒贬之意)。文化唯心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韦伯(Max.Weber)，他的资本主义起源得益于新教伦理说代表了西方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观点(Weber 1930)。金观涛写过"兴盛与危机"一书，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是中国停滞的原因(金观涛、刘青峰1984)。他虽用了控制论的术语，实际立足文化唯心论。另一派就是马克思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人类学家中至今具有广泛影响。文化唯物论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东方**起源于水利社会说(Wittfogel 1981)。

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现象，而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前资本主义、尤其是原始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对民族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研究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如何影响其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其宗教行为。比较有名的代表是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他发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理性的一些民风教俗，从生态角度分析来看却是合理的制度安排(Harris 1974) 。例如，伊斯兰教不许吃猪肉，印度瘦弱的"圣乐"在大街上游荡不许宰杀等，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无经济效益的行为；哈里斯则认为有自然的道理。猪肉是一种可口的食物，能量转化率非常高，但猪不爱动，喜欢潮湿，而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干旱草场的载畜量有限，要经常迁徙，若喜欢上猪肉的话，老百姓就不愿迁徙，就会危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猪肉先变成贵族的奢侈品，价格昂贵到大众无法消费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禁忌。因而，禁食猪肉在干旱的游牧地区是生态经济约束下一种合理的文化制度安排。为此，哈里斯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推广马克思主义学说到文化人类学(Harris 1980)。

马克思讲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说过，人们必须首先要解决吃、喝、住、穿等物质生存的必需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 1883)。文化人类学进一步推广，认为物质生存(生态、人口、技术等)决定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态。挪威的经济学家Boserup 对人口在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作了研究(Boserup1965)。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Perkins 1969)。而她发现一些传统经济已有了新的农业技术，但不能推广，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要到人口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迫使人们采用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压力还是一个起促进作用的变量。从技术、人口、生态对历史和社会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引起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家的兴趣。

以前做历史研究的人，一讲历史，就变成政治史了。讲一些伟大人物、宏伟的战争等。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贡献是：从微观历史角度研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人口的增长、技术的演变，对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Braudel 1979)。布罗代尔本人受了马克思很大影响，也想推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往下和往上推广马克思主义。往下，决定经济基础的是物质生活，注意当时人们的食、住、交通、通讯，如何影响了社会组织和历史进程。很多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在人们研究了这些历史微观层次以后，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行为就大感自然了，这就大大加深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理解。年鉴学派从七十年代起，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潮流。从物质往上，如马克思和新古典学派一样，研究生产和交换内容，而年鉴学派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则不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布罗代尔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把第三个层次的资本主义叫做世界系统。资本主义是个世界性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是世界上几个文明中心互相冲突的结果。不存在什么平等竞争的神话，而是处在中心的地区剥削边缘地区(Wallerstein1974)。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扩散模型，只讲科学技术从西方往四周传播，最后一切差别消失，达到均衡。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反应扩散模型，几个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产生新的文明，中心不断转移，是非均衡多样化的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世界观发源于物理学中从古典平衡态热力学到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发展。古典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熵(无序)永远增大，差别重要消失，生命总是要死的。一个孤立的系统，在一个环境里总有趋同性，趋于平衡。这样，世界上的所有秩序会被瓦解，这与社会、生物界的演化现象是矛盾的。生物演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多种物种共存，世界是多样化发展的。如果服从古典经济学或热力第二定律，全世界成了均匀一样的单调世界，而这是不可能的。生物学的观察对古典物理学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如何解释多样性的起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为首的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的见解是：演化只能在一个开放系统中产生，而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与封闭系统中如晶体那样的平衡态结构(equilibrium structure)是完全不一样的(Prigogine et al. 1972, Prigogine 1980)。耗散结构是一个动态结构。人类每天需要输入能量，接收信息流、物质流进行能量交换等，一旦停止吐故纳新，生命就将会死去。生物就是在这样的开放系统支持下，才产生演化的。生命起源的概率决不是高斯分布，而是概率几乎为零的偶然事件。但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滚雪球似的自催化反应，打破旧结构，产生新组织，从而驱动整个系统趋于远离平衡，形成耗散结构。从非平衡态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发展为今天的复杂系统论，从方法论上对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产生很大影响。

认知心理学的皮亚杰学派提出思维和大脑结构在儿童发育阶段的相互作用论一即认知发生学(Piaget 1971)。抽象思维能力例如体积概念的产生不是生来就有的, 而是儿童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从学习中获取。普里高津在和皮亚杰的对话中，打破了马克思关于二元论的划分。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世界是由精神(包括文化)和物质、自然环境等因素多层次相互作用下的一个历史演化过程，在某个阶段上，环境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在另一个阶段上，人类的创造性(科学和宗教意识)反过来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就成为不可逆过程，留下历史烙印，进入社会的文化遗传密码，使现在的世界较前人更丰富和多样化。生态环境、技术和文化、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其实和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非常相近，只是文化的反作用更多地通过群体而非个体来产生影响。

现在来回答李约瑟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Needham 1953)？按以前的决定论(历史必然论)的说法，所有国家必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说认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也会产生科学和资本主义。他们似乎认为，任何文明中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概率是类似的。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结论相反，中国产生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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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4 11:51:0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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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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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